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短篇小说 哦，小公马（作者：邹志安）

【历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短篇小说。哦，小公马（作者：邹志安）

【历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短篇小说。

哦，小公马

（作者：【邹志安】）　　邹志安，陕西礼泉人，中共党员。1966年毕业于师范学校。历任礼泉县小学教师、县文化馆员，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专业创作员、理事、主席团委员。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爱情心理探索》，短篇小说集《乡情》、《哦，小公马》，中篇小说集《心旌，为什么飘摇》等。凭借《哦·小公马》和《支书下台唱大戏》连获第7、8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举跃上全国文坛。（百度百科）

一　　在非常困倦的时候，在感到烦躁，并且知道这种烦躁可能使工作出现差错时，他出了县委大院，走到城外的田野上。麦田青葱蓬勃，油菜花正开，黄与绿形成赏心悦目的鲜明对比。空气在大阳升起后不久就由清寒变成温润。北部的遥远的山峰在整个春季都被薄雾笼罩，蝴蝶与燕子，是春天的活力与生气的使者。

　　郑全章，这个名字毫不引人注目的人物，现在是全县人事权力的集中者，他只有二十九岁。他原来是县团委书记，去团中央干校培训三年，取得学历相当于大学的文凭，在县级机构改革开始的时候担任了机改领导小组的人事组长。现任（不包括由外地调来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们当初的考察材料都经过他的手。目前，他正致力于对部、局一级干部的考察，并且他已经被上报拟任县委组织部部长。大约因为他知道的秘密太多，因而两片薄嘴唇总是紧闭的；显然因为他劳心过度，因而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像四十岁的人那祥。无论谁看到这个穿着不合体的破旧衣服的人在公路上、渠道上、麦地畔子转悠，都会认为他是个生活并不快乐、有一大群孩子（甚至被罚过超计划生育款）的中年农民。只有他的眼睛，是二十九岁的明亮的、固执而强硬的那种神色。昨晚开了整夜会，各调查组的人都有打呵欠的，而他目光炯炯。然而早饭时他无胃口、强迫自己咽了几口馍，就走向田野，他在这里得到短暂的安静、休息和精神补充。回去时，他迅速地沿着墙根走，避开一切人，像从前做地下工作的人那样，分明听到背后有几个人叫他的名字而决不回头，径直回到他的房子。

　　这时县委白书记来找他。

　　这是个新调来的书记，面孔白净，温文尔雅，他的整洁的衣着和他的人事组长的破旧的衣着形成鲜明对照。他显然还不完全了解他的人事组长，也许人事组长在他的眼里，是一个落拓不羁的傲骨峻峥的人物，他甚至不相信这个人只有二十九岁。他总是用含笑的、探询的目光看这个人。

　　“唐副书记刚才来过。”白书记说。

　　郑全章沉默着，只拿白眼睛翻看了一下白书记，他看到了白书记含笑的略带沉思的目光。

　　“他关心马占魁的情况……”

　　“他为什么就只关心马占魁的情况？”郑全章说，脸上有了鄙夷的神色，“他们是儿女亲家，他一个地委副书记就不知道避这个嫌？——真是内举不避亲！”

　　“他说马占魁向地委申诉，机改小组把他的问题审查了半截而扔下来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他要求作出结论。”

　　“这话不妥。”郑全章说，“武斗期间他在一个武斗据点钻过半年，我们一时还查不清楚他究竟干了些什么，但巳经有一个人作证曾见过他背过枪。他在给肥料局买基建地皮时，四亩地皮款，肥料局支出四万元，南关二队账上却只收进二万元，另外那二万元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一个社员因为偶然的机会，在队长窗外听到马占魁和队长、会计商量私分二万元的事，有证明材料在这里。”他指了下他的保险柜。“并且，”他继续说，“马占魁年龄偏大，小学程度，肥料局的工作搞得一塌糊涂，他不是我们考虑的对象。机改工作时间要求很紧，我们暂且不能对他作出结论。”

　　“可是，唐副书记讲了……”白书记沉吟着。

　　郑全章嘴角上露出微笑，注意看了下白书记。

　　“不理！”他说，“谁爱怎么说都可以，但我们按中央的机改精神办事。”他的口气很坚决，因为地委副书记的说情而特别坚决，带着年轻人特有的在这种时候的激愤。“书记，”他转而微笑地看着白书记，“你希望你将来的班子变成一个有力的工作班子呢，还是变成一个陈旧无用或者破绽百出的烂班子？”

　　白书记笑了，但是那细长的眉毛轻微地皱了一下。

　　“这样吧！”郑全章沉思了一下，“这件事情交给我。唐副书记再次过问时，你就说已经向我切实交代了，让他找我。”

　　白书记用聪明的、感激的目光看了他一下，可是还是坚持说：

　　“还是复查一下吧，领导交代了，置之不理不好，你想？”

　　郑全章知道让他想的意思是什么。不按唐副书记的意见办，一定会在别的方面引出麻烦。唐副书记既然能专程来说这个话，也就可能干出别的什么事情。对马占魁的问题复查一下是可以的，但是唐副书记仅仅是要求复查一下吗？——然而郑全章对于无论什么人的不合理的要求决不会答应。当他作人事组长的时候就下了这个决心，他要趁着这个大好机会认真地干一下，给这个县安正根子。从前人们对我们的干部现状有那么多不满，大家经常在一起咒骂，但毫无办法。而现在中央给了这样一个机会，一个战略性的机会。不珍惜利用是一种罪恶，比十个坏干部的罪恶集合起来还要大一百倍。

　　“好吧，我调人复查。”郑全章说，“但是我们都应该尊重事实。”

　　“那没有问题。”白书记说。

　　“可是人都派出去了，不好再抽，——我们已经抽了那么多人……”

　　“你想想办法，啊？想想办法。”

　　白书记走了，带着一种完成了一件十分为难的任务、尴尬而又满意的神色走了。

　　郑全章想：这是一个好人，但是有点软——他不应该接受唐副书记的无理指示，他完全应该向唐副书记说明马占魁那些明显的问题而堵住说客的口。他的软弱，将来可能要坏事。在政界干的时间长了，为什么在上级领导面前就有了那么一些软弱呢？……

　　午饭前，在郑全章满院寻找复查马占魁问题的人时，在厕所门口，他碰上马占魁。肥料局不在县委大院，马占魁却到县委来上厕所，并且，他显然听到郑全章在厕所外边走动，一边系裤带一边跑出来抓住郑全章的手。

　　这是个短而黑胖的戴墨镜的局长，手是同样黑胖的，手指短而有力。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把他的在县药厂工作的女儿介绍给了远在百里路外某工厂工作的地委副书记的儿子。这种联姻的可贵性，郑全章现在就看见一斑了。

　　“你好，大组长！”马占魁把他的手抓得紧紧的，像公安局的人抓住一个逃犯，把他拉到一边。“贵面难见呀！”他说。

　　郑全章注意看了下他墨镜上露出的短而粗的浓眉，也看清了他的水汪汪的眼睛。

　　“你好歹得弄件像样的衣服穿穿嘛！”他的语调是匆促的，亲热的。好像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来说这件事。“瘦了！”他继续说，把郑全章的手用力向下拉，向怀里拉。“但是更精神了！”他继续说，“说笑是说笑，可是要切实注意一下身体，这是老实话。早上喝点牛奶，冲两个鸡蛋，要不然爱人可要不满意了……”

　　“请放心，她对我很满意。”郑全章也用认真的、开玩笑的语调说。

　　“高抬贵手！啊，高抬贵手……”马占魁突然说。

　　郑全章让自己脸上浮出微笑，用力握了下马占魁的手。他用这个动作暗示对方放心，他在哄对方，否则他休想走脱。

　　关于马占魁的那副墨镜，据说是有讲究的。刚宣布进行机改要搞群众推荐时，他卸了墨镜；派人审查他时，他戴上了墨镜；审查完毕，他又卸了墨镜，当知道他的材料被甩下了时，他又戴起了墨镜……

　　“不粗麻烦。”郑全章想，心里觉得有趣。

二　　

　　不断地汇报和听汇报，不断地看材料和写材料，不断地听指示和作出指示，不断地被人包围、冲出包围、说实话与说假话与半真半假的话，吃饭、睡觉都不安生。看各种各样的脸色，欢笑的、媚笑的、可怜巴巴笑的、苦笑的以及激烈的、愤慨的、木然的……人的灵魂都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显露出来。在这种时候坚持真理是困难的，但同样是令人振奋的。但这已经严重影响了郑全章的休息。不知道时间，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看日历、看表，而表常常是停了。并且，表带突然那么松，一甩手表壳就打疼了手的碗骨。

　　每逢星期六天黑的时候，他的爱人，那个健壮、漂亮、在家里种责任田的农村妇女把正断奶的孩子塞给爹妈，骑着自行车来陪他。只有她在这时候把真正的温暖给他，迫使他安静，迫使他休息，像在艰苦的战争中补充给养的火线民工。她何等聪明！多么理解他的事业。

　　“算了，回去吧，每月四十五个大扳，把人要累死了，你是国务院总理？”可是她这么说。

　　“好，咱们回，不喝这恶水了。”他表示同意。

　　但是，他们仍然甜蜜地度过一个晚上，有时只是三两个小时，因为他常常在凌晨两点钟归来。那时，他精瘦绵长的手指颤抖，袜子粘在脚上扯不下来，浑身冰冷。妻子用她的火热的胸部暖他。

　　“不要把当官看得太重。”

　　“知道。”

　　“孟县长老了回到家里，拄个拐棍，尿到裤子里了，儿媳也不管。”

　　“郑全章何德何能！党和人民看得起，委以重任。应该给共产党和县上的老百姓干点好事才对。人的一生都有发光发热的时候，我现在就是。”

　　“像灯一样，也有灭的时候。”

　　“是的，拄拐棍，尿到裤子里没人管。”

　　在沉默之后，在春夜的柔媚而清亮的月光照射中，有了二老和孩子健康情况的简短汇报，和重大的家庭事务的报告。

　　“这六天时间有十二个人到家里来过，七个生人，三个同事，两个亲成，都带礼物。共计：香烟九条，衣服二件，点心十二包，椅子一对，酒五瓶。按你的吩咐，我都记了账。能放的东西都放着，怕放坏了的就交给供销社代卖，钱和粮票保存着。”

　　“现在共有多少了？”

　　“反正我那柜子装不下了，我的衣服都从柜里取出来在炕上堆着。”

　　“那你从明天开始，一一送还吧！”

　　“咦？不是说好了等机改结束，由你一一送还吗？”

　　“不。谁接谁送。”

　　“说话要讲信用啊！我能挡掉的当时就挡掉了，吵吵闹闹、推推搡搡、没死没活挡不住的，我也没有办法。有的把话说完东西往炕上一撇就跑，我能追上？”

　　“好吧，你回去给三保兄弟说，让他代送，只送不说话，不要张扬。”

　　“三保靠不住，他烟瘾太大，半路上偷一盒烟咋办？”

　　“那么暂且放着。我回头送。”

　　“有胡子了！筋骨摸得见了……”

　　“谁嫌谁别来。”

　　“这是嫌吗？”……

　　他们总是在黎明时分，县委大院的人还都没有起床就悄悄爬起。梳洗一毕，他送她出城。田野是清新宁静的。没有雾气。麦叶和路边的小花小草挂着晶亮的露珠。暮春的黎明仍然很冷，看了露水就感觉到冷气。可是带露的、凝重而冷气入骨的春野，给人亲切、庄严而圣洁的感觉。

　　大阳正在露头，是鲜红的一大块。它在静穆的、铺地的绿色尽头升起，使露珠立刻闪耀出美丽的光彩……

三　　

　　郑全章抓到了一个工作人员，和他一起复查马占魁的问题。结论本应该很早就作出：即使马古魁没有那些重大的问题，他的知识水平、工作能力和态度，还有近五十岁的年纪，也决定了他不应该再当肥料局局长。——马占魁在他的家里盖起了两层八间小洋楼后，就把全部心思都集中在打麻将上，通宵打、然后黎明时睡觉，县委为此警告过他多次。但是，却不考虑他的任职问题。复查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好。复查一次，结论会更充分。

　　这个在拿到一件新衣时羞得穿不出去的人，带着困倦和冷静的神色，和那个工作人员到南关生产队，先找到那个作证的社员。

　　这个中年社员的家庭带着不安与恐惧接待他们。社员的妻子扎煞着两只面手前出后进乱跑，他们的女儿也惊讶地跟出跟进；那中年社员满脸发红，把很长的旱烟袋嘴子全部塞进嘴里，唏哈着，手抖得擦不着火柴。

　　郑全章有了某种预感。

　　“唉，没有那事，没有……”那社员说，长脸愈益发红，“是我听错了，听错了……”他瞪大眼睛看了下他们，旋即又垂下眼皮，拿大拇指压早烟锅。“我那天找队长想承包那片桐树苗，走到窗口，听到里边说话。我听说——是马局长给队长和会计说：你们一人五千，剩下的给局里搞福利……其实不是这话，是我听错了，原话是——你们一人五天，这是局里的决议。人家说给队长和会计一人领五天的补贴呢……”

　　“这你怎么知道？”

　　“人家后来专门找我订对，不，”他看他的婆娘，婆娘正在向他使眼色，“不是人家找我订对，是我怕冤枉了人，专门去订对了一次，不光人家这样说，人家的婆娘、孩子都说的一样。”

　　郑全章沉默了，冷笑着，但他不能向这个农民发火，他只能劝导。

　　“我家也在农村，”他说，“我知道钱对于农民多么重要。你们四亩地实际卖了四万元，账上只有两万。另外那两万元如果找到，你们每户平均可以分到六七百元。”他发觉这个社员认真地听他的话，继续说，“老哥，你应该讲真话，对得住全队的父老乡亲，憎恨邪恶。你不要怕谁压你，有政府保护你，法律保护你。”他看见这个社员连连点头，连脖根都红了。

　　可是，这个社员的婆娘应声说：“他说的是实话，是实话！”

　　“对，我说的都是实情。”社员说。

　　他们默然地从这个并不富裕的农家走出来。

　　“突然改口了！”郑全章说。

　　他们找到生产队长和会计。

　　队长和会计，显然把身材宽宽、衣着整齐的另外一个同志当作更重要的人物，而把面容消瘦、年轻而衣着邋遢的郑全章当作“跟班”，因而只和那个同志说话。

　　“没有问题，一点问题也没有！”队长说，他的圆圆脸上是绝对忠诚的表情。

　　“那，那两万元哪里去了？”郑全章问。

　　队长立刻注意郑全章了，迅速地注视了一下他的眼睛，随即又避开来，对着他的会计笑了一下。

　　“这是生产队的事情。”他不看郑全章说。

　　“我今天要知道这两万元的下落。”郑全章说。

　　队长低头冷笑着，突然脸色一沉抬起头。“没见过你们这些人，拿的钱少，管的事宽！”他大声喊．“我就不告诉你！”

　　“可我会把这事提交法律机关。”

　　队长喘着气，这句话对他发生了作用。他似乎要去开抽屉，但没有开，而把锁子和抽屉挡板弄得夸啦响了一阵。“好，我告诉你。”他说，白着脸，“我们和西藏联系要给队上买一批奶牛，一家分一头。钱如果进了账，生产队这一级一解散，大队就全收去了，拿什么买奶牛？我们也没有给社员说，说了，走了风声咋办？”

　　他说得很有道理，但是郑全章追问：“钱现在在西藏的什么人手里？我要看看收据。”

　　可是队长死也不给他看收据，他一再抱怨“我们的好事非让你弄坏不可”，然后就拉着会计走了，把郑全章他们扔在屋里。

　　“这件事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那就只是财经手续上的不合理。反之，就是一个大贪污案。”郑全章想，‘但不管怎样，事情公开了，贪污不会得逞了，私吞的非吐出来不可。”

　　当他们去找那个看见马占魁在武斗据点里背枪的人时，这个人也不作证了。他说他后来回忆了一下，看见的是另外一个人，有点像马占魁，他记成马占魁了。他早已写好一份更正材料，拿了出来。

　　事情复杂化了。

　　这是郑全章原来没有料到的。预感得到证实：姓马的神通广大，做了手脚——多么聪明！做得多么周密！恼怒在他的心里升起：可耻的家伙，狡作的家伙！……他开始理怨自己的缺乏经验和粗率——当初应该扩大调查，取得更多的材料，有了基本的结论时再甩下来。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总是因为忙，因为急，反而把事情办坏了。“但问题还可以弄清楚。”他想，“只是要费更多的手脚了……”

　　他非常懊恼地回到家里，如实向白书记作了汇报。

　　夜里，地委唐副书记到县上来。他在和白书记谈过话之后，特意要看看郑全章。那时，郑全章正在自己屋子里和几个人商量事情，白书记在门外边喊：

　　“全章，唐书记来看你！”

　　一个感觉在他的心里突然涌起，郑全章有一种愤懑和冲动，一瞬间他准备好了要认真地对抗一下这个地委副书记。他要让副书记知道并非所有的党员和干部都是胆小鬼，都是窝囊废，都是在权势面前不敢坚持真理的人。他一定要说出几句话，使副书记不要小看了下边的广大党员和群众，让副书记记住自己的责任。冲动与昂奋，使郑全章忘记了必要的礼貌，他像一个挑衅者那样急于寻找战机。屋子里来谈工作的人都回避了，直到唐副书记握住他的手问候他时，他才发觉自己的失礼。

　　“你坐呀！”唐副书记说。

　　这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领导者，有一副年老的、额头打皱的、宽大和善的面孔。他是那样一个平常的善良的老人，因为怕冷而在暮春的晚上披着毛领蓝大衣，大衣也是旧的。他的缺牙的大嘴巴里喷出一股卷烟气味。正是这一切，包括那双年老的、软弱无力的手，突然引起郑全章的同情和尊敬。

　　对抗消失了。

　　“你这么年轻呀！”唐副书记说，“我还以为你有四十几岁了呢。刚才听白书记介绍说才二十九岁……”他说话没有重音，也没有急缓之分。他用爱抚的目光看郑全章，显然追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你做了很多的工作，很多很多的。”他继续说。

　　“全章同志确实辛苦。”白书记陪笑说。

　　“年轻有为。”唐副书记说，“你的情况地委都了解。任职问题嘛，我看不大！”是问题不大，还是官职不大，他没有说清楚。

　　可是这句话一下子在郑全章的心目中损坏了他的形象。“这是要搞交换呢，还是一种威胁？”郑全章想。他一下子就蔑视这个人了，他突然觉得这个领导者像是他们村上的那个见人就诉苦的老九爷，他甚至想到某局的那个死也不愿意退下去的老局长，硬说“我还对党有几条好意见要提呢”，后来硬要把他的超龄的儿子拉来顶替他，说“我的儿子哪怕是一只瞎老鼠，我也要捉进国家这笼笼里”。想到这些，那种昂奋的、冲动的情绪再次在心头升起……然而唐副书记已经告退了。

　　“你怎么了！”白书记在唐副书记走后，关切地、嗔怪地问他。

　　“我情绪不好。”他承认。

　　“事有事在，不应该这样，并且人家是专门来看你……”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算了，关于马占魁的事，胡里胡涂报上去算了，以后有问题可以再查，无非就一个肥料局长，没有实权。”白书记说。

　　“肥料问题将是农业人口的命脉问题之一，白书记你不能小看这个肥料局长。”郑全章说。“你答应唐副书记了？”他问。

　　“我没有。”

　　“我当初说有问题都推到我身上就对了嘛！”

　　“我也没有。”

　　“那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们考虑。”

　　“那常委会考虑吧！如果连这样有重大怀疑的人都可以上报进新班子，那你们就报吧，”郑全章愤慨地说。

　　白书记那无须的、白净的脸红了一下，搓着他那双白白的小手，但眼里毫无恼意，那么和悦地、聪敏地看着他。

　　“全章同志，”白书记说，“你我相处不久，但我听到的和看到的告诉我：你是正派的、聪明干练的，有志于改革的好同志。你年纪轻，脑子够用，前程远大。我不是怕我怎么样。我已经任职，一时三刻动不了。我是怕你因小失大……”他的态度十分恳切。

　　“我什么也不怕。”郑全章说，“他无非不给我批那个组织部长。不批，总要给我说出个张道李胡子。并且，我相信地委也不是谁一个说了算。他觉得他的心里是踏实的，自己感觉自己是正气堂堂的。是强有力的。

　　这天晚上，在很晚的时候他还吃了顿饭，睡得很好，双手一插进脑后浓密的黑发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四　　

　　县委白书记并没有说假话，他确实在为郑全章担忧。这个面孔白净、然而两颊的皮肉已经松弛打皱、两鬓已经秃进去的领导者，是十分明智的人物。愚蠢的领导者总希望他的部下比他更愚蠢。而白书记不是这种人。他事业心极重，希望这个县在他任职期间有显著变化。因此，他希望他的干部都是正直的、聪明的、有工作能力的。他虽然新来乍到，不动声色，但是他十分满意前任县委书记、机改小组和地委工作组给他把关配备的县委常委班子。他尤其满意机改小组人事组长郑全章这个人。他初来时根本不相信这个人只有二十九岁，他翻了档案：是的，一九五五年生，一九七四年高中毕业，回队劳动，次年就在队上入了党。此人自强不息，被公社看重，硬从生产队夺去，担任从社队企业中领工资的公社团委副书记，尔后被县上看中。转干、提拨县团委书记。团中央干校招考学生时，他以每门功课平均九十六分的优异成绩入学。三年毕业后在县委组织部帮忙。在中央团校的那三年里，他学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共运和中共党史、文学、美学、心理学、中国历史、世界通史、管理学等许多艰深的学科。他的思想和才力早已超过他的年龄，然而他的性格气质还像岩石的峥嵘的棱角，不曾有任何磨损。在政务的处理中，他是敏锐而又成熟的。可是，当他和他的爱人在一起时，你立刻就会发现他确实还是一个青年。白书记曾经撞见过：他把两只脚浸在脸盆里，正向妻子发脾气，黑着脸，白眼睛直翻人。妻子陪着笑，在身后双手扶住他的肩膀摇呀摇。看见白书记进来，他喊：“放手！”仍然带着气，用脚把盆子蹬开，盆子里的水啪啪溅。然后，他一脚点地，轻捷地跳到床上去穿鞋。妻子尖叫着，猫腰去给他递鞋。他看着白书记，红了脸，一咧嘴偷着笑了一下，说：“我妈说过，给媳妇个好心肠，别给她好脸色！”妻子喊：“大男子主义！”他说：“大女子主义比大男子主义更恶。”白书记赶快掩着口退出来了。总之，白书记舍不得这个人，希望这个人作他的组织部长。尽管这个人有时瞪起眼睛，说出很厉害的顶撞话，使人心里不快，但白书记仍然喜欢他。正因为这一切，白书记宁肯暂时把一个哪怕是大坏蛋的马某人扶上台，也不忍心伤害了郑全章。可是，他不能说出他的心思。

　　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多次找地委领导，希望能尽快把郑全章的组织部长批下来。在最近一次，地委办公室主任告诉他：有一封群众来信反映郑全章的问题，地委领导批示“迅速查处”。信是谁写的，谁批的，主任不告诉他，只告诉他反映的主要问题：以权谋私，大量套购化肥、木材；骄傲专横，不可一世，和某某打得火热……

　　白书记听完以后，怒火巳经在心里燃烧了，他立刻明白这是某些人的反攻，是恶语中伤。可是，他又不能违背组织原则对此不理，他同时知道，假如派人一查处，立刻会流言四起，而毁了郑全章。他为难极了，后来决定亲自和郑全章谈一下，把消息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令人惊讶的是，郑全章非常冷静、非常成熟地对他说：“我早有准备。查吧！”他甚至连一丝愤怒都没有表示。他不向县委书记作私下汇报，他让县委书记派调查组，他只向调查组汇报。

　　白书记还在犹豫。可是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夜之间消息传遍全县。

　　“赶快派调查组，否则你有包庇之嫌。”郑全章说。于是，调查组成立。郑全章庄重地向调查组作了以下汇报：

　　“从团校回来后，我每年从生产资料公司，通过我的一个老同学买两袋尿素，两袋‘二铵’，种责任田用。我还给我们队上买过一汽车尿素，都是平价。我在木材公司买过四根檩条，三十条椽，是通过公司主任走后门要下指标买的。木材都在。我每月四十五块钱工资，买不起议价肥料和黑市木头。我家里的厨房是草棚，漏雨，我母亲骂我多次了，我准备再买点椽把草棚换成瓦房。常到我这儿来的那个女的，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爱和我探讨社会问题，我们很谈得来。但是，我们之间是清白的。”

　　调查组中的一个人无意中问：“还有吗？”

　　郑全章眯着眼睛看了他一下，说：“小时候，我还在生产队里偷过一回甜瓜，我妈打了我一顿。再没有了。”

　　调查组走访生产资料公司、木材公司、那个女同学所在的单位和郑全章家里……

　　白书记的心缩成一团。尽管，他很快从调查组那儿知道调查结果和郑全章交代的一模一样，尽管县委为此开了会，作了公正的决议而上报了地委，但他仍然严重不安。他知道郑全章将要承受怎样的压力。他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关注着。

　　已经有许多人在他跟前打问这件事了。他发现许多人已经用探询的、或者怀疑的目光看郑全章了。并且他知道，郑全章所统率的那帮调查组人员中已经有人开始不听从指挥了。更为严重的是，郑全章村上有许多人上县来探消息，郑全章的亲威接二连三来看郑全章，紧接着，郑全章的母亲拄着拐杖来看儿子。——据报告，乡下老太婆，提了一包鸡蛋来看儿子，一见儿子瘦削的模样就哭起来，说：“咱回！咱们不当这官司……咱买人家的肥料给人家赔，队上也准备另买一车肥料给人家赔呢！木头咱还没有用呢，给人家还了吧！……咱回！人要紧。心里不敢吃亏……”

　　郑全章是何等强硬的人物！他对这一切都置之不理，不跟任何人谈，工作也丝毫不受影响。并且，他在向白书记汇报工作时，几次打断白书记想要提起的那个话头，眼里闪着倔犟的、凛然逼人的光彩，一抹黑发搭在额角。“咱们说咱们的正事，闲话打断！”他喊。

　　在他转身走去时，脚步是匆促的、有力的，那瘦搜的、坚强的脊背挺得很直。脖顶发黑。那灰色的、下摆已经绽边的上衣豁啦啦摆动。那布鞋的后跟已经踏得扭向一边了……

　　然而事情愈来愈复杂。每天都有几封群众来信飞向地委。白书记得到消息：地委常委会在讨论郑全章的问题时，虽然大多数人认为郑全章的那些问题不算什么问题，但也有一种意见认为，一般农民为什么就买不来那些东西？因而虽不能把郑全章的问题叫以权谋私，但总是有点问题。并且，最后决议：既然群众反应强烈，郑全章的组织部长问题就暂不宜批，而且人事组长也应考虑是否宜于继续担任——因为中层班子的机改考察已基本就绪……

　　白书记心里十分恼火，但他在脸上继续带着笑，温和文静。他连续三个晚上驱车赶到地委力争。但是，巳经形成决议的东西很难更改，起码暂时很难。他非常丧气，但在脸上，在面对郑全章时，并没有表现出来。

　　那时，郑全章已经向新任组织部副部长移交了手续。

　　“我回呀！”他微笑着，对白书记说。“该交的我都交清了。”他喃喃地说，蜡黄的脸上浮起羞怯的红晕。“我好长时间没回去，我回呀，请几天假……”他的眼睛陷得那么深，以致眉棱显得过分突兀，那深陷的眼睛似乎是怕受到周围什么东西无意的伤撞，而有意躲得深了点。可是，那躲进去的眼睛在羞涩地看着白书记时，忽然涌出泪水。“我回呀……”他立刻站起身，揉了下眼睛就走。——他还是个孩子！

　　白书记知道：他从这里走出去，从县委大院走出去，走进自己的家乡，要碰上许多人，将是何等艰难的一段历程，这段历程对于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决不亚于二万五千里长征……

　　郑全章推着自行车出县委大门时，又碰上马占魁。马占魁戴上了墨镜，满面含笑，肚子挺着，因而显得更矮。他似乎是有意在门口等郑全章。但是他这回没有紧握郑全章的手，而是象征性地摸了一下。

　　“郑团校！”他说，嘻笑着，“咱俩一样，官丢的都没影儿了。”

　　郑全章站住了，眯起眼睛笑着看他。

　　“是的，咱俩一样，官丢的没影儿了。”

　　“他妈的世上有什么真理！”马占魁骂道。

　　“不！”郑全章说，“在这一点上，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样。”

　　“回呀？”

　　“回呀。”

　　“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他推着车子走了。他摇摇摆摆地到县委大院去。

五　　

　　郑全章住在家里。

　　乡村的全部优点在于：没有人特别关心县上机构的改革的种种复杂状况，关心人事变迁，升降的喜悦与悲愁，农民都有自己的事，他们最关心的是眼睛能够看得见的最实际的东西。因此，他们不会因为村里出了一个人事组长而惊喜，也不会因为这个人事组长突然丢官而惊讶。也正因此，就不会特别去巴结他或鄙弃他。他在他们眼里是一个挣钱的干部，如此而已。他回来休假，只稍稍引起一些猜测议论，好在他当人事组长时他的家里人并不张扬，因而议论几句就过去了。现在所有的，是乡亲的纯朴、忠厚、热情，是土地的芬芳和劳作的喜悦。因而，这儿很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和县委大院决不相同的世界。

　　也正因此，郑全章便愈益伤感：他本来应该为这些最忠厚的人民多干点有益的事，而现在不能了，他干的那些事，在县委大院干的时候，似乎是独立的，和别的什么不相干。而回到这里，看到一张张熟悉的脸和一大片亲切的土地，听到他们议论水费、电费、物价、商品生产、公购补入仓、某些民事纠纷案子的时候，便突然意识到他所干的那些事情有了不同的意义。也正因此，他的悲哀便愈益沉重，尤其他在独处的时候。

　　全家都知道现在该怎么待他，父母下令：每天给他吃最好的饭；妻子总是说：“你没事就出去转转，老闷在房子里不好。”并且，那健康的、美丽的妻子，每次回来都带给他新闻：

　　“社社媳妇又跟她妈吵架，骂她妈，这媳妇真不是东西！社社他弟弟去打社社媳妇，社社又去打弟弟。我骂社社了，你好歹把你媳妇管教一下！你媳妇立在院里骂你妈老妖婆，你一句不吭，——社社听我这样说，就把媳妇推进房子，拿手帕在媳妇腿上打了几下。我问他：给你媳妇把土禅净了没有？”

　　郑全章笑了。

　　那种抱憾，那种莫名的羞耻与哀伤侵袭得很厉害时，他就劳动，在无活可干的时候，他走向田野。在一个雨后初晴的中午，他站在村外的大路边。

　　初夏，在明亮的阳光照耀下，麦穗沾着雨水湿漉漉的，一直铺陈到看不见的远方。雨水冲掉了雾气，洗净了山峦，北山突然以一种清新鲜明的姿态出现，深蓝与淡蓝交错掩映，看后使人心胸开阔，忘却烦恼。

　　谁家的一匹深红色的小公马出现在大路上。它撒开蹄子，狂奔向远方，一直跑到很远很远再折回来，然后再狂奔。它跑得那么轻松，那么自得和傲然。它显然要尽情享受生命与青春的欢乐，并且显然知道有人在欣赏它，因此，再次狂奔时它想要玩一个花样。它身子倾斜，突然折进路旁杨树的那一边，以一个漂亮的转弯再次奔上大路。然而它踩进路旁的积水坑里了，前蹄打滑，跪下去了，它迅速站起，羞愧地、没精打彩地走上大路，连头也不敢回。后来，它看到迎面有一辆汽车开来，摇摇尾巴，缓缓转身，把屁股对着汽车来的方向而停住不动。它显然要用这种勇敢的举动来挽回刚才丢失的面子。然而它竖起来尖削的耳朵，并且把耳轮转向后方。汽车临近时，它才缓缓开步。但汽车响起喇叭，轰然而来，大地震颤了。它吓得撒蹄就跑。跑了几步，似乎又记起自己的尊严，又缓缓地、昂然地开步走了……

　　郑全章笑了。

　　晚上，白书记专程来看他。

　　这聪明的县委领导人，瞥视了一眼他家的草棚，在和他单独呆在一起时，说：“我不愿意向你说几句表示同情的话，那话毫无用处。我要说的是：我向你恭喜！我认为，一个人在年轻时无论为何原因而摔了跤，都是好事。骨头挺嫩，摔不坏什么，可以总结经验，爬起来再干。如果老了，摔一跤，可能骨折，不好再爬起。我的话完了。你休息，我走了。”

　　这天晚上，郑全章睡不着觉。他突然记起了在中央团校学习的那三年的生活，那抱负，那理想，还有中央领导人的期望……那一期同学星散各地，时有通信，似乎并没有谁是一帆风顺、岁岁平安的。整个中国进步的阻力太大吗？是的。可是多少年轻人，多少知识分子，多少干部和党员，多少仁人志士，多少平头百姓都在尽自己所能而使国家进步。进步是大势所趋。后退只有绝路。最可贵：不要在遭逢不幸时丧失进取的勇气和生活的信心。美酒和苦酒，都不要拒绝。

　　“你这是怎么回事？”妻子说，“真是耍猴的不敢听见锣响，——白书记一来，你就紧张得一夜不睡，吃了猫肉似地翻了二百回身……”

　　“我还没有尿到裤裆里。”他说。

　　第二天，他上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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