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逃情到逃禅 - 宝玉形象的真实内涵及文化意蕴》文献综述

发布时间：2018-05-18 18:53:20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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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逃情到逃禅——宝玉形象的真实内涵及文化意蕴》文献综述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作为全书的核心人物，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长期以来，有关贾宝玉的相关研究，一直是《红楼梦》研究的焦点。由于贾宝玉研究牵涉到红学诸多方面的问题，如作品主题、作者归属等等，因此，所有《红楼梦》的研究，又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贾宝玉形象的探讨。如此一来，有关贾宝玉的研究就成为《红楼梦》人物形象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一环。本文拟从论文所涉及的方面入手，梳理有关贾宝玉研究的概况，以为论文的写作提供参考。

一、关于贾宝玉“叛逆”性格的研究

在用“叛逆”这把尺子来衡量贾宝玉时，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贾宝玉是他的时代的叛逆”[1]。吴组缃认为，贾宝玉不但是“自己阶级的叛逆者”，而且“日益发展了他的进步思想”，虽然“许多贵家公子的恶劣习气和腐朽观念，最初贾宝玉也同样沾染了”，“但随着在生活环境中他所面对的重大事件给予的刺激和教育”，“他的思想品格里一些腐朽恶劣的东西就慢慢减少了，清除了”，在他的“思想性格中民主主义因素已经具备规模”，可以看做一个“新人的典型”。[2]何其芳认为，贾宝玉“对于一系列的封建制度都不满和反对。他反对科举、八股文和做官。他违背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他讨厌封建礼法和家庭的束缚。他把四书以外的许多书都加以焚毁，那当然包括许多封建统治阶级极力提倡的著作。这样一个大胆的多方面的并且不知悔改的叛逆者，是不能得到赦免的”。[3]冯其庸认为，曹雪芹塑造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是这个封建大家庭的孽子贰臣，是这个家庭的叛逆，是从这个腐朽的封建大家庭中分化出来的异端分子”；“他们的叛逆思想和叛逆行为，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思想界的先进思想和斗争精神。可以说，他们是一对洋溢着18世纪中期的时代精神的典型。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起到了启蒙的作用”。[4]

首先打破“叛逆说”一统天下局面的，是起庸的《贾宝玉是叛逆吗》一文。起庸认为：“历史上的叛逆，总得有点进步的政治理想，有点愤世嫉俗的行动，对于和他的自由倾向相抵触的事物敢于抗争的。宝玉却没有，最多只有一点内心不满和行动上的逃避而已”；而宝玉那些反对科举、反对忠君的言论，“是不自然的，仿佛是作者在出面替他说话。宝玉一生在香闺中过着风月诗酒生活，从来不接触社会，不留心政治，根据什么反对科举？只在他老子客厅里见过几个清客，听到一点酸腐的言谈，怎么能够洞察‘国贼、禄蠹’之害？他之对贾雨村有反感，也不像是针对那贪官的罪恶，只是看不惯那种官场的俗态”，“一般说来，作为一个公子哥儿，宝玉是善良的，不同于淫滥、薄幸之辈;但也有些地方，他和那些纨绔子弟并无两样。例如调戏了金钏，又甩手溜掉，致使金钏受辱自尽”；再如“他和冯子英、薛蟠等人相聚吃花酒，就和狭邪小说所写的才子无甚区别，不大像个叛逆。如果说不爱读经、无意科举的人就是‘叛逆’，那么那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之徒，那些专以吃喝嫖赌为务的浮浪子弟，岂不都成了‘叛逆’了吗？”“宝玉出家，似乎是他叛逆的高峰，但这仍然是逃避，不是抗争。佛祖出家，是有济世之志的”，“宝玉‘志’在哪里? 只想到自己的风月繁华生活不能延续了，就愿意化为飞灰，随风飘散，或者让姊妹们的眼泪冲去，落入东洋大海……这算个什么‘叛逆’之志呢？”“总的看来，作品所写的宝玉，确有爱自由的率真性格，不以富贵骄人，不尚虚伪，更无机心，是个宽厚善良的公子哥儿；但与桀骜不驯的人物相比，还不是一个类型，很难走上真正的叛逆之路。名之为‘叛逆’，是过奖的”。[5]

此后，刘操南、汤艾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贾宝玉“无事忙了一十九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穿衣吃饭，都仗别人，连倒一杯茶还要让人提醒，仔细烫了手，真是啥都不会干的一个膏粱子弟”，“赦、珍、琏、蓉一流，肉欲淫威，人所易知，人所共恶。惟独宝玉‘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不特迷惑了当时局中人，还迷惑了后世的读者。赦、蓉诸人，可算顽劣，是这个官僚门阀长期‘熏陶’、‘培育’出来的轻薄子弟。宝玉之顽劣，却其实千百倍于此曹者。他所玩好者都是‘既悦其色，复恋其情’，出类拔萃，极其高级的品物，包括物化了的闺阁中人，只是书中写的极为雅驯罢咧”，“游戏人间，宝玉擅于这样精致的淘气，难道这里能嗅出有什么反封建的味道吗？”[6]

随后，王蒙著文，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似乎是，把宝玉说成封建社会的叛逆，评价太高了。他的一些行为如逃学、厌恶读经、不思功名进取，一是弄性常情，二是贾府的潮流”，“贾宝玉的表现，实在是整个贾府子弟、贵族子弟的消极颓废的精神面貌，寄生享乐的生活方式，严肃的尊卑礼教掩盖下的腐烂堕落，以及升平、恢宏、四世同堂五世其昌的家族共同体中的各怀鬼胎、互控并共挖家族共同体墙脚的这一大潮流大趋势的组成部分”；“贾宝玉是出类拔萃的”，但“他的基本表现并未超出正在没落的贵族公子哥儿的范畴”。[7]这些观点无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阅读视角。

二、贾宝玉的女儿崇拜

谈到贾宝玉对女性的态度，大多数学者持肯定态度。

王昆仑在《贾宝玉的直感生活及其归宿》中明确指出，贾宝玉具有女儿崇拜，他“在任何场合都能独特而深彻地去探索着女性的情感，而自然地发生共鸣”，他“对女儿们的普遍好感，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对他的所处环境来说是一种反抗，对自己的精神世界来说是一种寄托”。[8]

楼霏认为：“贾宝玉的女儿观及对女儿的情感是他性格的焦点和核心，全面而深入地理解他的女儿观、女儿之情是全面而深入地理解贾宝玉形象的关节点”，“贾宝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把大观园中的女儿们看作真善美的化身，当作人生理想和理想人格加以追求”，“有了理想和信念做支柱，宝玉的女儿之情就显得厚重而深沉、庄严而崇高”[9]。何永康、黄立新都认为贾宝玉的女儿之情中有“欲”的成分，但这种欲并非罪恶，而是正常的人性，是“对‘存天理，去人欲’封建伦理的挑战”[10]，“其主要特征，不表现在对肉欲的追求，而是表现在对众女儿的同情、体贴或敬羡方面”[11]。

20 世纪末，由于西方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引入红学，有研究者致力于对贾宝玉的内在人格探索透视，从而提出了一些新颖独特的见解。徐振辉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探究贾宝玉的女儿崇拜心理，认为“宝玉的这种女性崇拜固然有他厌恶男性污浊的后天认识因素，更有神话原型中带来的先天情感因素。这种先天因素，正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长期积淀，它本可以产生在所有人的心里，而在既灵又蠢的宝玉身上则不过反映得尤为突出罢了”[12]。段江丽认为，贾宝玉的所谓“意淫”，“不是纯真无邪的感情，也不是博爱或柏拉图式的爱，而是潜意识中对具有性吸引力的美丽女性的一种性情绪，在‘超我’的克制之下，最终完成性的升华，将潜意识中的自私满欲的驱力提升转化为体贴、同情、怜悯”[13]。

三、贾宝玉的出家及庄禅思想

关于贾宝玉的出家，有人认为宝玉确乎“看穿一切，抛弃一切”，“得着解脱了”，虽然这是“极不自然的办法”，但大多数论者认为，出家并不意味着宝玉对佛门的皈依。

林冠夫认为宝玉的出家“实际上只是‘出走’，只是表示与他的家庭决绝”，他的出家，“并不属于思想上的皈依”；“反佛和出家，这是一种矛盾，但在贾宝玉这个具体人物身上，却又是统一的”，“这种矛盾性和统一性，正是曹雪芹世界观中存在着矛盾的体现”。[14]

刘敬圻则认为：“贾宝玉不是老庄一派。他没有从根本上接受与领悟老庄哲学，他不能像老庄那样冷峻地看待儒家与洒脱地对待人生”，但他“确有通向老庄的悟性。他欣赏老庄的虚无逍遥和无为”；总起来说，他“对老庄思想的亲近还徘徊在总体的感性观赏与部分的浅浮领会阶段，属于‘前老庄’情思”。[15]

白先勇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宝玉的出家。他认为宝玉的俗身“化在蒋玉菡和花袭人身上”，因而“宝玉出家，佛身升天”，蒋花二人“结为连理”，“二者相辅相成，可能更近乎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佛学与儒学，出世与入世并存不悖”。[16]

四、贾宝玉性格的哲学内涵

从不同的视角注视贾宝玉性格的不同侧面，研究者们眼里的贾宝玉各具内涵。徐子余从审美角度出发，认为贾宝玉“忠实于自己幼年时期的性格，从审美感受的出发”来诋毁“传统的人生道路”，甚至“对于‘忠’这一最高封建道德的否定，也是从审美评价和道德评价出发的”；而“贾宝玉（还有曹雪芹）的‘卑’者褒之，‘尊’者贬之的审美评价，也是徐渭以来以女‘压’男的审美意识的发展”，并且“升华到上古以‘水’为‘上善’的审美意识所要求的高度”。[17]单世联着眼于贾宝玉对“真我”的肯定与追寻，认为“以孔孟为正宗的儒家学说的主题就是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而这种统一的基础是“个人必须绝对无条件地服从社会”，人们将在社会规范中失去真我，中国传统“天—道—人的本体模式遏制了向人性深处的开掘和体验，贾宝玉的忏悔，就在这封闭的模式上打开了缺口，成为中国文学中第一个分裂、破碎的自我”，“贾宝玉对自我的追寻及其对社会规范的否弃，具有明显的历史规定性。但是，他对真正人的生活的向往却是一个有着普遍而永恒意义的课题”；“从社会规范中分离出来，寻求自我的真实存在，最后又否定此世的生命存在：这就是贾宝玉的心灵历程”。[18]与单世联观点较为接近的还有严云受的《论贾宝玉性格的矛盾性与时代性》、鲁德才的《贾宝玉理想人格的探求与超越》、刘敬圻的《贾宝玉的生存价值的还原批评》、付丽的《贾宝玉正邪两赋人格对儒家人格的背离与超越》等。他们的不同点在于，严云受强调宝玉对个性、自由追求的热烈、坚定，认为即便是“贾宝玉的悲观情绪和虚无主义，也同没落阶级的悲观绝望是根本不同的。在贾宝玉的喟叹中，我们分明能够感受到对于生命、青春的挚爱，对于个性自由的理想的热情”。[19]鲁德才分析了贾宝玉追求个性自由过程中的局限，认为贾宝玉“具备历史上创造性人物敏感、幻想、怀疑、审视事物的天赋，却缺少创造性人物的特殊素质和行为。面临僵化没有生机的传统，没有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思想武器作为‘支援意识’，最终走向庄禅的虚空”。[20]刘敬圻注意到，在贾宝玉的思维中“跃动着崭新的生存观念：不关注留名青史，不关注长生不老，不关注善修来世，而只是执著地探寻一种宽松宽容宽和的生活空间，和一种充满温情的、不受打扰的、宁静无痕的死。这是关乎生命质量的前所未见的价值追求。它产生在背离传统价值期待（虽不彻底)）与尊重个性舒扬（虽不高亢）的结合点上”。[21]付丽侧重于贾宝玉“正邪两赋”文化人格对儒家人格的背离，认为“相对于魏晋人格狷狂式、无为式的‘任自然’，贾宝玉的‘情痴意淫’，意味着一种新的人格价值取向的出现，从而为异端于传统的个体人格，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开出了情为根性的精神家园”。[22]

综上所述，有关贾宝玉形象及其内涵的研究，研究者都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这一研究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贾宝玉形象的研究，正逐渐由其外表的探寻走向对其精神实质的拷问。这一研究理念的转变，给贾宝玉形象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我们的研究即以此为切入点。在以后论文的撰述中，我们力图在综参诸家见解的前提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贾宝玉形象的内涵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蕴，以期探寻《红楼梦》的真实内涵。

参考文献

[1]金果.杂谈《红楼梦》[J].野草，1943（5）：10.

[2]吴组缃.论贾宝玉典型形象[J].北京大学学报，1956(4)：12.

[3]何其芳.论《红楼梦》[J].文学研究集刊，1957(5)：30.

[4]冯其庸.千古文章未尽才——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20 周年而作[J].红楼梦学刊，1983（4）：20.

[5]起庸.贾宝玉是叛逆吗[J].晋阳学刊，1981（6）：18.

[6]刘操南，汤艾.贾宝玉的积尘[J].温州师专学报（社科版），1983（1）：16.

[7]王蒙.贾宝玉论[j].红楼梦学刊，1990（2）：40.

[8]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3，87.

[9]楼霏.论贾宝玉的女儿观[J].红楼梦学刊，1995（3）：64.

[10]何永康.试论宝玉之魅力[J].红楼梦学刊，1988（1）：75.

[11]黄立新.论贾宝玉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及其他——与李百春同志商榷[J].红楼梦学刊，1992（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