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文艺理论巨著
刘勰与《文心雕龙》
刘勰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是一位前无古人、后少来者的人物。可惜关于他的家世和生平，史籍中的记载简略，且语焉不详。后经范文澜、杨明照等专家学者的考察研究，刘勰的身世逐渐清晰，但也有存疑待考之处。
刘勰字彦和，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山东莒县），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大约生于南朝宋明帝泰始初年（465），卒于南朝梁武帝中大通四年（532）前后。他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汉的齐悼惠王刘肥，家族中的名流有刘宋的开国重臣刘穆之、司空刘秀之等；但他本人所在的这一支则比较弱，祖父刘灵真（刘秀之的弟弟）似无名位，父亲刘尚也是职级不高的武官——越骑校尉。
刘勰本人的经历，《梁书·刘勰传》开头有一句简短的描述：“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刘勰少年时便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20岁左右母亲也去世了，他孤寂无依，又因家贫而不婚娶。但刘勰自幼好学，从小即怀有美好的憧憬，追求树德建言、经世致用的人生价值，准备“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就在为母守丧三年后，他进入了定林寺，“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之所以要进入佛门，一般认为是南朝时期佛教势力兴盛，刘勰想借助佛门优势，凭借自己良好的文化基础求得发展。
定林寺作为佛教名刹，高僧云集，藏书丰富。在这里，刘勰作为佛教大师僧祐的助手，整理校订经卷，并潜心攻读，遍览诸子百家之书，最终达到了“博通经论”“长于佛理”的程度，进而“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完成了大丛书“佛教经论”的编定，成为定林寺的传世经藏。这项巨大的宗教文化工程，表现了青年刘勰卓越的才识、学养和功力。虽然深受佛家思想的浸润，但刘勰没有遁入空门，也没有改变他心中的儒家伦理观念。大约在编定佛教经藏之后不久，他便怀着“师
乎圣”“体乎经”的愿望，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现在看来，这部著作的学术品位是很高的，现实针对性也很强，可惜在当时没有受到重视。刘勰没有灰心，他乔装成卖书商贩，拦住官高位显又是文坛领袖的沈约的车驾，呈上书卷，申明原委。史书记载：“（沈）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由此，《文心雕龙》始得为世人所知，刘勰也借此有了离寺出仕的机会。不久，刘勰即受命担任南朝梁的“奉朝请”，很快又成为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的记室，掌文书；继而又兼任梁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管章奏；再迁步兵校尉，执掌宫廷卫戍。按惯例，这种职位都是有家族声望的人担任，刘勰能够得到此职务，也说明了萧氏帝王对他的器重。身在王府衙署，刘勰力图“达于政事”，“匡世济民”，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等级毕竟森严，他即使有着渊博学养和深厚造诣，也未能在仕途上有持续发展，终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但刘勰出仕期间也没有割舍与佛家的不解之缘，《梁书·刘勰传》说他“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曾“有文集行于世”。今虽已散失，但仍有《灭惑论》《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等文散见于史传之中。
最终，刘勰离开了仕途，奉敕再入定林寺，协助沙门慧震撰经，并在这里出家，不久便去世了。刘勰在官场和宫廷奋斗求索了三十年，最后又回到了他青年时代长期生活过的定林寺，回到了他的精神导师僧祐的根据地，这未必是刘勰心甘情愿的，但或许是他最好的归宿。刘勰去世后，他的传世作品《文心雕龙》逐渐为后人所推重。该书共五十篇，用骈文写成，每篇篇末有“赞曰”作结。其中《序志》篇作为全书的总序，被放置在书末，是解读全书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的重要依据。其余四十九篇则可以分为“文之枢纽”（第一至第五篇）、“论文叙笔”（第六至第二十五篇）、“剖情析采”（第二十六至第四十九篇）三个部分。
为什么要取名“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序志》开头说：“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