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政治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工作层面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都应遵循一定的章程、规则。随着新形势的发展，政治生活的工作任务、工作对象、工作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党内政治生活的特性高度凝练为“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这是我们党对自身建设的新提升、新概括。党内政治生活的深刻内涵特征：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 以共产主义理想为目标和信念，并为这一目标和信念艰辛付出、不畏牺牲的共产党，若要成为一个高度有序化的组织、系统化的团队，就必须使其成员及其内部关系、结构在运行中发挥好整体的协调功能。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形象地用“生活”二字来表达一个生命有机体的生存、发展过程。同样，吸纳了各行各业先进成员的共产主义政党，如同一个庞大的生命体，其生存和延续有赖于不断的“吐故纳新”，保持青春昂扬的活力。“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家有家规，党有党法。“四性”之说，揭示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内涵的深刻特征。 “政治性”实际上道出了我们党要做什么事业的问题。党内生活非同一般的“过家家”，首要的指向是一种政治生活。这是组成政党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它包含了政治理想、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纪律等方面，隐含着对党员及其领导干部一系列高标准要求及规范。共产党人追求的“事业”，非一般中性的做什么“事情”，它包含着对宏大正义理念和使命的践行、对符合最终真理的献身。理想信念的指引是最高的规范，其动摇和滑坡的“连锁反应”将带来政治信仰的崩溃，极有可能使政党仅仅变成靠权利和经济利益的纽带连接起来的“乌合之众”。忘记了初心，做“撞钟”的和尚，“脚踩西瓜皮”，就逃脱不了历史周期律的惩罚。 二十世纪国外个别大党、老党令人唏嘘的历史提醒我们，政党的生命如不注意自我更新，就会一步一步走向衰亡。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就会被时代无情的淘汰。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对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的。”基于同样的道理，党内政治生活的内涵自然亦应把时代性包融其中，善于创新内容和形式，解决遇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计划经济时代，许多资源及其调配掌握在党的手里，党员对组织的依赖感和归属感比较强，政党号召力显著，党内政治生活容易开展；市场经济时代，原有的资源调配方式和管理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衍生组合的各种人际关系、复杂利益关系，对党内政治生活带来不可小觑的影响。因此，我们要按照信息化时代的特点，研究政党生存及其意识形态的传播规律，及时调整策略和手段。 一项宏伟的事业总是体现在千千万万的具体工作中。党的各级组织在带领党员开展各项活动、进行各种工作中，能否既有结合实际的创造性、灵活性，又能不失大的原则，考验着党内政治生活的贯彻和落实情况。原则是不能妥协的，否则危及的不是局部而是全局。讲党性原则，就要按照党章党规一系列准则去行事，有时候需要割舍私人情感、不能仅仅考虑部门利益，特别是不能把原则当作可以交换的筹码。党的规则不起作用，那些市场上流行的潜规则就会大行其道，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形成不良的政治生态，甚至渗透至核心要害领域。在原则上不严肃，嘻嘻哈哈，松一寸，党内生活就会散一尺。原则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反复锤炼，才能百炼成钢，坚持下来。“战斗性”这样一个特征本用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斗争上，为什么这里把它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特性呢？我们仔细思考，“战斗性”应该区分三个不同的层面：一是极少数腐化变质的党员及领导干部已经走到党的对立面，对他们的斗争自然与对敌斗争性质上有相通之处，只不过不是通过军事的途径，而是运用法律的武器。二是对于党内一定时期相当程度上存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不力，出现“把自我批评变成自我表扬、把相互批评变成相互吹捧”、“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和好人主义”、怕丢面子怕伤和气等现象，坚持“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同样是“战斗性”的体现。三是对党内外存在的歪曲、丑化、否定我们的党、我们的制度以及基本路线等方面的言行，旗帜鲜明地反对、抵制，主动地开展坚决的斗争，更是“战斗性”的体现。以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四自”能力来保障“四性” 从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两个文件——《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其中的两个“党内”字说明了什么？它主要是以适应于内部的准则和条例形式来解决内部的问题，其中提到的“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笔者认为是保障和实现“四性”的根本条件。作为先进性的政党，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它所开创的宏伟事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推动，无论是革命建设、改革，都是一种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它自身作为主体的进步从整体上讲也是一种自我调节、自我完善。即使是出现了问题，甚至在某个阶段出现带有一定全局性的问题，也还得通过自我革新来解决。道理很简单，我们不可能等这个社会诞生一股“异己”的力量，重头再来。要打破它，就要通过“吐故纳新”来实现良性的循环。 个别同志可能认为：“你这里说的‘自我’手段和方法，好像与我们讲的法治、制度、监督等手段相互矛盾。”其实，它们并不冲突。法治、制度、监督等治国治党方略，从总体上讲，还是我们内部的一种调整。如果把整个事业、整个主体区分成各个部分，如行政和司法、民主和集中、党内和党外以及政党和群众等方面，那就确实存在着外在的法治约束和内部的党性自觉、群众的监督和执政党自身的行为等矛盾因素。但是，我们从国家、政党的宏观和整体上来分析，这些调整在性质上均属于总体内部体制和机制运转上的自我完善。 十八届六中全会所要解决和提出的显然是全局和整体意义上的问题。其中，除了上述“四自”，可以发现与“自”相关的诸多表述，如：自觉按照、自觉遵守、自觉参加、自觉行动、自觉维护、自觉服从、自觉接受、自觉防止、自觉净化、自觉防范、自觉检查这种以“自”为内容的文化建设，不只是我们今天共产党人的独有发明，它实际上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资源的采纳、汲取、融汇。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从我们每个人自己做起，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走向更高的文明。《中庸》里指出，“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官员的修身治己，是治国理政的起点。管理是先管好自己，正人先正己，不是首先指向被管理者。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兴党强党，就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可以说，以上这些论述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性修养理论。 领导干部靠什么发挥影响力呢？一种是权力因素，一种是非权力因素。权力让人产生敬畏感和服从感。而非权力的影响，主要由道德品格、知识才能、意志情感等构成，使人产生一种敬重感、信赖感和激励感。非权力影响主要来自领导的内在因素，通过潜移默化的自然过程体现出来的，所以对人的影响就非常巨大而且持久。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要在其位、谋其职、用好权。作为先进性的政党，更应注重非权力的作用，发挥真理和人格的感召力。《大学》中指出，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的‘心学’”、“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典籍蕴涵着做人做事和治国理政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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