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郁达夫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出生于浙江的一个普通家庭。三岁丧父，家庭窘迫。兄弟三人，大哥干农活，二哥打工。七岁入私塾。九岁便能赋诗。精通日语、英语、德语、法语、马来西亚语。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著名作品：中篇小说《出奔》《她是一个弱女子》短篇小说《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银灰色的死》。
1902年，郁达夫七岁时，进入私塾，8岁转入魁星阁私塾就读。1904年，郁达夫9岁，改进公立书塾“春江书院”。郁达夫从这里开始正在接触古典文学，特别是对旧体诗和韵文发生了深厚的兴趣。1907年，春江书院改为富阳县高等小学堂，郁达夫也在这时转入了学堂。在这期间，郁达夫遇见了两位教员，其中李问渠，他不仅思想开放，能接受新思想，而且他的诗和经史子学都有很高的造诣，郁达夫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都受到过他的熏陶。另一位是王沛文，郁达夫也深受其影响，一首诗《寄王子明业师居富阳》“况当少小离乡日，更苦陬偶学语初”足见影响之深了。在这段时间里，他刻苦好学，成绩优秀，因此在郁达夫13岁时（1908年），受堂长和知县的提拔，跳班升了级。正因有如此深厚的学业基础，因此在小学毕业时，他已经能够阅读家里一只开禁的书箱里的《石头记》和《六才子》。1910年考入杭州府中学堂（与徐志摩同学），后又到嘉兴府中学堂和美国教会学堂等校学习。因参与学潮被校方开除，次年春改读蕙兰中学。1913年，9月随长兄郁曼陀去日本留学。1914年7月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毕业后被分发至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三部。1916年改读法学部政治学科。1917年7月毕业，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1921年6月，郁达夫和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组织成立创造社，担任《创造季刊》、《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编辑，同年10月，出版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由此奠定了郁达夫在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地位。1922年3月，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归国。5月，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7月，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发表。1923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底返沪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 《洪水》半月刊，发表了《小说沦》 、 《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1928年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12月，小说《迟桂花》发表。 1933年4月移居杭州后，写了大量山水游记和诗词。1936年任福建省府参议。1938年，赴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 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1938年12月至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写了大量政论、短评和诗词。1942年，日军进逼新加坡，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化名赵廉。1945年在苏门答腊失踪。
要想了解一位大家，无非是从他的作品了面寻找线索，特别是他的自传。郁达夫是一个情绪化的人物，这也影响到了他的小说创作，在写小说时，他是凭着主观思路去写的，很少顾及到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情节、环境等写作要素，而把大量的主观抒情的东西写进作品中，尤其是对自然景物的描绘，非常的细腻。
郁达夫小说的题材从整体上考察其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自叙传的色彩浓厚，以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为题材，代表作《沉沦》集，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受日本的民族歧视，因而多愁善感，孤僻自卑，有着变态的心理和言行。这类小说大胆的把主人公受压抑的苦闷心理及忧心顾国命运的哀思奇妙的交织在一起，在当时青年中产生了强烈共鸣。
第二类：自叙传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以留学生回国后在社会上的奔波之苦为题材，有《茫茫夜》、《怀乡病者》、《血泪》、《春潮》、《秋柳》等，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处于失业的危险之中，甚至找不到职业，深深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其中少数作品的颓废色彩比较浓厚。
第三类：仍然有强烈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但侧重于“我”以外的其他人物性格的刻画，题材所涉及的社会面比较广泛。
郁达夫的多数作品中的人物，都带有感伤、孤僻、苦闷的病态性格，变态的心理言行，尤其是变态的性心理。另外，作品郁结着沉重压抑的情感基调，少数作品还有比较浓厚的颓废色彩。这两方面表现都是“五四”以后一部分看不清人生方向，找不到正确道路的知识分子心理状态的一种反映。
郁达夫在日本受到过传统教育，在日本遭受民族歧视，还遇到时代思潮与传统教育的冲突。当时，日本正引进西方思潮的民主、科学，包括性心理学。这样郁达夫从理智上认识到人的正当情感包括性心理是正常现象，是属于现代人的意识之一，但在内心深处，中国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对性心理有“原罪”意识，认为男女情感是一种罪恶，强调人们约束自己，继承封建道德规范。这样“原罪”意识不自觉的影响支配其思想行动。所以郁达夫在男女关系上孤僻、压抑，同时由于民族歧视的心理，使郁达夫产生变态的性心理。《沉沦》是他真实情感经历的体现。
《沉沦》写成于1921年5月，是郁达夫早期小说的代表作。作品以大胆的描写，刻画了一个留日学生寻求爱情和友谊而不得以及身处异域而感受到的民族歧视，因此而产生的孤独、忧郁、苦闷和变态的心理状态，抒写了主人公的自卑、屈辱及希望祖国早日富强的迫切愿望。
例如在《沉沦》中经典的独白，感叹。非常有震撼力和伤感之情的名句：
“世上的人又都在那里仇视我，欺侮我，连我自家的亲兄弟、自家的手足都在那里挤我到世界外去。我将何以为生，我又何必生存在这多苦的世界里呀！”。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从这几句话就可以看出郁达夫在东渡日本，来到这一陌生的世界，心里更添了几缕寂寞，这里不是他的祖国，没有了亲人的安慰，受尽日本人的冷漠，竟连中国同胞也远离了他，他常说着要“复仇”，可那毕竟只是一时的气愤，事后想想只能责怪自己，有时也想去同胞那里寻点安慰，可是同胞不理解他那苦闷的心，却骂他是“神经病”，没找到安慰却受到屈辱，使他再也不敢去找那看似一个国家来的所谓“同胞”了。日本人对他的冷漠也常常让他不安，“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到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到那种孤独，还更难受”，日本毕竟不是他的故土，他又能怎能在异国寻到人情的暖意呢？还是失望地离开那群日本人吧，寻一处安静的地儿！可为什么最亲近的兄长也离他而去了呢？为了一些小事儿，竟生起龃龉来，他恨他的兄长，他证明的自家是一个世界上最苦的人，他便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他的身边竟没有一个人了，亲人，同胞，同学都成了他的仇人，他真的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留下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影子，他寂冷得很，因而时常有两滴清冷的泪滑过他清瘦的脸颊。依存着寂寞，常常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既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乘电车，也不知道这电车是往什么地方去的”，没有了归属感，世界忽然变得太大，而竟然没有一处是他的容身之所，常常搬家，住旅馆，可没有一个恩那个被我称为“家”的地方，心灵失去了依托，心灵失去了家园，却只能躲在消瘦的身体里呜咽，精神也只能到处游离。世界对于他来说是冷的，他也孤冷得很，寂寞生寂寞，这大概是他的病因了吧！唯一能给他带来些许安宁的是大自然！
自卑，或许是他较为明显的一个特性，而这生在异国的自卑又源于那不强大的祖国，而因此受尽日本人的歧视和冷漠。爱国情怀在他自然是有的，弱国子民的悲哀又是一重压力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无法移开去，他呼吁“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他挣扎，他也在为祖国挣扎，要寻回那做人的尊严，寻回做中国人的尊严！不再让那日本人嘲笑，再也不受那恶心的屈辱！他的命运一直都与受难的祖国相联系，他没有忘记祖国，那是他的慈母，是他最忠实的情人！
冰冷的雨冰冷了这个世界，冰冷了这间屋子，也冰冷了他的那颗本来就寂静的心，心里有太多的忧郁积在那里，一层又一层，竟压得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没有了这样的勇气，生活于他究竟还有怎样的意义呢？却只能选择“银灰色的死”来了结这沉沦的悲哀。
性格上的种种缺陷造成了他病态的生活，处处生疑，忧郁，而又经常反省自悔，常常是自伤，又常常自慰，矛盾的性格给他带了异常矛盾的生活。“他觉得悲苦的中间，也有无穷的甘味在那里”。
他不甘沉沦，却又不可自拔地沉沦下去，他的身上有太多的因素，内外交织，才使他形成如此这样的一个人。
与其说《沉沦》是一部社会悲剧，不如说它是一部性格悲剧，以“我”的性格，不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恐怕都不会感到快活。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毫不掩饰地揭示了一个恋慕少女的少年内心的情绪躁动。而之所以有文学史上那看似严肃的解读，我以为主要是因为“性”的问题是建国后评论者力图回避的话题，但小说的作者却又是一位现代文学史上无法回避的进步作家，《沉沦》也是一部无法回避的代表作，因此只好借着小说中几次出现的“祖国”字样，将小说的主题拉到“爱国主义”上面，对其中显而易见的“性的躁动”避而不谈了。以我之见，这部小说是一部“私人化”极强的作品，如果说它反映了什么时代进步思想的话，那也只是由于作者对“性欲躁动”和内心隐秘的大胆揭示，所展现出来的，对“个性”自由、解放的强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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