发展经济学 姚洋 f.82.199-2007-3-26-23-33-12

发布时间:2012-12-17 12:54:10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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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二元经济结构

一、 剩余劳动力的概念

1. 剩余劳动力的定义

按照刘易斯的定义,剩余劳动力指的是边际产出为零的劳动力。即把这些劳动力移走不会降低农业产量,增加这部分劳动力也不会创造更多的农业产量。

图的上半部分中横轴代表农业劳动力数,纵轴代表农业产量。农业的生产函数:,下半部分中横轴代表劳动力数,纵轴代表劳动力边际产出(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在原点附近边际产出非常高,趋近于无穷大,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慢慢减小,在边际产出为零。以外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

如果农业的劳动力边际产出是零,农业劳动力市场是完备的,那么农业劳动力的工资应当是零。为了解决这个逻辑上的缺陷,刘易斯制造了制度工资(或称为生存工资)的概念,用代表。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等于对应的劳动力数为。从图中注意到,之上每增加一个劳动力,其边际产出都小于之间的劳动力称之为隐蔽性失业。

关键是如何解释制度工资的存在。刘易斯认为由于存在生存伦理,必须保证所有的人不至于饿死,所以可以把看作所有人的平均产出。但是这样定义制度工资,无法推导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

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劳动力,投入之后不带来一点产出?如果问这个问题就很难坚持剩余劳动力存在,因为这不理性。这里要区分劳动时间和劳动力人数,劳动时间的边际产出为零是说不通的,但增加一个劳动力不会创造任何产出,或移走一个劳动力不会减少产出是有可能的。产出不会减少是因为存在劳动的分摊,比如说本来三个人干的活,把第三个人移走,由两个人干产出不会下降,只不过剩下的两个人每个人要干的更多一些。

2. 森(Amartya Sen)的改进

假设没有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封闭经济。这意味着劳动力只能在家庭内部工作而不能雇工或为别人打工。家庭内部的生产函数:定义为家庭的总劳动力时间。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劳动力的人数。设有个家庭成员个劳动力,每个家庭成员的消费是劳动力平分劳动时间每个劳动力的劳动时间为每个家庭成员消费的效用每个劳动力的劳动负效用

不考虑家庭内部谈判,假设家庭是一个计划单位,由家长决定每个劳动力的劳动投入以最大化全家的净效用之和:

这是一个无约束的最大化问题,一阶条件:

劳动时间的边际产出

5.3式左边是劳动投入时间的边际产出,这也可以看作是劳动的边际成本。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下边际成本应当等于市场上的工资,这个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封闭经济中没有工资,但是可以把5.3式右边看作工资,也就是所谓的影子工资。影子工资度量了一个劳动力工作时的付出或者说是对一个劳动力来说时间有多宝贵,是一个内心的评判标准。

森认为在一定范围内影子工资不变(影子工资还可以看作劳动的真实成本)。这指的是,在一定范围内,劳动时间的增减不影响影子工资。这意味着,如果增加,也就是全家作为一个单位多劳动一些,而影子工资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即使增加劳动力投入,每个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仍然不变。反之也意味着,可以移走一些劳动力,而影子工资即劳动力的真实成本不变,而不会出现产量的降低。总劳动时间不变,不同的是剩下的每个劳动力的增大了。这些可以移走而不会影响产出的劳动力就是剩余劳动力。

对一定范围内影子工资不变的解释:当投入劳动小于时,消费的边际效用和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保持不变。这是因为在收入很低时,边际效用递减是不成立的。比如一个人一天吃一斤粮食,但是他没有吃饱,如果让这个人吃一斤半粮食,他的边际效用不会下降。在低收入情况下,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也不会增加。所以在不超过的范围内变动,不会影响影子工资。

3. 所谓的自我剥削

如果影子工资在一定程度上不变,而且影子工资很低,农民会愿意在家庭内部在土地上投入很多劳动力。在农村可以观察到农民闲不住,几乎任何时候都在工作。农民的时间成本很低,也就是说农民的影子工资非常低,而且增加劳动投入不会使影子工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的增加不会导致的增加,农民陷入了所谓的自我剥削。这个概念由恰亚诺夫在《农民经济组织》一书中首先提出。

自我剥削的应用:分成租

地主为了剥削佃户,把土地分成很小的块。佃农拿到的土地越小,越倾向于自我剥削。因为佃农除了地主租给的地外在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为了养家糊口,佃农会拼命的干活。在分成租下,佃农工作得越努力,地主得到的收益也就越大。这个例子不是单纯的市场交易,交易当中涉及到权力power)。在这个例子中,地主由于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具有权力,地主提供一个“take or leave”的合约,佃农如果没有其他糊口的选择,就只好接受。这里有趣之处在于地主实行这个权力会导致社会产出的提高,只不过多生产的粮食都被地主占有了。所谓达到社会最优不涉及权力而只有自由交换在这个例子里面是说不通的,在这里,权力辅助了社会最优的达到。

二、 工业劳动力的无限供给

1. 刘易斯模型

横轴代表劳动力的数量,劳动力在工业和农业之间进行分配。图中上半部分纵轴代表工业部门的工资,下半部分带表农业产出。

假设开始时社会是一个完全农业社会。可称为有效劳动,可称为剩余劳动,其边际产出为零。存在制度工资,根据刘易斯的说法,只要劳动的边际产出小于制度工资,就存在隐蔽性失业。在此基础上考察工业劳动力供给情况。如果工业吸纳的劳动力来源于多于的部分,那么只要付比多一点点的工资这些劳动力就会全部转移到工业中,因为这部分劳动力在农业中的边际产出是零。故到为止工业劳动力的供给曲线是一条完全弹性的条水平线。当这部分劳动力都转移到工业后,工业部门如果再从农业部门中汲取劳动力 ,农业总产出会下降,边际产出会上升。但是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的供给曲线还是一条水平线。原因在于这部分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小于,在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是进入工业部门的机会成本。由于边际机会成本小于,所以在工资水平上,这部分劳动力会继续涌入工业部门而不会要求提高工资。但是如果工业要继续吸收中的劳动力,工资必须上升。因为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大于,而工资水平至少要达到农业中的边际产出才能继续转移劳动力,支付不足以转移。

左侧的劳动力需求曲线是完全弹性的,这就是所谓的工业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李嘉图模型中劳动力的供给曲线是一条无限弹性的水平线,工业扩张但是工资水平不变,这也就意味着所有剩余都被工业部门占有,所以工业会经历快速的增长。刘易斯模型也受到罗根斯坦·罗丹的启发。在只有农业,没有工业部门的初始状态下,不存在工业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也变得没有意义了。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经济的起飞呢?一个办法是举办公共工程,通过公共工程比如道路的修建,使私人工厂的成本降低,使其更容易建立,以达到经济起飞的目的。

转折点(turning point),在达到转折点之前,农业除了劳动力减少外没有任何变化。但是达到转折点之后,农业的收入不再是,农业收入增加,整个国家如同起飞了,所以转折点也叫做起飞点

附:制度工资的来源:

1) 政府的规定。比如政府规定制度工资为全国人口的平均粮食拥有量。问题是有剩余劳动力的时候,制度工资不变。但是越过粮食短缺点后,由于农业总产出减少,平均粮食拥有量下降,不足以支撑先前的制度工资水平。

2) 农业人口的人均粮食拥有量。这个定义也有问题,在粮食短缺点之前,农业人均拥有的粮食量就开始增加,制度工资上升,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也就不会是完全弹性的水平线,也就不会有劳动力的无限供给。

3) 森的理论是否可以推导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因为粮食产量没有下降,农业中剩下的人均拥有的粮食量也在增加,所以也无法推出水平的劳动力曲线。

从理论上说,要推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一个简单的办法是假设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变。只要农业存在,工业的制度工资就可以一直维持在不变。直到所有劳动力都转变为工业劳动力,工资才开始上升。(图)这时工资上升的意义是,假设还存在劳动力,所要求的工资要提高。

即使有剩余劳动力,工业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也不一定是一条完全弹性的水平线,还是有可能是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这取决于农村的分配情况,即是否存在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取决于农村的收入分配机制。如果农业产出被平均分配, 即使有森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也不能产生水平的工业劳动力供给曲线。所以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除非存在真实失业,真实失业是说在现有劳动技术和资源禀赋下,绝对的失业,即使分摊劳动也不能使这个劳动力有工作。如果存在这样的人,移走一个劳动力不会影响农业中剩下的人的平均产出。但现实中这种情况很难存在,一个人在农村什么工作都找不到是比较少见的。

2. 兰尼斯-费景汉模型

2.1 兰尼斯-费景汉的三阶段论:

第一阶段,剩余劳动力阶段。对应于上图中以外部分,此时劳动力的转移不影响到产出。第二阶段,粮食短缺阶段。对应于上图中的部分,对应于图中的粮食短缺点,因为超过这点后每移走一个劳动力都会减少粮食产出,从而粮食供应下降。第三阶段,起飞阶段。对应于刘易斯模型中起飞点以后的阶段,整个经济开始起飞。受到较大关注的是第二阶段,即粮食短缺阶段。如果产生粮食短缺,从李嘉图模型分析,在资源约束的假设下,需求增加、雇用工人增多、粮食价格会上升,会阻碍工业进一步发展。

2.2 平衡增长路径:工农业同时增长,才能使得工业增长无阻力。

假设初始状态工业工资为,农业工资为,总人口为。在工业工资为时,工业雇佣的劳动力数量为,农业雇佣的劳动力数量为。假设由于资本积累或技术进步,工业的边际产出曲线外移。工业劳动力增加至,农业劳动力减少至。如果农业技术水平不变,农业总产出将下降,从而导致农产品价格提高,农业工人的边际产出被人为的提高,农业工资相对于工业工资上升,将不利于工业发展。平衡增长要求农业产出不能下降,维持农业产出在先前水平的一个途径是农业技术进步,也就是说在工业发生资本积累或技术进步的同时,农业必须有相应的资本投入或技术进步。这提示我们,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之一是提供充足的粮食。

工农业间的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当农产品产量下降的时候,农业的贸易条件相对于工业来说改善,因为农产品更贵了,工业无法继续吸纳劳动力。

三、 中国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

农村人口增加了很多,产出情况:

元:1980年不变价

1952

1957

1965

1970

1978

1984

1987

平均产出

302.5

319.2

258.0

269.8

333.0

461.5

471.9

边际产出

45.4

47.9

38.7

40.5

49.9

69.2

70.8

从表中得出结论是:

1) 绝对的剩余劳动力不存在。因为平均产出和边际产出都在增加。这里的增加是由技术进步或资本积累带来的,人口的增加会带来边际产出的下降,但由于技术进步率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所以能保持平均产出和边际产出的提高。

2) 低端工人的真实工资增长缓慢。比如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真实工资增长较慢,因此近似于工业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在判断是否接近劳动力无限供给,仍需要通过考察真实工资是否变化。

3) 近几年可以观察到工人的工资在大幅度提高,是否说明经济已经到达了转折点?从模型来看,要到达转折点首先要过粮食短缺点,但是还有三亿人就业于农业中,而农业总产值只占GDP总值的12%-13%。在现有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估计三亿人减少一半也不会对农业产值有影响,因为现在农业生产依赖于劳动力的程度不高,更多依赖于化肥等现代要素投入。这与技术变化也有关系,因为技术水平提高时会替代一部分劳动力,使得劳动力多余,因此如何定义剩余劳动力也有影响。没有过粮食短缺点就说到达了起飞点是不合适的。而且,现在是一轮经济周期向上走的阶段,看到目前工资上升说已到达了起飞点还为时尚早。这还和政府粮价直补有关系,粮食直补政策刺激农民回乡种田,从而也对工资上涨造成压力。所以要判断是否到达起飞点还要等一等,看工资上涨是由经济周期造成的还是长期因素造成的。

四、 剩余劳动力和经济增长

如果剩余劳动力能导致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就有可能克服巴拉萨效应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从而保持出口竞争力。

1. 巴拉萨效应

一个观察:可贸易品的技术进步率远高于不可贸易品。

在一个开放经济中,如果可贸易品技术进步率较高,假设工资不变,每个工人创造的产值就提高了,所以工厂就会多雇佣工人。从而可贸易品的产量增加,贸易盈余增加。贸易盈余增加会导致本币的名义升值和不可贸易品的价格上升两者至少一个发生。如果没有干预,贸易盈余最终会回到零。不可贸易品包括劳动力,原材料等。劳动力工资上升是不可贸易品价格上升的一个重要现象。

2. 剩余劳动力压低工资

如果存在持续的结构转型,存在持续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业,劳动力的价格增长就不会很快。现在工业工资相对于农村收入很高,存在很大的势差,在这种情况下,剩余劳动力压低工资。这至少部分地抵消不可贸易品价格上涨,使出口竞争力得以保持。总的来说,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起到了人口势差的作用。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由中西部向沿海地区流动,一波一波的人口流动可能会保持我国比较长时间的经济增长。最近十到二十年,就业还是一个很大的任务,政府政策还是要为解决就业考虑,人口还是要适度的控制。势差保持十到十五年还是有可能的。

五、 如何看待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

1、 成因

首先想谈的是二元结构如何形成。中国的二元结构的最大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高达3.4倍。另一种差距少被涉及,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差距也非常大。譬如,农村若不算新型合作医疗,享有医疗保险的人则低于10%,基本没有养老保险;在教育方面,城乡差距也很大。因此,这种城乡二元结构是全面的,不仅仅表现在收入上。

形成这种二元结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中国在1978年的城乡收入差距即为2.7倍,已是当时世界第二高,第一为津巴布韦,而目前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最高城乡收入差距国家。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有意隔离城乡,大部分投资被引向城市。不过当时收入差距在增加,健康、教育等方面的城乡差距的确在缩小,譬如农村的文盲率大大降低。第二,自然条件差异也是引起城乡差距的原因。中国地区之间的差距很大,越到西部,城乡的差距越大,中部则较小,部分是因为西部地区农村的自然环境就很差,譬如在贵州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亭”的说法。如此的自然环境下,若只靠农业收入增长则必然发展很慢。第三个原因是市场。市场本身就有聚集的效果,将人力物力资源都引向城市中,规模经济使得所有东西都变得更便宜、更有效。好比在孟买,人们情愿住在城市里的贫民窟中,也不愿意留在家乡。市场有分化的作用,虽然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化的过程和功绩不应被抹杀,但我们的确应该看到市场对城乡差距的扩大是有作用的。第四,农民的政治弱势。譬如在人大代表中,农民的代表人数完全不成比例。在政治学中有一个定理,称为“歧视大多数”(bias against the majority),这是因为少数的人较易组织起来。在欧美国家以及日本,农民虽少但权利特别大,譬如农产品贸易的问题一直谈不下来,在WTO或是多哈回合中都很困难。农民人数少,容易组织起来后游说立法者;反之在中国,农民占人口大多数,但组织很差。政治行动中永远存在“搭便车”(free-rider)的难题,更不用提无数分散的小农的组织成本异常高,反倒是城市较易被组织,且城市居民的声音更易被听到,网络的作用也很重要。

在此问题上,不妨比较中国和印度。后者的城乡差距只有2倍左右,比中国低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印度的农民较易被组织,形成一种政治力量,比如国大党最近一次上台就是很明显的例子。瓦杰帕伊领导的人民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执政成绩很好,在2003年因为经济增长高达7%,因此于2004年提前大选,结果却被选下来了。正是因为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没有给印度农民提供足够多的利益,最后国大党也是赢在农民的选票上。他们上台后立马通过一个法案(Employment Act),政府保证给每个人提供工作。这完全是民粹主义的态度,在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中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在很多方面农民能够得到政府所给的实惠,因此城乡差距较小。在中国缺乏这种农民的代表机制,农村经常被忽视,也是一种必然结果。

当然中国目前的体制受历史的影响,新一届政府已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这并不是一种民粹主义,而是一种“补课”,只是把计划经济时代中建立起来的东西给废除掉后的一种补充。

2、 如何看待

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农村工业化并非可行之路。当年的农村工业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整个市场上的消费品非常奇缺,因此农村凭借制造小商品便可生存。目前积聚效应变得格外重要,九十年代农村工业化的扩散就基本停止了,集中在沿海地带,并未向中西部扩展。这是因为现在分享市场需要技术和信息,在农村这种分散的条件下不太可能。

其次,户口开放能够使得部分农村人口迁移进入城市,肯定是有作用的。但我们需要认识到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即使城市化率达到70%,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剩余的30%将近四亿人仍旧会留在农村,因此城乡差距依旧会很大。户口开放只能部分抵消上述差距。那些已进城的人的收入水平也不会太高,农业中心的宋宏远所作的一个调查表明,80%的进城农民未达到初中水平,若把他们算进城里的人,也只是把城市人均收入给拉下来,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

因此,解决城乡差距,关键需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包括医疗卫生、教育以及其它公共设施。新农村建设需要完成三个转变:首先是指从单纯农业向多样性农村的转变。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中国一直强调农村即农业,就是给城市提供粮食的。农村的居民一直被定义为农民,但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凭什么生在农村的人就应该种地?没有这种道理。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中国农村已经开始多样化,工业出现、市场发展。现在来看,不光光是农村不等同于农业,且需要强调农村不等于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我们需要把农村看作一个真正可以生存的地方。第二个转变是指从穷山僻壤向体面农村的转变。此处,体面(decent)的含义很广,体面生活的标准亦包括很多方面,在多数农村地区都达不到。在农村什么都缺,仍有一亿多人喝不到纯净水,更不用说可用的室内厕所。没有下水道,污水就横流;没有垃圾处理措施,生物、化学污染不断增加;必要的社会保障也很缺乏。因此目前的农村不是一个可以提供体面生活的地方。第三个转变是指从原子化社会向良序社会的转变。农村社会的原子化在中西部底部表现非常明显,根本没有人去管。发达地区因受惠于集体管理公共资产、土地出租盖厂房等政策,集体资产被控制后能够被更好地使用,且老百姓更关心这些资产的使用。而在中西部,村里什么都没有,就没有人去关心;越没有人关心,组织就越涣散,最后只能地痞流氓当道,赌博成风。比如,湖南农村的六合彩赌博几乎把人都逼疯了,大家都不知道有谁赢过,但所有人都疯狂购买,以致倾家荡产。因此,向良序社会的转变是很必要的。

总结起来,农村应成为“低度发展、高度和谐”的社会。人们无法指望靠农业将来提高人均收入,而在农村发展工业所带来的污染得不偿失。与其那样,我们不如保持一个低度的发展,但是建立一个真正可以居住的农村。中国仍要允许农民自己选择进城或待在农村,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城市化也许不会像欧美那样90%的高度城市化,也许最后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均衡,70-80%的人口住在城市,其他人住在农村,享受一个较好的环境。如何看待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中更重要的并非收入差距,这种差距很有可能会长期存在,而是应该更为关注如何提高农村居民的能力。此处“能力”来自Amartya Sen的说法,指的是功能的组合,即人们能够做什么事情。在中国,至少本届政府以前对农村的态度基本就是放弃;若加强农村的社保和教育等各方面,使得农民有自己的能力爬上社会的阶梯,城乡的二元结构才会逐渐转好,这是根本的解决办法。目前我们常说需要对农村的年轻人进行职业教育,这是很必要的。那些人已然成为劳动大军的主力军,已没有多少城市毕业生还愿意去做工人。社会无法接纳太多白领,却没有人愿意去做技术工人,因此这些岗位只能空出来给农村人口。如何提高农村年轻人的教育水平,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2ddad6e3172ded630b1cb6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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