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先南后北”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探析

宋太祖“先南后北”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探析

【摘要】早在北宋之前，李谷和王朴等就提出过“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正是因为“先南后北”策略的正确性以及贯彻的坚决性，宋太祖才完成了统一。

【关键词】宋太祖；“先南后北”政策

北宋建国后，宋太祖曾就统一方针问题向张永德“密访策略”，张永德从军事实力对比的角度指出，“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为援，未可仓卒取也”反对首先平定北汉。与此同时，张晖则从北宋自身经济力量的现状出发，反对首先攻打北汉，他指出，北宋刚刚建国，又经李筠之乱，“疮痰未复”，“人力重困”，故应“裁兵育民，仪富庶而后为谋。”最后，宋太祖“雪夜访赵普”，赵普又从军事外交的角度阐明“先南后北”的必要性。赵普说：“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侯削平诸国。彼弹丸黑痣之地，将何所逃。”

在综合、吸收了上述六七个人的看法和意见的基础上，宋太祖完整地提出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努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俟富实则取之。”

宋太祖等人制定的“先南后北”的策略是正确的，可以从制定的依据和实施的证明两个方面来看。

⑴制定的依据：

①从经济方面看。辽朝版图“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泃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无论是畜牧、稼稿，皆能因地制宜。燕云十六州割隶契丹后，给辽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仅以幽州一地而论，辽太宗以幽州为南京，“户口三十万，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腆蔬益，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拓麻麦，羊泵难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虽然“辽地半砂碳，三时多寒”，物产不丰，但南方却物产丰饶，因此，“辽自初年，农谷充羡，振饥恤难，用不少靳，旁及邻国，沛然有余。”辽景宗保宁七年(975年)，“汉有宋兵，使来乞粮，诏赐粟二十万解助之，非经费有余，孰能若是？”辽国不但自给有余，还能一次拿出二十万解娠济北汉，足见其经济力量之雄厚。宋初则完全不能与辽相比。中原地区从公完907年朱温建梁以迄赵匡胤建国的53年中，兵灾频繁，田园丘墟，呈现出一片凋做萧条景象。赵匡胤禅代后周之初，“有州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八，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二者人口不相上下，面积和辽相比却相去悬远。宋太祖初年的经济情况，虽然史籍阙如，无从查知，但太宗至道二年(996)，陈靖所上的奏摺颇能说明问题。他说：“按天下田土，除江淮、湖湘、两浙、陇蜀、河东诸路地理复远，虽加劝督，未速获利。今京徽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下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复有匿里舍而称逃亡，弃耕农而事游情，赋额岁减，国用不充。”这时距赵匡胤代周已三十余年，情况尚且如此，太祖初年财政窘迫拮据之状，可以想见。宋的经济力量既不能与辽相比，要攻取北汉、幽燕也就失去了物质基础。而先攻伐南方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即在南征经济富庶的后蜀、南汉、南唐诸国的过程中，以诸国之财富来改善北宋王朝的财政现状，实现“国用富饶”，进而为攻取北汉、幽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且这也顺应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中国自永嘉之乱以来，南方经济发展较快，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发展更为迅速，而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比较明显了，而宋太祖的“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的决策可以说正是对“经济重心南移”这一客观事实的一种积极顺应。

②从军事力量看。据《辽史·兵卫志》所载，辽兵“合骑四十万”，而宋朝之兵，据《宋史》纪载，“开宝之籍总三十七万八千，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朱弃的《曲消旧闻》卷8则说：“艺祖养兵二十万，京师十万余，诸道一万余。”宋太祖曾三次改元，开宝是最后一个年号，既然开宝年间军队总数才只三十七万，那么，建隆、乾德年间大概只二十多万，朱弃的估计与实际数目当相去不远。两相比较，辽的兵力是宋的二倍。就军队的素质来看，辽方多是骑兵，“未遇大敌，不乘战马，侯近敌师，乘新羁马，蹄有余力。成列不战，退则乘之……善战，能寒。”辽国不但从太祖到兴宗，“群牧之盛如一日”，而且在对外战争中又不断掠夺马匹，如阿保机“伐河东，下代北郡县，获牛、羊、驼、马十余万，枢密使耶律斜轸讨女真，复获马三十余万。”辽太宗灭晋，“驱战马二万归其国。”在通常情况下，辽国就“常选南征马数万匹，牧于雄、霸、清、沧间，以备燕云缓急。”而宋从五代以来就缺乏战马，“五代时，募民盗戎人马，官给其值，籍数以补战骑之阔。”靠偷马来武装军队，数目自然不会太多，因此，宋军多是步兵。以步兵对骑兵，显然是处于劣势。同时，辽方大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人，其智谋韬略皆在宋将曹彬、潘美等人之上，因此，赵匡胤在立国之初，要在军事上打败辽国，是十分困难的。而南方政权相对弱小，比较腐败，军队战斗力差，战胜的可能性更大。

⑵宋太祖南攻北守是实践证明的最佳方案。

宋太祖参加过后周统一战争中的历次战役，高平之战时，他驰骑陷阵，先犯敌锋，西讨后蜀时，他奔赴军前，观攻战之势，南征江北时，他连挫敌军，屡立战功；北伐燕州时，他先至瓦桥关，迫降辽将姚内斌。长期的战斗经历，丰富的实践经验，使他对敌我力最对比有了较深刻的了解，对周世宗统一战略的得失也有直观的认识，亲征北汉失败的教训又使他更明确了南攻北守的必要性。实践证明，南攻北守的策略是务实明智的。

宋太祖赵匡胤认为“今之劲敌，止在契丹，自开运以后，益轻中国，河东正扼两蕃，若遵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晚”。故无论收复幽云还是扫平北汉都必须做好充分的财力准备，为此他专门设立了封椿库。据《淹水燕谈录》卷一载“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贮之别府，日封椿库，每岁国用之余皆入焉。尝语近臣曰：‘后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联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侯所蓄满五百万贯，遣使北虏以赎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即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他所以产生赎买的想法，可能基于以下考虑：其一，幽云十六州是作为中原王朝的石敬塘主动割让出去的，嗣后的中原王朝便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先以经济收买作交换，是一种先礼后兵的策略，可做到师出有名，其二，战争总免不了造成人力物力的巨额消耗，倘真能化干戈为玉帛，倒不失为上策。但辽绝不会轻易放弃幽云，宋太祖心里也很明白，故设立封椿库时他就申明：“军旅饥谨，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民”。显然设封椿库与其说是为了赎买，不如说是为了战备，是实现“俟我完实，取之未晚”目标的具体措施。

在削平南方诸国，困绝北汉的同时，宋太祖对辽朝也实施了有效的军事防御。他派李汉超等能征善战富有经验的老将，在北部边镇随处布防，既对敌人的每次来犯有力还击，又适可而止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如公元964年，辽与北汉步骑六万入侵，宋亦派兵六万迎战，破敌于辽州城下。次年，辽兵侵易州俘掠居民，宋太祖命守将李谦升也深入辽境抓来数目相当的辽人，作为换回宋民的条件。

进入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尽管辽朝已经结束了穆宗的统治，景宗等人通过改革和契丹社会封建化的完成，稳定了政治，但宋朝也随着南方统一战争的节节胜利日益壮大。公元975年灭南唐后，已有二百九十七州，三百零九万户。公元964年开始，根据赵普“制其钱谷万的建议，大收地方财权，规定每年各州的赋税收入，悉送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与此同时，得荆湖、江东米谷之区，形成潜运之源，灭后蜀，将其府库所积全部运到汴京，极大地改善了宋朝的财政状况。在军事上，宋太祖更是大刀阔斧加以整顿，遴选精壮，加强训练，又收地方藩镇军中骁勇者补充禁军，改革军制，严明军纪，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国力的增强，使宋太祖越来越对收复幽云充满了信心。公元970年，当田钦柞在定州战败辽军的捷报传来时，他高兴地说：“契丹数侵边，我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首，其精兵不过十万，止不过费我二百万匹绢，则契丹尽矣！”由是益修边备。公元975年，他接见了辽朝使者后又说：“自五代以来，北敌强盛，盖由中原衰弱，遂致晋帝蒙生，亦否之极也。今景慕而至，乃时运使然，非凉德所致。”公元976年，南方诸国除吴越、漳泉外已次第剪灭，宋太祖认为彻底扫平北汉的时机成熟了。八月，他分兵向北汉境内进发。九月，党进率军抵达太原城下，其他各路宋军也连战皆捷，眼看北汉灭亡已指日可待。十月二十日夜，宋太祖不幸猝死。继位的宋太宗随即召回北伐军队。

可以想见，宋太祖若不猝死，平北汉、收幽云的历史使命是可能在他手中完成的，因为此时的客观形势已与后周及北宋初立之时迥然有别了。宋太宗虽一举灭了北汉，却在收复幽云的战役中接连失败，如果说宋太祖生前没能收复幽云是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的话，那么宋太宗的失败则完全是由于人谋不臧造成的。嗣后的宋朝诸君不从战争指挥者的措置失当上找原因，发扬蹈厉，有所作为，却盲目地产生畏惧辽朝的悲观心理，越来越走向妥协投降，终致收复幽云的事业功亏一篑，事败垂成，这笔帐不应算到宋太祖头上。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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