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革命纲领缺陷的深层次原因试析

同盟会革命纲领缺陷的深层次原因试析

[内容提要] 中国同盟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在宣传、组织和具体筹划革命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三民主义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系统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但作为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同盟会 革命纲领 缺陷

Abstract: Tongmenghui is the first modern national and unificational bourgeois revolutionary party in China。 It has a vital in publicity, organization and specific revolutionary planning。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which is the revolutionary programmer of Tongmenghui is a more systematic and clear program of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But as a revolutionary program,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 exist its own shortcoming which has a great effect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Key words: Tongmenghui, revolutionary programmer, shortcoming

作为问题的提出，有必要首先对三民主义作简单的辨别。三民主义在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随着革命形势与时代背景的发展，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一是从兴中会到同盟会时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旧三民主义；二是1924年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阐述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本文所谈的三民主义，指第一个时期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

孙中山（1866--1925年）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最主要代表人物，他一手创建和领导的同盟会使“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矣。[①]”同盟会的正式成立，使中国民主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本文试图从深层次分析缺陷的原因。

一、中国同盟会的革命纲领

任何思想、理论的产生都与它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自1840年起，西方列强用大炮叩开了中国的大门，连续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侵略战争，威逼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尤其是《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

面对亡国灭种的危局，许多仁人志士提出各种变法救国的主张，如：“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林则徐等）、“中体西用” 兴办洋务、发展实业开展“商战”（洋务派）、“君主立宪”变法维新（维新派）等，但均以失败而告终。

屈辱的历史告诉人们：要想维护民族独立，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进行推翻清政府统治的革命，而革命需要先进理论的指导，因此，创立指导革命的理论已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而孙中山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担负起这一伟大的历史重任。

1．社会历史背景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至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的条件已经成熟。部分商人、地主、官僚挣脱洋务派的控制，开始建立近代工业。从规模来看，从1872年广东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南海县设立继昌隆缫丝厂始，至1894年止，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较大的有50多个，总资本为500多万元。从经营的内容来看，有纺织、缫丝、面粉、火柴甚至有采矿和机器制造。从布局上看，遍布江浙、两广和两湖地区[②]。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产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民族工业分布区域后来成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要活动地区。

从世界形势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满足高额利润，进行重新分割殖民地和落后国的斗争愈演愈烈。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政治、经济又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因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争夺，尤其带有拼命性质。

自1895年3月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始至1900年八国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短短几年间，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中国的铁路交通、财政金融、航海贸易、工矿企业等主要经济命脉，几乎全部沦入敌手。

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的相互勾结，使中华民族处于严重的民族危亡关头，挽救民族危亡，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

2．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

孙中山从小目睹地主阶级统治下农村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对中国下层劳动人民抱有深厚同情。在追随其兄去檀香山谋生时目睹了夏威夷被美国吞并的厄运，感慨万千。关注正处于风口浪尖上祖国的命运，其情日浓。1879年进入英国教会学校念书，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教育。1882年秋入美国教会学校奥阿厚书院肄业。这些学习，使孙中山掌握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特别是西方文艺复兴思想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为日后革命打下坚实基础。1883年尝试在家乡改良乡政，未果。1893年和陆皓东等谋划组织革命团体，但思想上仍然动摇不定，遂尝试上书李鸿章，希望能推动清政府自上而下改革。他在上书中提出了解除封建主义对民间工商业的束缚，全面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根本改变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改革纲领。这些主张是好的，但却没有得到答复。此时他才深知改革是不可能的了，要改变中国的命运，只有革命。

3．同盟会的成立及其革命纲领

孙中山的上书遭遇冷落，使他尤为愤慨。便回到檀香山开始宣传革命思想，得到一些华侨的同情与支持。经过酝酿，1894年正式成立革命团体檀香山兴中会。但是兴中会章程没有提出反帝斗争的明确任务，没有阐述推翻清政府建立合众政府所应该采取的革命步骤、政策与方法；在组织上没有明确严格纪律。檀香山兴中会没有形成气候。但毕竟为革命的开始。

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到香港后联络革命友人，扩大兴中会组织，成立香港兴中会。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逐步建立起一个采取实际行动的战斗核心，为以后同盟会能够成长为一个团结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反对清政府的政治联盟打下基础，兴中会分会遍布国内外各地。

香港兴中会成立以后，组织和领导了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两次起义，但遗憾的是，前者还没开始就遭到了破坏，后者也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但这些革命运动客观上起到了深化革命理论宣传的作用。

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国内外掀起了创办革命报刊，发行革命书籍的热潮。比较著名的有《国民报》（1921年创刊）、《游学译编》（1902年创办）、《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直说》、《江苏》、《国民日报》等。尤其是1904年蔡元培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在宣传反对沙俄侵略，激发人民爱国热情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觉醒的主要标志。涌现了一大批宣传革命思想的志士，如邹容，陈天华等。

至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势趋向高潮，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积极从事革命宣传，而且在国内外相继建立了革命团体，直接投身于各项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去。这些新出现的革命团体有湖南的华兴会，上海光复会，贵州科学会，江西自强会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华兴会。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孙中山面前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必须把分散与全国各地的革命团体联合为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

1905年7月，孙中山来到日本，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安排下，认识黄兴，孙认为目前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政党，这个主张得到黄兴和广大留学生的赞同。经过充分的酝酿和筹备，1905年8月20日下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同盟会革命纲领缺陷的深层次原因试析举行了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同盟会章程。孙中山提议采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作为革命纲领。这个纲领通过讨论后得到通过。1902年11月26日，《20世纪之支那》改名《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在日本东京同盟会革命纲领缺陷的深层次原因试析创刊。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解释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即“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反抗满族统治的有力武器。

“民权主义”，即“创立民国”，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核心，把建立共和国的主张同实现民族独立紧密联系起来，用以动员广大人民奋起进行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民生主义”的中心内容是“平均地权”，主张核定地价，今后随着工业和交通的发展，增长的地价归国家所有。同时实行征收地租税。这样，就可以防止因土地价格高涨而引起社会不平等现象，杜绝少数人垄断的弊端。

三民主义学说，是卓越的民主主义思想，在当时，是一种最先进的革命思想体系，体现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斗争是一场争取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革命。

二、三民主义的缺陷

1．三民主义本质及意义

三民主义是闪耀着光芒的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正是在这个纲领的指导下，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摧毁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摧毁了腐朽的清朝专制压迫。但是，这个纲领存在着严重缺陷。“三民主义学说概括了当时整个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方向，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认识的最高成就，既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和成功，也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挫折。[③]”

2．三民主义的严重缺陷

孙中山对三民主义这样概括说明，“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艺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④]”许多年以来，我国大多历史学家也一直对三民主义大加赞颂，即便谈到三民主义的缺陷时也只是简单地说是三民主义没有明确反帝反封。然实际的历史情形并非如此。

（1）民族主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同盟会成立前，其民族主义以反满为主要特征，未能完全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同盟会成立后，从本质上说，已确立以民族建国为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但因作为革命主要力量的会党群众基本上只能接受反满的号召，加之他对帝国主义列强有幻想，同时又必须与立宪派在反满的问题上划清界限。所以，孙中山仍未能完全摆脱反满的局限。民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孙中山在国内民族关系的问题上的提法严重错误，使他被认为是一个大汉族主义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了新的飞跃。他非常明确地阐明了争取建立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国际新秩序的思想和主张。这是他民族主义思想遗产的重要部分。[⑤]早在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时，就明确提出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中国” [⑥]，这个宗旨，类似朱元璋反元时提出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国”的口号。朱元璋曾经用这个口号号召了大批汉民族民众参与革命。孙中山无非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他不会不知道，那就是，朱元璋使用这个口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蒙古人原本就不是和宋朝同属一个版图，是两个不同国家。北宋北方疆域最远达到山海关。朱元璋的主张，是将蒙古人驱赶回通古斯草原，即赶出北宋疆域以外。而满族早就归属明中央政府，满族地区上层人物也一直是接受中央册封。满族地区和明朝的关系本质上是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满族后来崛起，与中央对抗，属于地方割据。而满族如此仇恨明朝，究其原因也是因为明朝滥杀满族王公。假设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是对的，那么他的主张就等于将满族驱赶出山海关，即满族的老家东北。换句话说就是不承认东北属于中国领土。如何理解？

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政权结构也一直呈汉族掌权为主，其他民族参政为辅的结构模式。纵观整个中国历史，除了蒙古族和满族崛起入主中原，没有哪一个文化民族能与汉民族匹敌，即便是元朝和清朝，最终也被强大的汉文化反征服，汉民族也因此有很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尤其是汉武帝的民族主义的成功，使这种民族优越感的情绪达到顶峰，使汉民族绝大多数群众形成这样一个观念，汉族之外的民族都是异族。这种情绪深入一些汉人的心，在蒙古族入主中原和清军入关两个历史阶段表现得更加强烈。孙中山很显然也受到了此种情绪的深深影响。早在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之初，就迫不及待地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将满族同胞斥为“鞑虏”，将满族地方政府取代中央政府称为“支那亡国”，说现在的中国“帝位和一切高级文武职位，都是外国人占据着的。[⑦]” 居然将满族同胞说成是外国人。随着革命气候日益高涨，孙中山也将这种情绪加以理论化，有计划有组织地大加渲染，在国内外挑起了汉族对满族同胞的仇恨。1906年，孙中山主持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将反满的情绪加以理论化，条理化：

“一 驱除鞑虏 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奴隶，又不从者，杀戮一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

“二 恢复中华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以者，天下共击之” [⑧]。

这段话，火药味特浓。有两个非常明显的错误：其一，推翻清朝统治，是为了“光复我民族国家”。既然满族不在“我民族”之列，那么，壮蒙藏回苗也不可能包含在其中。其二，满族入关，绝非异族入侵。满洲地区早就属于中国版图。洪武年间，明在东北的势力最远只达到松花江、牡丹江及牙兰河一带。永乐时，明迁都北京以后，把战略重点转向北方，除了征抚蒙古外，更加强对女真地区的经营。永乐帝十分注意调查研究女真的情况，亲自找女真人询问地方风俗人情。早在永乐元年（1403年），就派遣邢枢等人，“往谕奴儿干吉列迷诸部落招抚之”。永乐二年（1404年），又派遣辽东千户王可仁前往豆满江等地，安抚建州女真。明王朝采取安抚政策，收到很好效果，“东北至奴儿干，涉海有吉列迷诸种部落，东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永乐初，相率来归”，“悉境归附”。明朝政府在这里“因其地分设卫、所”。于是设置奴儿干卫，以把刺答哈、阿刺孙等四人为指挥同知，古胪寺等为千户所镇抚，随后设立了一百多个卫所。永乐七年（1409年），奴儿干卫地方官员忽刺冬奴等人来朝，奏称奴儿干“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明廷接受了这个建议，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内地官员康旺为都指挥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永乐九年（1411年），正式派遣太监亦失哈、都指挥同知康旺等，“率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前往该地“开设奴儿干都司” ，专管卫所事务。奴儿干都司管辖地区，“东濒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北海”。明代在奴儿干设官建置，进行有效管理，表明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及库页岛地区已经是我国疆域的一部分。明朝中后期，满洲地区得以崛起，并与中央对抗，乃因中央对满洲地区管理失效所致。如果明朝中央是个有能力有威望深得天下拥护一如大唐王朝的政府，满洲地区人民又怎么会不顾牺牲也要推翻之？而满洲地方政府首领也一直是受中央册封，后来崛起与中央对抗，本质上与李自成建立“大顺”，张献忠建立“大夏”，并无二样，所不同的是，满洲形成气候而已。

岂不论满洲本身就包含女真崛起过程中一路收编的蒙古人，汉人，达斡尔人，锡伯人，朝鲜人，单就满洲地方政府而言，大清帝国的创始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先早就归顺中央，并一直接受册封。努尔哈赤的祖父昌安，父亲塔克世都是明朝委派的地方官员，但都不幸于1583年被明军所害。后来为了安抚女真，明朝又继续委派受害者之后人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后又封为龙虎将军。但是，明朝无故杀害努尔哈赤先人这一行为的仇恨早就埋在他的心中[⑨]。1616年，努尔哈赤鉴于女真地区内部各民族力量的融合改女真为满洲，公开与中央对抗。这样，明朝中央完全失去对满洲地区的控制。虽然这样，满洲并没宣称自己不隶属中国，也没标榜自己属于另一国家。它的本质，属于地方武装割据政权。

孙中山作为一代革命大家，不会不知道这个历史事实。之所以提出“驱除鞑虏”这样的口号，实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所致。这不，他刚刚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以国家元首身份迫不及待地举行隆重的祭祀大典，而祭祀的对象正是汉族皇帝朱元璋。一个力主建立民主法治的国家元首，祭祀一个封建势力代表人物朱元璋，此种行为，如何理解？当年朱元璋提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国”口号，号召了许多汉族民众加入革命行列，孙中山不论是从口号还是从革命后的行为多少有些模仿朱元璋，却犯下了常识大错。

早在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时，梁启超就极力反对孙中山的排满主张，坚持维护民族大团结，而孙却没有丝毫改变。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各省为孤立清朝统治者，纷纷宣布独立，但步调并不一致，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省份，主张和解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鉴于孙中山的排满情结，大搞大汉族主义，已经人心惶惶，忧心忡忡。中国一片混乱。日本，沙俄，英国积极利用此良机进行肢解和瓜分中国的活动。日俄密谋瓜分中国东北和蒙古，俄国和英国欲瓜分新疆与西藏。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趁机策动边疆少数民族实权人物宣布所谓“独立”，幸得北洋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安抚少数民族实权人物，才没酿成大祸，使列强肢解中国的愿望落空。但是，外蒙古越走越远，已经成为定势，这不能不说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悲哀。外蒙古的脱离，不能说责任在孙中山，但是，他的民族主义情结，与外蒙的脱离，不无关系。

（2）民权主义。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它的基本内容是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权利。孙中山在论述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关系时说，民族主义是“扫尽现在恶劣的政治”，民权主义则是彻底挖掘“那恶劣的政治根本”，孙中山认为，“民主立宪”才是“最为相宜”的政治制度。他根据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学说，结合中国的国情，第一次提出在中国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立宪方案。“希望在中国中国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立宪方案，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五权分立”还包括人民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其基本精神是直接的民权。五权分立和直接民权反映了孙中山对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批判精神，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的问题，即夺取政权与建立政权的问题。但是民权主义没有提出发动人民群众的具体措施，对封建势力具有很大的妥协性。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就窃取了革命果实。对待外国列强，甚至以承认各帝国主义国家逼迫清政府签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有效，幻想帝国主义国家能够理解和支持中国的革命。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援助仅是英帝国以及其他列强善意的中立，就可以使得目前的制度让位于一个不贪的制度了。[⑩]”以牺牲国家利益来换取外国列强的同情，这是他底气不足的表现。一个正扩张的帝国主义国家，怎么可能对一个有着广泛诱惑力的落后国家客气？退一万步讲，即便帝国主义列强保持中立，而资产阶级内部条件不成熟，中国当时的国情也与资产阶级的所提出政治制度不相宜。资产阶级也无法完成革命。

主张中国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立宪方案, 建立共和政治这种主张出发点是好的,实际上也是中国民主发展的历史方向。但是,此时提出这种方案,严重脱离中国实际。中国当时的国情是,城市工商业正遭遇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并没有步入正轨,就是说,城市工商业欠缺发达；广大的农村地区普遍处于小农经济生产状态,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属于农村人口；统一的市场并没形成,城市与农村经济发展差距太大。代表城市工商业阶层利益的资产阶级所提出的民权,实际上并不实用于阶级力量悬殊如此大的中国,因此,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无异于空中楼阁。换句话说,占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是无法享受到所谓五权分立共和制度的优越。当然也就无法号召最广大人民参与革命了。资产阶级并不是代表人口占多数的农村人口利益,在他们看来,仅凭他们的力量就可以取得革命的成功,自然用不着发动广大的人民参加革命。从这点上讲,民权主义不是提不出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具体措施,而是根本就没想到去提罢了。孙中山五权分立的主张,实际上是他盲目模仿西方政治所致,这与他在西方学习的经历有密切关系。只看到西方的先进,没看到这种先进与中国实际是不相宜的。

（3）民生主义。“夺富人之田为己有” ，核定地价，原地价归土地属主拥有，将来因为交通或工业发展，增长的地价归国家所有。 “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毫无疑问在当时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是可行的。但是农村的人口占多数，这个情况应该受到重视，农村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农民减少，土地规模化经营。如果平均地权，那土地如何集中？如果节制资本，农民如何减少？私人资本要操纵民生，那是在私人资本很少的情况下的担忧。如果一个社会私人资本居多，那他们还怎么操纵民生，国家不是严控私人资本，而应该创造条件使得他们不能控制民生。所以，“这是小资产阶级空想。”（列宁语）

孙中山主张土地国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把资产阶级共和国看做是代表全民的“民国”，认为土地国有就是为全民所有，全体人民都有地权。但在农民如何人分配土地的具体措施上，没有提出。这说明，在土地问题上，没有实践的经验。“夺富人之田为己有”，全民都有地权，不过是空想。

三、结束语

三民主义的这些缺陷，导致革命充满了挫折。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实现了“三民主义”中所谓民族主义的任务。但这种民族主义是极端狭隘的，并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外来民族压迫依然存在。中华民国成立，《临时约法》颁布，使人民获得一些民主自由权利，但没有结束地主土地所有制以改变中国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开始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专制统治，民国徒有虚名。为此，资产阶级革命派先后领导进行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但民权并没有实现。因此，辛亥革命只是部分地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并未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因此不能说“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任务，除了致力于实现民生主义外，还应当继续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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