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热点素材评论

2018社会热点素材评论

“租赁型职工宿舍”是对劳动者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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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住建委23日发布《关于发展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征求意见，拟以多渠道解决城市运行和服务保障行业务工人员住宿问题，促进职住平衡。未来，这些人在租房时或将有更多的选择。(5月24日 中国新闻网)

《意见》拟规定，运营主体应当将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对接趸租给用工单位，不得直接面向个人或家庭出租。《意见》旨在满足务工人员的多层次租住需求，《意见》规定，在房间大小方面，人均使用面积不得低于4平方米，每间宿舍居住人数不得超过8人。这样的规定，既让租住空间不至于因为太过狭小而影响职工的生活质量，也不会因使用面积太大而让职工承担难以承受的租房压力。

此次随《意见》一起发布的，还有一份《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建筑消防安全导则》(试行)，提出了很多消防要求。集体宿舍是人员密集场所，更要注意防范火灾等安全隐患的发生。《意见》在消防方面严格要求，是未雨绸缪，是发展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有效防范职工集体宿舍出现各类安全隐患，职工集体宿舍才能带给广大职工以“家的温馨与安全”。

《意见》拟规定集体宿舍的三类主要来源：一是在集体建设用地上规划建设或改建;二是产业园区配建或将低效、闲置的厂房改建;三是各区结合区域规划调整需要，将闲置的商场、写字楼或酒店等改建。通过这些举措，有助于盘活闲置房源，又让广大职工“居者有其屋”。

对于广大务工人员来说，应聘看重的就是薪资、五险一金，及是否包吃住等条件。但像在北京等大城市，吃住成本都较高，不少企业就并不会为劳动者包吃住，很多劳动者需要自己租房子，这又是一笔大费用;况且劳动者自己租房子也会带来很多麻烦事;一些单身女职工租房还有安全问题。

所以，发展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就近解决劳动者的居住问题，对广大务工人员来说，是利好消息;这对用人单位来说，让职工“安居”，也更有利于“稳定军心”，生活质量提升的职工，也能拿出更旺盛的精力投入工作之中。此举值得其他城市借鉴与推广。要让劳动者都能活得有尊严，就需要多一些这样的努力，这是城市对为劳动者进行“反哺”，体现出城市对劳动者的尊重。

“抢人大战”折射社会发展三种趋势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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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各地纷纷上演“抢人大战”，从去年至今至少有20个城市先后加入“抢人大战”，连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也“未能免俗”，这背后折射出三种趋势值得深思。

一是教育资源分布仍不均衡。各地出台人才落户新政，真正目的在于支持有意参与城市各项事业发展，愿意在本地脚踏实地创新创业的人员，由于受趋利思维影响，出现了部分人借落户之机，单纯挂靠户籍为子女获得参加高考资格提供“准入门槛”，这种投机行为折射的是我国教育资源的地域分布不均衡的现状。天津“海河英才”发布不到24小时，有30万人办理落户申请，抢人效果之所以如此强烈，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其高考优势。从数据来看，2017年天津高考报名人数为5.7万人，数量在全国排名倒数第4位，而一本录取率是25.02%，位列全国第一，再加上当地具有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名校，且地理位置毗邻首都北京，自然成为极具性价比的落户城市。而山东的抢人新政虽然诚意满满，但却效果平平，根据中国教育在线等网站统计资料显示，山东高考考生人数在2016年为71万人，2017年为58.3万人，这两年里都仅次于广东、河南位居全国第三，从录取率看，2016年和2017年，山东省一本录取率分别仅为13.89%和10.6%，高考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二是户籍制度藩篱仍然存在。“抢人大战”的发生凸显了我国人口红利时代逐渐远去带给城市的集体焦虑，这种焦虑集中体现在我国户籍制度对人才流动的制约因素依然存在。不同线际城市设置“抢人”的门槛，看似合理，实则是户籍制度桎梏下的折射。因为户籍制度限制，一线城市汇聚了更多资源，对所有人更具吸引力，人才基于趋利因素总是涌向这些城市以及热点二线城市。但在户籍制度制约下，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就形成了权利待遇的差别，城市基于社会治理的需要，在户籍制度上实施严格的管控措施，促使户籍成了特权的象征，自然也成了吸引人才的待遇。但单纯以户籍吸引高端人才的城市治理手段不符合城市化发展的方向，也有违社会公平，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具有不可持续性。

三是城市人才溢出速度加剧。近些年，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城市的“城市病”日益凸显，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户口紧缩、房价上涨等严重影响了城市健康发展，一线城市的容量被极速涌入的年轻大学生快速填满，而一线城市所具有的上升空间、薪酬待遇、城市文化、配套设施等优势，正不断被二三线城市追赶乃至追平，导致城市间的人才分流不断加剧。而在城市内部又呈现出人才由主城区外溢，向人才开发区、高新技术区、郊区涌入的趋势，薪酬待遇、上升空间、市场氛围等权衡因素的差距日益缩小，加剧了这种溢出效应的持续演进。但需要注意的是，“人才外溢”与“抢人大战”存在着明显地相互制约关系，引进人才必须跟城市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和楼市调控政策结合起来，避免人口短期急剧涌入，超过城市的承载力，出现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短缺的问题。西安近期不断上涨的房价，短时间内十几万具有刚需的群体集中落户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这给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带来了巨大冲击。

“王者荣耀”防沉迷，几分真心或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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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易沉溺其中的网游，严重戕害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也酿成了无数家庭悲剧。加强网络游戏的监管力度，给少年儿童带来一个纯净的网络文化空间势在必行。对此，各部委文件一道又一道，媒体的批评一篇又一篇。但是，腾讯等大游戏厂商(平台)对此似乎无动于衷，几乎没有任何改正动作。(5月30日新华网)

不设防或假设防的国民网游，已经成为儿童成长的“塞壬之歌”。

2017年的全民讨伐，换来“王者荣耀”在防沉迷系统上的修修补补，但转眼一年过去，看看大而无当的门槛、再看看风生水起的网游世界，一个坑洞没有填好，一堆新的坑洞嗷嗷待宰着。

勤劳发家，守法致富。不管怎么挣钱、无论如何创新，古今中外，儿童为大。一个国家对儿童的态度，决定着国家的未来;一个时代对儿童的温度，决定着时代的高度。老子有言：“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孟子亦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遗憾的是，声浪高猛的讨伐与诘问，似乎并没有换来“王者荣耀”等国民手游的收敛。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号称拥有强大技术的腾讯等游戏商，至今没有推出一项可以真正保护少年儿童沉溺游戏的实质性措施。

眼下的“王者荣耀”防沉迷系统，大概就是“科技让搞笑更美好”的意思：随便在网络上搜一张身份证信息就可以轻松通过，又怎么会难得住已经对王者荣耀成瘾的孩子?真要解决这个问题，办法简便又低级：比如一张身份证只能对应一个账号，比如系统进入就跟酒店刷脸验证身份证一样、实时核对用户面部信息与登记情况的匹配程度……在智能手机都标配了“照亮你的美”的前置摄像头的现实语境之下，这些毫无技术难度的审核门槛只要启动起来，又怎会让面孔稚嫩且人证不合的儿童沉迷在“王者”的厮杀里?

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媒体给出的数据是：据2018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腾讯总收入为人民币735.28亿元，其中网络游戏收入增长26%至人民币287.78亿元，占比39%。在这些抽象数字之外，是鲜血淋漓的沉迷悲剧：杭州13岁男孩毛毛因为痴迷打“王者荣耀”，和父亲发生口角，一言不合，居然从四楼一跃而下;深圳11岁男孩趁父母不在家，偷取父母银行卡和手机玩“王者荣耀”花光家中3万元积蓄……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技术年代的“海妖服务器”日益司空见惯，而我们对头部游戏企业的骄纵似乎也审丑疲劳。那么，说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呢?说好的企业法治精神呢?4月17日，文化部对网络游戏市场开启新一轮整治，其中仅腾讯就有QQ炫舞等近10款游戏被直接点名;4月24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的紧急通知》;紧接着，8部门下发联合通知，要求加大对以游戏等为代表的网络精神产品对少年儿童影响的监管整治力度。空姐遇害案让网约车安全问题备受关注，进而立竿见影地倒逼企业拿出了雷霆举措;遗憾的是，在更广泛意义的网络安全领域，儿童类游戏的防沉迷系统似乎仍在快意飙车。

多少道文件才能管住网游对少年儿童的戕害?这个问题既叫人悲愤，亦叫人无奈。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博士在《欲罢不能：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一书中，以大量科学研究为基础，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网络游戏的诱饵之下，任何人都会成为瘾君子。可见，游戏的上瘾天性与孩子的自治短板，如果不能在制度与秩序的版图上寻找到平衡点，游戏利润越高，童年风险越强。

儿童节就要到了，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玩具、亦非美餐，而是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王者荣耀”防沉迷，几分真心或假意?游戏企业不妨将这个问题的答案，赠与2018年的中国儿童节吧。

私占公共空间害人更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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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某将未安装的塑钢门窗放置在楼道内，引发邻居夫妇不满，双方发生争执后，楼上邻居也加入其中。期间，杨某突然倒地，后被送往医院抢救，经诊断为脑出血，现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5月30日《北京晨报》)看到这则新闻，笔者不禁发声：私自占用公共空间既可能害人也可能害己!

随着各地创建文明城市的深入开展，城市的环境更整洁、更有序、更宜人了。但环视人们生活的空间，房前屋后、公共楼道等处乱堆乱放、私搭乱建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人占用公共绿地建菜园、公共空地搭建橱窗等等。

这样的做法，自己家的空间大了，但破坏的是公共环境，损害的是邻里和谐，妨碍的是他人的正常通行。特别是火灾等突发事件发生后，楼道内公共空间堆积物还可能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说，私自占用公共空间既可能害人也可能害己，得不偿失。

人们居住的环境是干净和谐还是到处是乱堆乱放、杂乱无章、邻里纠纷不断其实就在居民的一念之间。如果大家都只想着自己，居住环境就会陷入“脏乱差”的恶性循环，最后大家都吃亏。如果大家都为他人着想一些，那么建设美丽清洁家园就会水到渠成。

城市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市民们文明素质和卫生意识的提高，才是创建美丽家园的最有效“武器”。为了让我们共同的家园更靓更美更安全，让我们的邻里更和谐，那么，就让我们首先从不私自占用公共空间做起吧!

“安居”才是留住人才的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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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各大中城市的“抢人大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住房补贴、生活补贴、放宽落户、购房资格……各地纷纷出台优惠选项，抛出“政策礼包”，以吸引广大高校毕业生就业落户。(5月31日《人民日报》)

住房没保障，人心难安定。住有所居，心有所安。安居方能乐业，安居是乐业的基础和条件。一套房，能够拴住一颗心、留住一个人才。对加入“抢人大战”的各个城市来说，仅仅引进人才是不够的，在“引才引智”的同时，更要“用人留人”。住房是当前绝大多数人才最基本的需求，“安居”是最有效的留才之道。

加强预测保“安居”。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各大城市出台大学毕业生零门槛落户政策，必定吸引大量的大学毕业生留在当地或来到当地，就会产生大量的住房需求。在大学毕业生的住房保障上，要未雨绸缪，做到早计划、早安排、早实施。有的城市，却采取了“盲人骑害马”态度，对人才大量落户后的住房需求没有预作计划安排，供求严重失衡，导致出现“抢房”和房价大涨。有的人才被高房价和“房荒”给“逼”了回去，引进人才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多措并举保“安居”。许多城市的“抢人大战”，重点对象瞄准了大学毕业生，并突出了一个“多”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要抢得更多的大学毕业生，需要更多的住房来保障。为满足住房保障需求，需多措并举，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形成租购衔接，有特色，梯次性的保障方案。而有的城市仅仅依靠商品住宅的单打一保障模式，根本无法满足大量人才到来的住房保障需要。

加大投入保“安居”。购房租房打8折，是武汉市委市政府对大学毕业生许下的庄严承诺。近日，经过一年的筹备，武汉推出了首个大学生8折购房楼盘——“临空港青年城”。大学生8折买房成为现实，彰显了武汉市委市政府有诺必践、践诺必果的坚定决心。这也充分说明，在保障人才安居上，各地政府要舍得投入真金白银，兑现对人才的租购房补贴，加大住房保障投入和建设力度，兑现对人才保障性住房的配租、配售，为人才留下来吃下“定心丸”。

人才关系城市发展，住房关乎人才走留。是否“安居”是人才决定走留的重要考量。各个城市要从人才的“用户视角”出发，把“抢人才”与“促安居”有机统一结合起来，为人才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证。

年龄不应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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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团伙砸车砸店行窃，一年作案上百起终于落网。海口公安边防支队日前破获了三起盗窃团伙案，这些团伙成员大多为未成年人和辍学学生，最大的20岁，最小的仅10岁。(6月2日《中国青年报》)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数量有所减少，但根据2015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指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一项对14至18周岁犯罪人群的调查显示，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比例，从2001年的12.3%上升到2014年的20.11%。而在海口边防的团伙盗窃案抓获的嫌疑人中，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有17名，占比80%。由此可见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据我国《刑法》第十七条中的规定：公民年满18周岁以上承担完全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在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等8种犯罪的，才负刑事责任;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

由此可以看到，对于16—18周岁及14—16周岁违法犯罪作了限制规定以保护未成年人，且按照法律，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免予承担刑责的。从法理上来说，未成年人思想观念未定型。法律保护未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犯罪采取宽容的态度，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重教育、轻处罚，为他们提供更多教育改正机会，这是符合未成年人年龄段身心发育特点的。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少年犯知道这一条法律规定后，甚至称犯罪要趁早，14岁以前要大干一场。从某种程度上说，法律上的宽容就已经变成了纵容，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规范不完善，竟然成为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护身符”。

其次，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从生理发育来讲，未成年人早熟现象已经比较普遍。12—17岁未成年人生理机能已接近成年人，但是，他们的心理发育却相对滞后。他们看似早熟，但控制行为的能力相较于成年人仍有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家庭与学校、社会的教育跟不上，未成年人就会受到负面影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6月1日发布的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和犯罪特点司法数据分析报告显示，2016年至2017年,全国法院新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被告人以初中生为主,占比为68.08%。从地段区域上看,农村地区未成年人犯罪发案率超80%。其实从数据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国家义务教育实施不到位、父母“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不当”等问题的存在，造成了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的严重性。

笔者认为，家庭教育的缺失以及监护人的失职，是导致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发生的元凶。以海口边防的团伙盗窃案为例，这些嫌疑人大多早早辍学，平时不回家，基本上都在外流浪，家长忙于生计，对孩子疏忽管教。他们在年幼的时候没有得到父母足够的关爱，更为严重的是，部分未成年人直接处于无人监护的空白监护状态。

人们常说，“家庭是预防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第一道防线”“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因此，从家庭教育抓起，监护人应真正尽到对未成年人监护的职责，莫要等未成年人“失足”后才去关怀，亡羊补牢不如防患于未然。加强与学校以及老师的联动，铸牢预防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防线。其次，莫让年龄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护身符”，要加强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矫治，积极探索、构建和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凌晨三点不回家”不该是年轻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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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篇名为《凌晨3点不回家：成年人的世界是你想不到的心酸》的文章刷遍了朋友圈，里面的视频虽然只有短短5分钟，却戳中无数人的内心。许多人都说在视频里的主角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叹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更有人说这样的生活才是奋斗的样子。其实这正是最可怕的地方，有些年轻人经常深夜加班，肆意消耗着自己的的身体，还美其名曰是青春该有的样子。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奋斗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奋斗的确应该是青春的代名词，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奋斗一把，才不至于度过碌碌无为的一生。从古至今，一代代青年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天下的安定、国家的兴盛和民族的复兴而奋斗，今天的青年人，仍然是要靠不懈的奋斗才能拥有更好的人生的。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奋斗的青年们却似乎变了样子，他们不再意气风发、饱含壮志，也没有了盎然的生机，有的只是越来越高的发髻线、越来越弯的脊背、越来越多的“枸杞和保温杯”和经常性的“凌晨三点不能回家”。

凌晨三点不回家，是当代年轻人的悲哀，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当今社会发展逐渐加快，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身上背负的巨大压力，其中80后最为明显。80后大部分都已年过30，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再加上80后一代大多都是独生子女，父母的赡养更是凭添了很大压力。这些青年人每天出入在城市的写字楼里，经常没日没夜的加班，拿着不错的薪水，却依旧被房贷、车贷、子女教育经费等问题压得透不过气。他们期盼成功，甚至不惜一次次地以透支身体健康为代价，殊不知他们成功的进度远远跟不上熬夜对身体伤害的速度。

在我国的各行各业，加班已经成为了职场常态，甚至有人戏称“没有通宵加过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奋斗的生活本应该是幸福的、充满希望的，可现在看来，很多努力奋斗的年轻人内心却时常是迷茫的。就像视频中的几个年轻人，因为晚上加班，有人一晚上的劳动成果因为电脑死机而白费，有的不能回家照顾生病的孩子，有的不能前去见远道而来的恋人，他们都是努力工作的代表，却都因此而承担着难言的痛苦。他们或许因为年轻还能熬一段时间，但再过十年、二十年，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我国大部分人将会面临一个普遍的健康问题，这于个人、家庭和社会来说都是一种负担。

凌晨三点不回家，看起来励志，却不是年轻人该有的状态。改变这种现状，不仅是人们自身能够做到的，还需要企业的努力。只有整个社会思想行为作出转变，年轻人凌晨三点不能回家的现状才能改变，才能让更多的家庭有机会享受天伦之乐，让每一个努力奋斗的人更幸福。

“凌晨3点不回家”，是欲望还是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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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视觉志的一篇爆款文章《凌晨3点不回家：成年人的世界是你想不到的心酸》，把有关北上广与加班的悲情故事又抖落了一遍。

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最近偶然跟朋友聊天，知道她刚刚升职，我问她公司那么多人，为什么她能脱颖而出，她回答了一句话：你见过凌晨三点的深圳吗?”跟所有戳痛点、撩情绪、带节奏的爆款文章一样，作者的身边也不缺少这种看起来生活得苦逼的朋友。

贩卖焦虑的套路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实在难觅。不管你凌晨几点看到这个世界的样子，它都是你内心世界的如实观照，何须幽怨，何须心酸。如果你为了升迁，为了脱颖而出拼命加班，那这是自己的选择，都是成年人了，自己该做什么心里没点数吗，用欲望驱使下的奔跑诉说心酸，那只能是矫情，而且虚伪。

如果迫不得已加班，偶尔倒无妨，但长时间如此，那就应该站出来抗议，这样的企业，即便你为他卖命，最后也不过是无谓的挣扎，到头来壮了别人的腰包，害了自己的性命。

生而不易，成年人有能力搞清楚挣扎的背后是欲望还是无奈?前者是自我抉择，择其善者而从之;后者是被迫，其不善者当改之。

说到底，这些故事也不过是茫茫世界里激不起涟漪的尘埃，太微不足道了，这可能是任何人都经历过的平常事。笔者曾经上了3年夜班，且不说凌晨3点的深圳，广州深圳凌晨任意时刻的夜晚我都见过，你说我该心酸吗?当我沉浸在满头大汗的劳作中，不但没有觉得辛苦，反而很享受这份磨难。

每个人都会遇到苦难，都有自己的生存状态，别人眼里的苦难未必就是苦难，你所宣泄的心酸未必就很心酸。成年人，最重要的是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活法，生活中总有这样一些人，就算生活给他很多苦痛和折磨，他也有一颗向上向善的心。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这样说道：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已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有了这样的认识，你就会珍重生活，而不会玩世不恭;同时，也会给人自身注入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

每一个在北上广奋斗的人，那个不励志?所以，过分的包装和宣泄这种焦虑本身没有任何意义。那些被一篇篇爆款文章感动的稀里哗啦的人，那些所谓的感同身受都是虚妄，在别人的故事里瞎感动，成不了生活的强者。没有一颗强大的心，就别老想着出人头地，就别做那些发财梦。

说白了，制造爆款文章的自媒体，他不会关注你们的生存状态，他们只在乎流量，你读着《凌晨3点不回家》流泪，或许他们正在为赚取流量窃喜。自媒体时代，一篇篇10w+的背后总能唤起多数人的共鸣，而所谓的共鸣，恰恰是为难以言说的委屈找到了宣泄的窗口，这个窗口是别人打开的，而我们自身还是在封闭环境的自我压抑中挣扎。

每一篇精心熬制的情绪文章，或幽怨、或焦虑、或愤怒，都是一碗毒药，它揭开了你的伤疤，任凭那血汩汩的流，却无法为你缝合伤口，这和把一个在井里挣扎的人拉到井沿再扔下去无二。

珍爱生命，远离焦虑。那些贩卖焦虑的人未必焦虑，但他们一次成功的营销必然赚得盆满钵满。其实我们都是平凡而普通的人，也时时会感到被生活的波涛巨浪所淹没。但你会被淹没吗?除非你甘心就此而沉沦!

“微信群”并非法外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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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澎湃新闻从四川蓬安县公安局东城派出所工作人员处证实，因在微信群侮辱另一名家长及其女儿，家长张越(化名)的行为构成侮辱他人罪，被警方处于罚款200元的处罚。(5月27日澎湃新闻)

随着网络的普及与手机功能增多，微信群、朋友圈已成为寻常百姓不可缺少的社交平台，相关人员纷纷建立微信群，互通信息;利用微信群，晒吃喝玩乐图片，进行商品广告宣传，发表自已的观点、看法，关注自已的微信群成为众多人每天的“必修课”。

微信群，在拓展视野，广交朋友，丰富精神生活的同时，也渐渐偏离了正常轨道，个别人利用此平台，炫富夸贵，展示自已“虚荣心”，更有甚者，利用此“虚拟空间”，是非不分，颠倒黑白，肆意辱骂、侮辱他人，侵犯着他人、社会的合法权益。

由于身处“虚拟空间”，相互不认识或未谋面，加之“实名证”力度不够，当人格尊严受到侵犯时，由于查找麻烦，往往也就不了了之，无形之中，助长了这种网络任性行为，让不法者逍遥法外，与社会文明进步背道而驰。

依法治国，要求每位公民都要用法律来约束自已的言行，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当然也决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对他人进行“人格侮辱”，利用微信群，侮辱他人无疑是一种违法行为，受到“罚款处罚”，可谓是“罪有应得”。

现实中，诸如利用微信群等，侵犯他人人格尊严有之，也有人利用此，散布、传播谣言，有意无意地制造社会混乱，影响着社会的稳定;虽国家有关方面早已制定了相关规则，并对“微信群”、“朋友圈”中的“不法者”，依法进行严厉打击，因受种种原因的制约，微信群等网络平台的“不法乱象”始终难以根治。

微信群等网络平台中的“乱象”，伤害的不仅是无辜的“朋友”，而且还及这些平台的健康发展，理当运用法治力量，将其中的毒瘤彻底铲除，促其健康发展，还微信群等风清气正，让文明祥和洋溢于其中。

其一、加大实名制力度;相关微信群主，要自觉响应有关方面的号召，严格把好关，对以“网名”加入者，一律“驱逐出群”，让实名制约束自我言行;同时，切实承担起监管责任，发现“乱象苗头”，及时删除其内容，对当事者提出相应警告。

其二、相关群成员，在微信群中交往过程，要增强法纪意识，做到文明用语，懂得尊重他人，不得有意无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更不可侮辱他人，散布谣言等;同时，学会依法保护自已合法权益，发现自已或公共利益受到侵犯时，在保护证据的前提下，拿起法律武器，讨回公道。

其三，有关部门，要勇于担当，切实履行职责，果断亮出法律利剑，对“微信群中的乱象”，决不手软，发现问题，及时查处，雷厉风行，执纪问责，让其付出应有的代价，用行动维护“微信群”等的良好生态。

“微信群”也不是法外之地，只有“众群友”与有关方面共同给力，方能让“乱象”成为众矢之敌，无处遁形，让“微信群”彰显文明和谐气息。

突然偶像，王菊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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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101》参赛选手王菊火了!娱乐圈话题能成为社会公共议题，显然是因为它超越了圈子的界限，触及了大众关心的热点。按照过去的观点看，王菊的外形和气质的确不太符合娱乐节目里的“明星”“红人”标准，但在当下，王菊是个不折不扣的新生偶像，她的粉丝在网上自称为“陶渊明”，每当与王菊有关的新消息发布时，他们都在网上一片惊呼。

有趣的是，不论是王菊的真粉丝还是“黑粉”，都喜欢拿她那些颇为个性的动作乃至表情“说事儿”，以至于出现了“地狱空荡荡，菊姐在土创”这样带有恶搞风格的热门段子。

即使从娱乐圈“造星”的逻辑来看，王菊也的确是个特立独行的存在。耐人寻味的是，最初关注王菊的一批网友里，的确有不少人在批评她，比如那些夸张的造型、非主流的审美路线等等，都是王菊被“黑”的点。

但是，情势很快发生变化，一方面，网上出现了大量追捧和鼓励王菊的粉丝，还有一些“黑粉”在调侃和批评之后，竟然逐渐也变成了王菊的粉丝。这其实符合娱乐文化和网络消费文化的逻辑——很多人接受了王菊，未必是真的认为这种偶像可以取代传统的精致甜美路线的女明星风格，而是在消费王菊所提供的审美范式，甚至在其中找自己的存在感和认同感。更重要的可能在于，王菊表现出了普通人追求上进、永不气馁的积极乐观精神，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其实，什么是美，如何造就美，本来就没有唯一的答案。从日常生活观感来说，正如古人所讲的“环肥燕瘦”的道理，美的标准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也会有很大差异。王菊所展现的一种美的风格，的确与不少人的常规观念不同，但如果以更加多元化和纵深的视角来看待，其实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王菊的外形、打扮和气质虽然与传统女性的温柔细腻美不相符，但她的风格在国际尤其是欧美娱乐圈里并不算什么异类。尤其在大众传媒的推动下，“流行的就是美的”已经成为时尚和娱乐圈的风气，甚至有人为了走红，刻意穿着奇装异服、做出看似离经叛道的行为，这些都是为了赢得受众的关注，而受众往往具有盲从和围观心理，对审美对象的态度往往也随着他人的评价改变而改变。

王菊并不是第一个突破常规偶像形象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就像李宇春登上“超女”舞台后，也是突破了过去人们对女明星和偶像美的风格的认识，很多人开始认同李宇春的风格，她也引领了时尚风潮。偶像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能制造新的美感范式，恰恰说明明星自身的魅力。当然，王菊的火是否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我们可以从中理解美的多元性，并以更包容的姿态看待各种新鲜事物，而这种思维并不该只是一些年轻人所拥有的。

首批169名失信人名单公布是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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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先生曾经说过：“在一个人民的国家中还要有一种推动的枢纽，这就是美德。”而且，鲁迅先生精辟地阐述道：“伟大人格的素质，重要的是一个诚字。”但是，某些人就是我行我素，总是喜欢把个人利益凌驾于道德和法律之上。而且，有些人甚至错误地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因此，在我们的现实社会当中滋生了借钱和欠钱不还的“老赖”。某些“老赖”的行为不仅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和经济运行秩序，而且严重践踏了社会公德和法律底线。所以，对于严重失信人员，应当给予道德和法律惩罚。

据新京报6月2日报道，昨日上午，首批限制乘坐火车、飞机严重失信人名单在“信用中国”网站公示。公示名单共包含169人，其中117人有在飞机上寻衅滋事、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等交通出行领域严重失信行为。此外，根据民航局公布的民航乘客严重失信人列入原因来看，藏匿打火机、电子点烟器、火柴等“火源”的人数最多，占比达四成。

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必须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但是，有些人就是不愿意受制于社会公德和法律约束，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比别人“特殊”。有些人借钱和欠钱不还，有些人寻衅滋事影响公共交通秩序，有些人不遵守禁令规定，给他人的安全出行带来了巨大安全隐患。但这些人又拒不接受劝阻和司法处理，甚至用肢体动作阻挠公务执法。对于这些违反社会公德和法律的行为，我们必须实施零容忍，绝不允许这些人的行为肆意践踏社会公德和法律权威。

对于失信人员，必须通过社会公信平台予以公开曝光，并给予相应的道德惩罚。对于已经触犯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必须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决不能让失信者逃避道德和法律的责任追究。只有建立健全责任追究体系和规范社会正常运行机制，才能让公众自觉遵纪守法，才能让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基于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和谐关系。个人之间和谐了，国家才能更加和谐，整个社会也才会更加幸福。

尤其是对于那些公然践踏社会公德和法律的失信者，必须提高法律执行力，予以零容忍。只有让失信者付出及其沉重代价，才能倒逼他们敬畏社会公德和法律的权威与尊严。正如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先生所说：“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识社会公德和法律的关系，才能让失信者摆正心态。如果某些人不能让自己的行为受制于道德和法律约束，那就必须强制其回归到社会公德和法律的正确轨道上来。

别把马路当游戏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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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贵阳一名50多岁的女子经营着碰碰车生意，为图方便，经常开着印有“漂移碰碰车”字样的玩具车和汽车共用马路。交警表示：她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因多次劝阻无效，交警依法将其碰碰车暂扣。(5月27日梨视频)

涉事者认为在马路上开碰碰车既方便又可以宣传自家店铺，但这种行为不仅危险而且还违反法律。我们在不同的场合要选择开对应的车，在马路上就应该依法驾驶机动车，而游乐场才是碰碰车应该存在的地方，不要把马路当成游戏场，不要拿生命开玩笑。

开碰碰车上马路是一件危险的事情。首先，去游乐场玩过碰碰车的人，都应该体会过两车相撞时产生的作用力。万一碰碰车在马路上驾驶时有车与其相撞，不仅会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还会对多个家庭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其次，将玩具碰碰车开上马路会对孩子产生不好的影响，容易让他们误认为玩具车是可以和汽车一起驾驶的，并且模仿这种危险的行为，若是孩子在家长不注意时将玩具车开上了马路，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不仅危险，开碰碰车上马路也是一种违法的行为。这种将玩具车开上机动车道的危险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而且碰碰车在马路上行驶容易吸引其他司机的注意，从而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这种妨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行为又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

笔者认为，对于将玩具车开上马路这种既不珍惜生命又不遵守交通法规的行为，必须第一时间就制止，并且对违法者进行批评教育和依法处罚，而不应只是劝阻和暂扣，多次劝阻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严惩才能够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方便诚可贵，生命价更高。马路不是游戏场，在马路上行驶，我们就应该遵守交通规则，这不仅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不要冒着生命危险贪图方便，要时刻记住安全第一。

崔永元撕开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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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曝光“阴阳合同”，可以向税务机关提供不可多得的举报材料，也有助于推动税务机关加大税收征管和稽查力度，推动其他职能部门加大监管执法力度。这应当成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推动政府部门工作的一个典型案例。

江苏无锡市地税局昨天通过官微表示，已经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和江苏省地方税务局的要求依法开展调查核实，如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将严格依法处理。国家税务总局官网昨天发布消息称，针对近日网上反映有关影视从业人员签订“阴阳合同”中的涉税问题，已责成江苏等地税务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核实，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格依法处理。据报道，无锡市滨湖区地税局目前已经介入调查取证。(相关报道见A12版)

此次税务机关开展调查核实的网传“阴阳合同”涉税问题，缘起于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前几天通过网络曝光的材料。崔永元发布几张合同图片，曝光演员范冰冰与相关电影剧组签订一大一小“阴阳合同”，掩盖真实收入并涉嫌偷逃税款。注册地位于江苏无锡的范冰冰工作室发布声明，称从未通过“阴阳合同”的方式签约，会全力配合相关部门依法核查，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公布权威调查结果。崔永元同时怒怼相关电影的导演、编剧等主创人员，后者均无正式回应。舆论呼吁税务部门就崔永元曝光的问题依法展开调查，国家和地方税务部门昨天的表态，是对公众关切的热点事件作出的积极回应。

此次崔永元“怒撕”范冰冰等相关电影主创人员，缘起于十几年前范冰冰等人主演、摄制的一部电影，崔永元认为该电影影射自己，给自己的身心和家庭造成了巨大伤害。现在，包括范冰冰在内的原班人马开始拍摄那部电影的续集，崔永元一怒之下愤然出手，以曝光范冰冰涉嫌签署“阴阳合同”为切入口，实际上是举报范冰冰与相关剧组合谋偷逃税款，涉嫌严重违法犯罪。

应该说，十几年前那部电影是否影射了崔永元，现在拍摄的续集是否会继续影射他，范冰冰等人与崔永元之间究竟有多深的恩怨，原本属于娱乐圈的八卦话题，舆论不必过分关注。但是，当崔永元将自己掌握的“阴阳合同”公开曝光，从这一刻起，范冰冰等人与崔永元之间的恩怨，就不是娱乐圈虚实莫辨的八卦和无聊无谓的炒作，而变成了一方实名举报另一方涉嫌逃税犯罪的重磅“炸弹”。而且，崔永元向媒体透露，他掌握的类似“阴阳合同”有满满一抽屉，涉及一批影视从业人员，尽管他尚未将这些“阴阳合同”一一曝光，也尚未送交税务机关和公安机关，但也相当于向税务机关和公安机关做了初步的举报。

如果崔永元所言属实，曝光的材料也经得起法律的审视，那么大致可以证实，影视从业人员以“阴阳合同”偷逃税款不是个别人偶尔所为，而可能是在较大范围内盛行的一种“潜规则”。如果崔永元撕开的不只是自己的伤疤，而是影视从业人员以各种手法偷税漏税的黑幕，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税务、公安等职能部门和司法机关应当依法积极履职，迅速介入进行调查核实，对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崔永元此番“怒撕”客观上推动了税务机关依法履职，无疑是值得赞赏的，税务机关以务实态度和积极作为回应公众的关切，同样也值得赞赏。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表示，将在已经部署开展对部分高收入、高风险影视从业人员纳税情况进行评估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分析，加大征管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影视从业人员涉税违法问题已经引起了税务机关的高度警惕，税务机关已对部分影视从业人员纳税情况进行评估调查，准备进一步开展监管执法行动。崔永元在此当口曝光“阴阳合同”，可以向税务机关提供不可多得的举报材料，也有助于推动税务机关加大税收征管和稽查力度，推动其他职能部门加大监管执法力度。这与其说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巧合，毋宁说是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推动政府部门工作的一个典型案例——至少从目前的进展看是十分典型的。

崔永元撕开了什么?答案或许很简单，或许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家长不放假，“儿童节”如何陪伴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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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翘首以盼的“儿童节”到了，无论是让爸妈领自己到游乐园玩儿个痛快，还是参加各种活动，或到餐馆吃一顿大餐等，都是孩子们的热望。人们常说，儿童节是所有人的节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与孩子的成长有关，而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在儿童节这天陪伴孩子——陪伴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而现实却是，儿童节不是法定假日，这就令父母在这一天陪伴孩子成了一件烦心事。

那么，以往儿童节是怎么过的?难道孩子们都是在没有父母的陪伴下过节吗?当然不是，单位和父母对此“各显神通”：有单位给员工放一天假的，有放半天假的;有员工请假、调休的;对员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有孩子且有单位的家长，一般都是如此。

如果儿童节不是正好赶上周末，父母在儿童节这天想陪伴孩子，总会成为家长的一大头疼事，这也正是近年来不少家长一直在呼吁儿童节给父母放假的原因。六一节是孩子们的“重要一天”，如果撞上工作日，家长无法陪伴孩子，那岂不是让原本满心欢喜的孩子失望，也令想陪伴孩子的家长扫兴?一个儿童节，缺少家长的陪伴，孩子们只好呆在家里，与平时周末放假根本没啥区别了。

那么问题来了，儿童节能否成为“法定节日”?是否成将儿童节升格为“法定节日”还要看是否真有必要。遗憾的是，报道中专家给出的假理由显得比较牵强：“如果说六一家长应该放假，那三八妇女节是不是老公也应该放假陪老婆，九九重阳节子女是不是也可以放假陪伴妇女，这个说不通，落实很难。”儿童与成年人毕竟不同，即便是妇女或老人，拿儿童与妇女和老人相比不靠谱。

而把儿童节变成“法定”似乎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如果儿童节撞上工作日，父母想陪伴孩子就直接请假或者调休，而就单位来说多会准许。而除了一些单位主动给员工放假外，加上请假、调休等，绝大多数家长还是能做到陪伴孩子。其实，儿童节仅是一个“象征”而已，要想多陪伴孩子，功夫还要下在平时。正所谓，陪伴是一项“技术活”，如果仅在儿童节陪伴，绝非正确方式。

随着用人单位社会责任感的提升，企业文化逐渐被重视，对儿童节“变相”放假的大门必将越开越大。一家受人尊重的单位，势必都有优秀的“企业文化”。而让员工更开心幸福，员工才能更努力工作回报，这样的单位也才更有凝聚力。在儿童节暂时还不是法定假日的时候，员工在儿童节请假，当给予批准。如果条件允许，甚至还要更豁达一些，尽量满足员工陪伴孩子的愿望。

如今，人们日子越过越好，而如何让生活过得更开心，不仅是指收入提高，也包括儿童节员工请假需给假，甚至给员工主动放假的人性化福利。如此，社会才变得更和谐，人也将变得更幸福。

摒弃“家丑不可外扬”的陈旧“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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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近日，全国生态环境宣传工作会议召开。生态环境部在京领导班子、全国31个省区市环保厅局一把手、宣传口负责人均到会。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在会上表示，主动曝光生态环境问题也是正面宣传。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山清水秀、蓝天白云的期待愈加强烈。加快整治环境污染，营造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一环，也是不断增强人民幸福感与获得感的有效举措。

为此，近些年，各地各部门狠抓环境治理，坚持及时整改、及时落实、及时见效，解决各项环保突出问题，以史无前例的魄力和勇气，打响一个又一个环境保卫战，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环境问题呈现向好发展，人民获得感不断增强。

然而，推进污染治理，在关停、整改过程中，不可避免会碰到一些人的奶酪，引起一些不理解甚至误会。或者因为相关部门的不作为、慢作为损害民众利益，从而激发矛盾，引发网络舆情。

面对这些负面舆情，一些干部媒介素养不高，依然秉持过时的舆论应对之道，要么断然否认，要么遮遮掩掩，要么干脆不发声。正是在这些推脱与敷衍中，小问题酿成大问题，小事件发酵成大新闻，甚至产生严重的后果。

不难理解，在地方官员心中，环境问题引发的新闻报道，一方面给相关部门工作带来极大压力，开展工作相当被动;另一方面也可能损害政府公信力，害怕担责任。

害怕被舆论炙烤，甚至害怕引发误解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玩鸵鸟战术，幻想不闻不问就可以把事情揭过去，显然是一种自欺欺人。许许多多的事实都证明，“家丑不可外扬”的“官念”是陈旧的、过时的，必须坚决摒弃。

因此，“主动曝光问题也是正面宣传”的表态，其传递的讯息无疑是旗帜鲜明的。面对问题，躲躲闪闪是缺乏勇气和担当的表现，相反，坦荡地直面问题，在公众监督下立行立改，彰显的是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对人民诉求的高度关切，也是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的体现。

显而易见的是，主动曝光生态环境问题，一方面，可以掌握舆论主动权，增进与媒体、群众的良性互动，避免谣言和误会的滋长;另一方面，可以汇聚更多工作正能量，借一次负面的新闻，倒逼相关职能部门畅通机制、加强交流，加快问题的解决。此外，立行立改、务实担当的工作作风，也会赢得民意的支持和点赞。

改革进入深水期、攻坚期的现实语境下，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可能不会少。面对这些新情况，就应多一些主动发声的责任担当，少一点舆论倒逼的敷衍塞责，这也是作风建设的应有之义。

不能放任电动自行车“风驰电掣”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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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将于7月起全面禁售违规电动自行车，违规销售者将被吊销营业执照。这座2100多万人口的城市，电动自行车数量超过400万辆，仅2015年一年就发生事故3.1万起。电动自行车超标上路、逆行、闯红灯、超标载客甚至上机动车道，在全国各地都已成为见怪不怪的交通乱象，带来的危害也不容小觑。

管住电动自行车违规生产和销售，等于从源头上减少了电动自行车的数量，进而减少了其上路和行驶，这对于整治电动自行车乱象，减少其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危害来说，无疑十分重要。

而除了源头上的管控，还有一些问题是应该解决的。

比如，电动车自行车的使用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快递员和送餐员，事实上，在路上“风驰电掣”的也确实有不少是这些人。一方面，这部分人的交规意识是有待提高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只顾速度不顾生命;另一方面，也要从快递送餐的工作机制上找原因——当消费者点开手机APP，会发现有些配送平台对于距离很远的配送也承诺半小时送达，去除送餐员前往取餐点和等餐的时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完不成就要受惩罚。也就是说，有些企业为了获取更高利润，向配送员施以了过高配送数量和速度的要求，却忽视了员工安全，也忽视了共筑交通安全的社会责任。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行为，相关企业也是重要一环。

再如，执法方面的因素。当非机动车道被机动车、行人或其它摆放物挤占却无人管理时;当超标电动车制造、销售和上路，以及违规骑行等鲜有被查处时;当交通事故发生后，个别执法者以“机动车有保险”为由，在处理上对电动自行车违规驾驶者有所照顾和迁就时，是否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违规无所谓”的心理?

可见，对电动自行车乱象的治理，管住生产和销售的同时，还须管住人，要敦促相关企业履行好管理之责，更科学、合理地用工。毕竟，很多事情都是宜疏不宜堵。

从整个交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角度，每一个道路交通的参与者，都应当遵纪守法，做好自己、不添乱也是一种力量和贡献。

别拿招商引资当违规“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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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守纪律、讲规矩，本身就是对招商引资的一种好宣传。一些地方结合当地实际，积极落实中央精神，简政放权，“审批一个章”“最多跑一次”等改革其实正是吸引诸多客商的“磁场”。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各地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其中贵州省剑河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杨青山主持召开局党政班子会议决定借款购买高档白酒问题受到广泛关注。

“招商引资工作压力大，为了让客商满意……”于是，县财政局党政班子决定借钱购买茅台酒。看似为了工作，而且不惜动用私人关系，购买了120瓶茅台酒，结果当事人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并被免去党组书记、局长职务。这么做，错就错在把招商引资凌驾于党纪党规之上，当成了违纪违规的挡箭牌。

招商引资是正常经济工作，可以按有关规定实施接待——《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对招商引资中的公务接待进行了非常明确的规定。诸多客商远道而来，不管投资与否，当地有关领导尽地主之谊热情招待，并借此介绍地方经济发展状况，未尝不可。但热情并不等于非要喝高档酒、吃高档菜，而应在体现礼仪礼貌和尊重的同时，不失规矩意识，从而展现当地良好的政治生态。无论投资多少、项目大小，都不能突破党纪党规和法律法规的红线。违规购买使用高档酒“服务客商”，不是招商引资的加分项，而是投资环境难以承受的负资产。因为污浊的政治生态不仅不是经济高速健康发展的助推器，反而可能成为绊脚石。

某种角度上说，领导干部守纪律、讲规矩，本身就是对招商引资的一种好宣传。领导干部的言行往往就是反映当地政治生态的窗口。一些地方结合当地实际，积极落实中央精神，简政放权，“审批一个章”“最多跑一次”等改革其实正是吸引诸多客商的“磁场”。

时下，全国很多县市都在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招商引资。一些地方依靠更加注重提高“放管服”改革含金量，扩大改革受益面，更大力度推动简政放权，因此吸引了一个个总部项目前来落户，一批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好的产业前来投资。客商看重的不是地方领导招待的一两顿高档酒水，而是当地方方面面的生态和环境，官场风气风貌也是其中重要一环——风清气正是维护经济秩序的重要法宝，也是让客商安心投资和经营的重要保障。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招商引资涉及客商和本地政府、企业等多方面关系，更应该讲规矩，更要自觉依法依规办事。虽然很多地方相关部门承担了招商引资任务，而且竞争相当激烈，但竞争越激烈越要按规矩行事。尤其是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更应该带头示范，依法依规开展工作、洽谈业务。惟此，招商引资工作才能吸引更多客商，才能真正引得进、能落地、留得住，为地方经济注入强大活力。

祖父母带孙子不是本分是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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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则新闻引起网友热议，陈阿姨，53岁，绍兴人，只有一个儿子。儿子上了不错的大学，毕业后，顺利地进入绍兴某事业单位上班，又很顺利地找了对象结了婚。她以为自己这辈子算是成功了，现在可以开始享受下自己的人生了。就在这时，她满心期待的孙子出生了，但这件喜事，自从她说出“我不想带孙子”的心声开始，就变得不对劲了。(丰化日报6月1日)

自己的孩子自己带这么浅显的道理人人都懂，但是祖父母帮带孙子女却成了每个家庭的潜规则。这不仅给祖父母以无形的枷锁，也成为年轻父母逃避责任的借口。这无疑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正确看待祖父母帮带孙子女的问题，祖父母有选择带或者不带孙子女的权利。

从法律层面上讲，祖父母没有抚养孙子女的义务。但是现实中祖父母却成为抚养孙子女的主力军，替代了父母在抚养子女中的位置。由于传统观念较重，祖父母帮带孙子女成为惯例，多数祖父母毫无怨言的帮助自己的子女带孩子，为的是退休后也能给予自己的子女一定的支持。父母为了工作而奔波，祖父母为了孩 子而劳累。祖父母的晚年生活本应是休闲自在，却取而代之的是辛苦劳累。

从情理层面上讲，祖父母给子女带孩子只能算是帮忙而已。于情于理，祖父母都不能理所应当地成为孙子女的抚养义务人。父母强加于祖父母身上的包袱太重，让祖父母不堪重负，大半辈子为了子女而辛苦，到了晚年享受生活的时候，却还要为子女的孩子而劳累，如此太不尽人意了。有的父母出于工作太忙无暇照顾孩子采取聘请保姆等方式来解决带孩子的难题。祖父母可以在自愿的前提下帮助子女，子女应该心怀感激，而不是逼着自己的父母带孩子。

祖父母带孙子女不是本分是情分，切莫对老人实施道德绑架，给他们脆弱的心灵加上精神枷锁。年轻的一代要切实担负起教育孩子的应有责任，而不是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给父母，还美其名曰祖父母带孙子女是理所应当的事。社会应该多给老人以包容，还给他们该有的幸福。

让“中国好人”成为新时代的精神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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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中央文明办主办的“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开展10年间，定格了成千上万普通人善行闪光的瞬间。11681人荣登“中国好人榜”，11681个感人故事，刻画着当代中国的道德年轮，一张张朴实面孔，一个个感人故事，谱写了一曲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之歌。(6月4日中国文明网)

凡人善举情暖大地，“中国好人”灿若星辰。历来，“好人”就是人们评价某个人道德高尚最朴素的用词，也是对一个人道德素养的最高褒奖。盘点“中国好人”，每一个好人的背后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他们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都有一颗向善向上的爱心，正是这种爱心，凝聚成了一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好人精神，时时刻刻向身边的人们传递着一份社会正能量，成为新时代的精神坐标。

当前，社会思想文化呈现多元、多变、多样的趋势，主流价值观和基本道德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和挑战，也出现了一些“道德滑坡”“道德缺失”现象。这就需要我们在多元中确立主导，在多变中激扬主流，在多样中凝聚共识，就像这些“中国好人”一样，以一种真实的感动，来唤醒人们思想上的深度觉醒，形成一种文明自觉，大到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救人于难，小到一份关心、一句问候、一声感谢，却无不释放出非比寻常的力量，激荡起我们的精神共鸣，共同构筑起新时代的精神坐标。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们身上都有善念的种子，不经意间的善行闪光，都值得被标记呵护，成为映照我们心灵的“光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人曾问：我们年年学雷锋，雷锋当初学的谁?答案就是身边人。近年来，河北省坚持把道德建设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不断深化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河北好人榜”等评选活动，先后推出了林秀贞、高淑珍、李保国、吕建江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形成了一种向上、向善、向美的社会价值认同。

毋庸讳言，唯有让好人有好报，才能让好人有底气、社会有正气。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广泛开展慰问帮扶道德模范、设立道德模范基金、见义勇为基金等活动，从精神、物质等各方面关心帮助当地“好人”，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让行善者不吃亏，让好人有好报、有光彩、有尊严，进而推动形成“好人好报”“德者有得”的价值取向，使好人如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也让我们的社会充满道德的力量，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

人生需要信仰驱动，社会需要共识引领。“中国好人”就在我们身边，他们用平凡诠释着伟大，用善行义举汇集起道德的力量，成为新时代的精神坐标。面向未来，大力弘扬“好人精神”，架起核心价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教化于众的桥梁，自觉加入“中国好人”的行列，用忠心孝情感恩父母、用关怀奉献感激乡邻、用爱心赤诚回报社会，引领社会和谐发展。

致高考，无论成败未来犹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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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高考开始了，千万莘莘学子将在这个知识的战场上奋勇拼搏。有人说，高考是人生的一道坎，但高考更像人生的一道门。推开这道门，未来就在你我眼前展开。

“高考，它没有多复杂，也不那么高深，它只有两个字：公平。为自己的命运做出了多大努力，你就能获得多大的回馈。”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你挥洒的每一滴汗水，你写下的每一行公式和诗句，都不会辜负你。回首高考那一刻，希望你的记忆里天很蓝、云很淡、风很轻，阳光下的你闪耀着灿烂的笑容。

高考可以代表一些事，但它绝不会代表整个人生，未来不管怎样，都不要否定自己的可能性。高考试卷的答案是唯一的，但是人生的答案却是多种多样的。“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考取高分进入知名高校就读，是好样的;在职业学校成长为一名“大国工匠”，是好样的;高考落榜选择复读或者直接就业，也是好样的。

“看见太阳，你就把阴影甩在脑后了。”一位孩子高考失利，父亲这样安慰他。“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人生不可能一路坦途，总会有曲折有坎坷。高考，如同一场成人礼，让这群十七八岁的孩子们尝试独自面对人生的挑战。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只要你足够努力，就对得起自己、对得起青春。

或许你正在为复习不到位而捶胸顿足，或许你正在为虚度光阴而悔不当初，或许你正在为到来的高考而紧张不安……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只要你怀揣梦想，勇敢前行，美好的未来就触手可及。

“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加油!孩子们，冷静应考、从容处之、淡然面对，青春终无悔。

增注“儿童禁用”是一首“迟来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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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发布公告，对柴胡注射液说明书进行了修订，其中在禁忌项增注“儿童禁用”。对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儿时的一种“情劫”，以至于当被提及“又一种儿童常用药成为禁用药”时，不少人未必记得当年这种药因是中成药、“副作用少”而被推荐使用。(6月6日央视网)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用药量稳居世界第一，这不是说大话，而是最现实的国情，俗话说得好，吃五谷必生灾，谁也说不准何时生病、生啥病。

问题来了，要看病就必须吃药打针，而用药安全无疑牵动人心，谁都担心吃到假药，抑或吃错了药。可是老百姓往往怕啥来啥，一些药品标注不严格，成人与儿童不得通用的药品，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医生开具的药方里，柴胡注射液就是其中之一。

笔者也是上了年岁的人，曾记得柴胡注射液是医生为儿童看病的首选药品，只要患儿身体不舒服，这种药品就成了常用药，多年来大家都心照不宣，医生在开具药方时自然也是乐此不疲，没有人觉得不妥。

现在官方认定这种药物必须“儿童禁用”，可见其注射使用必有安全风险，很多患儿多年来一直在走钢丝，显然这是用药的误区，也是雷区，没有人说得清楚，究竟有没有患儿因此而留下后遗症。

在药品说明书上增注“儿童禁用”，虽然只有区区几个字，意义却不可小觑。希望每个医院都定期对医生进行安全提示，特别是小儿科的医生，别忽略了用药安全，如果医生是马大哈，还是按原来的套路出牌，继续给患儿使用柴胡注射液，将是不可原谅的。增注“儿童禁用”是一首“迟来的爱”，主管部门必须领唱，每一个医生都是合唱团的成员，如此才能奏出和谐的乐章，才是患者特别是患儿的福音。

“00后”最难突破的困局恐怕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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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瑜从小想当一名漫画家，高一下学期就决定转为美术生。他的奶奶是大学教授，不认同孙子的这个决定，想让他学理科，考计算机专业。为此，父亲还去学校跟班主任进行了一番争论，误以为是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才劝说儿子转学美术。即使家人反对，陈伟瑜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决定，继续学习美术。“我的人生掌握在自己手中，做出了选择就不后悔。” (6月6日《长江日报 》)

作为今年成为高考主力的“00后”中的一员，他在走向人生第一个重要关口之前，就有一次坚持独立自主的选择，令人欣慰。但愿他有这杯酒垫底，顺利通过高考，继续延续自己的选择人生。

然而，这一年代的人，能够冲破六个大人的“友情封锁”，坚持自己的独立选择，绝对是极少数。更多的孩子，除了在周岁时有过“抓周”的无意识行为表演，几乎都是导演团队的小演员一枚。就人格成长而言，“选择”，恐怕是“00后”当下最难突破的一个困局。

选择对“00后”有何特别之处?因为他们不是爷爷辈那样生活在固化的二元社会，不像父辈(主要是70后)那样有着“唯有读书高”的单纯执着，也不像80、90后那样在应试教育的轨道上无可选择。“00后”出生和成长之时，互联网日趋成熟，文化更加多元，改革更加深入，顺应社会快速转型，高考在变，大学教育在变，就业在变，生存模式在变，有人清醒地意识到：虽然多数变都是一种进步，但选项越来越多，选择越来越难。

犹如从甲地到乙地，过去只有一条路，很好办。如今有了多条路，对于没有选择能力的人来说，可能会左右为难，裹足不前。比喻眼下的“抢人大战”，到处都在招手，各地都是笑脸，何去何从，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要作出正确选择，并不容易。

我国将在2020年建立全新的高考制度，新高考改革的出发点就是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包括考试选择权、科目选择权、课程选择权、学校选择权，“00后”算是这个“选择社会”的原住民，更多选择，对他们既是福音，也是考验。

说是考验，是因为“00后”要行使选择权，必须突破“六人家庭保险”“保姆式学校保险”，更不要说他们先天缺乏选择的实践与能力，也暂且不说选择多还意味着诱惑多，更复杂的比较。如果对“00后”的选择素养不引起足够重视，不采取措施，让他们走出选择的困局，时代赋予他们的选择权，很有可能成为家长和学校联手代玩的新游戏，而让“00后”错失成长的机遇和选择的机会。

近日，我自告奋勇替一朋友说服他的孩子听从父母的意愿，就近找个工作，早日成家立业，结果，这位年轻人说：“我这次不听从父母的安排，是因为他们把我的前三十年安排得太周到了，比起同龄人，我似乎还没有长大。我如果继续留在他们身边，不仅忌惮父母继续‘厚爱’，也对我自己不放心。我怕我一遇到点困难，就向他们求助作主。所以，我决定到远方去闯一闯。”这一席话让我放弃了初衷，我从内心里为小伙子的觉醒和选择打call。

给“00后”选择权不可能一蹴而就，学校和家长既要引导学生自主与自立，又要自身有“放权”的自觉与艺术，更要有学生自己的觉醒与坚持。同时，选择也不是任性，成长是选择的前提。选择者要靠选择的结果来证明自己，更要有承担起选择的N种后果的准备。

学习、工作和生活，人生的林林总总，实现群体性选择“自己选择”，比每个学生依赖家长和学校寻找一个万全之策，对于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一代新人的现实担当来说，恐怕前者更为紧迫。

网瘾孩子”母亲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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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是高考，全国有975万考生进入考场。媒体刊登天气、交通、饮食指南，一切为考生服务。

昨天，我也写了一篇《致00后考生的一封信》，文章中提到，高考虽然已不再是00后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但它仍是人生中重要的时刻，考生不能敷衍，仍要全力以赴。

在高考面前，全社会都在表达祝福，寄予期待。只不过，表达祝福的姿势却未必一定是热烈的、欣慰的，也可能是苦涩。

就在这两天，我还读到了这样一封信：《一个心碎母亲致所有高考考生的公开信》。这封信讲述的是，一位母亲原本有着一个成绩优秀的儿子，但儿子从初中开始沉迷网游，成绩一落千丈，精神萎靡不振，家庭关系遭到极大破坏，而他至今未能走出。

这位母亲特别指出游戏公司要承担责任，“带来这一切的网络游戏公司，应该受到全社会怎样的遣责!”，“你们大把大把赚钱难道就真的这么心安理得吗?”进而第“无数次强烈呼吁”：“请关注那些沉迷网游孩子的身心健康，让他们走出迷途，重返社会。请伸出你们的手，帮助他们远离网游，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这位母亲在高考前夕将公开信发给了律师王晓玲，王晓玲随即在网上公开这一信件，用意再明显不过：就是要通过蹭高考这个时间节点，去提醒全社会关注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问题，并给游戏公司施压，迫使它们真正出台有力措施，防止网络游戏毁掉未成年人。

网络游戏的危害，各种批评文章早已充斥媒体，汗牛充栋。游戏公司也口口声声称要建立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承认要承担的责任。比如王者荣耀出品方腾讯公司，早就表态要协同相关部门制定游戏分级制度，但事实呢?这样的承诺，我们听了多次，但总是等不来开花结果。

其实，建立游戏分级制度或防沉迷系统，游戏公司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因为，一款游戏要风靡，游戏公司要赚钱，其技术设计的逻辑，就是要让玩家沉迷。

以腾讯王者荣耀为例，王者荣耀的核心体验模式是5对5，玩家选择各自的英雄角色组队，率先“推塔”成功者获胜。而在可玩性上，推搭、攻击、补刀、团战、回防、给队友留buff、跟对手PK等各种过程均需要快速完成操作，它让玩家的情绪始终处于波动状态，忍不住点击再来一局，拒绝下线。

所以，网络游戏的设计，本来就是让人沉迷其中的，与“防沉迷”压根是完全相反的逻辑。一款游戏越让人沉迷其中，它就越成功，这也才能体现游戏公司的价值，从逻辑上，他们就是要防止玩家停下来。

这与抽烟吸毒的道理是一样的，正如戴维·考特莱特所写《上瘾五百年》所描述的那样，从香烟到酒精再到毒品，一切好用的东西，就是使人上瘾。

但上瘾从来都是危险的，更何况是青少年。青少年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读书上学，可以偶尔游戏放松，但沉迷其中，就是本末倒置。

对于网络游戏的危害，人民日报、新华网都先后发文，严厉指出它伤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这其实是在敲打腾讯等网络游戏公司，提醒它们负起责任，但直到如今，我们未曾看到它们能拿出什么有力措施。但显然，预防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游戏公司要负起责任。

且不说游戏分级制度在国外已经是基础设计，即便考虑到制定中国的游戏分级制度需要一定时间，但从纯粹技术层面来说，以腾讯这样体量的公司，为游戏设置一个限制用户玩耍时间的插件，根本就不是难事，但相关措施，我们至今未见。

而在游戏公司不想做的时候，就必须由国家有关部门出手，督促企业制定网游青少年放沉迷措施。

这位心碎的母亲在公开信最后写到，“高考确实不是衡量成败的唯一途径，绝大多数父母也不会严禁你们接触游戏，但无论过去现在以后，尤其在你们人生最宝贵的学习阶段，请你们绝对不要轻易陷入网游!请一定别让自己的人生成为游戏!”希望这句话，能被游戏公司与有关部门听进去。

首张“电子出生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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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殷女士在手机上通过人脸识别认证后，点开了自己儿子的“电子出生证”。据媒体报道，这是全国第一张全省通用的出生医学证明电子证照，和纸质出生医学证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广泛应用于公安、人社、卫计、司法等部门30多个办事场景，“刷脸”即可使用。

“出生证”是孩子的第一张法律证件，其录用信息跟随终身。它除了可以证明婴儿的健康及出生状况、与父母的血亲关系，还是依法进行人口登记、取得公民身份号码的依据。在许多具体的办事场景中，“出生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有效证明，比如去卫计部门办理医学鉴定初审，去人社部门办理生育保险报销、生育津贴及相关医疗费用核发，去公安部门办理新生儿入户等。因此，小小一纸证明，作用不可小觑。但对新生儿家庭来说，这张证明的办理过程似乎并不够方便——它由助产机构和县级管理机构签发，需要在产后第3个工作日至2个月内到医院现场办理，候时长，程序相对繁琐，一旦丢失，还会有更多麻烦。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和优化办理流程，对新生儿父母来说，是一项省心省力的大好事，充分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凡是能实现网上办理的事项，不得要求群众必须到现场办理;凡是能通过网络共享的材料，不得要求群众重复提交;凡是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信息，不得要求其他单位重复提供”。将电子政务搬到网上，让人民群众动动手指就能办事，看似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如果相关部门没有坚持问题导向，没有从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等问题出发，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事实证明，各地政府在互联网服务能力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差异，不仅是经济水平发展不均衡的原因，也有对电子政务认识不足的因素。在这方面，广东的“数字政府”建设与探索一直走在前列，无论是政务新媒体规模全国第一，还是颁发全国首张“微信身份证”、首张“电子出生证”等，都是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为第一诉求，以方便人民群众办事为第一目标，积极拥抱新事物，主动带来新变化。

电子政务不仅要求信息上网，而且要有推进整合的认识和能力。只有打破“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烟囱林立、信息孤岛”的现状，让信息充分共享共通，才能实现政务信息资源多方利用。以“电子出生证”为例，这绝不只是一张纸的电子化，而是将数据充分联网贯通，使得公安、人社、卫计、司法等部门都可以一键查询、一键认证。以往，一些地方拆解服务功能，虽看起来每一项都是一次性办结，但实际上整个服务并未能达到一次性办结。这就有可能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淖，即各单位、各部门都有自己的“两微一端”，表面上是大家都在推进信息化服务，实际上是各部门搞信息封锁，不愿意放开权限壁垒，导致电子政务缺乏一种体系化建设的思维。如今，“电子出生证”嵌入在“粤省事”的微信小程序里面，是省级层面“整合推进”的结果，最大程度贴近了我们想象中的数字政府。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切实提高政府的互联网服务能力，构建一个新型政务服务体系，才能真正把为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变成零距离。在现实生活中，诸如“出生证”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在形式上“触网”，在流程上优化。只有时刻考虑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才能构建一流的“互联网+政务服务”。

家长为孩子拉票就是在公然“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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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1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2.0%的受访家长曾为孩子评奖在网上拉过票。对于孩子评奖使用网络投票的情况，63.9%的受访者直言孩子评奖变家长比人脉，57.6%的受访者指出孩子本身的技能本领被忽视了。(6月7日《中国青年报》)

新媒体时代，随着微信、QQ等社交平台的兴起，在为孩子们举办的各类评奖活动中，却出现了令人厌恶的“拉票”现象，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凡是使用这些新媒体的人，恐怕都有这样的经历。来自同学、同事、朋友、邻居这些熟悉的人甚至陌生人的“求投票”信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最开始，不少人觉得挺新鲜，于是就按照指定的候选人投上一票，毕竟，动动手指就能做到也算是“成人之美”。

然而，随着这类活动的增多，人们收到的“求投票”信息越来越多，反复收到这样的信息，不免使人产生反感，抵触情绪加剧。这些为孩子们举办的活动，从“快乐天使”“音乐之星”“杰出小画家”，到“实践小能手”“最佳小读者”“未来体育之星”等不一而足。而每一次类似的活动，家长总要在微信群或QQ群给自己的孩子“拜票”，以至于群内到处充斥着“拉票”信息，使群内其他人不堪困扰。

孩子参加评奖活动，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众多小选手中脱颖而出，这属于人之常情，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别人的孩子强呢?可是，如果靠“求投票”来赢得胜利，无疑使评选活动变味儿。有人说，家长不遗余力地在群里为自己的孩子拉票，比拼的是家长的“人脉”，当然如此，但靠比拼人脉而来的胜利，其实不就是靠造假获得吗?无论孩子参加的是唱歌、跳舞、实践、画画，还是写作、体育、音乐、书法等，都必须靠小选手们的实力取胜，而不是靠“拉票”，否则，就是公然造假，而最终获胜又有何意义?

事实上，学校组织的各类比赛都有其明确的目的和意义。例如，体育比赛的目的就是参与过程，超越自我，收获友好、自信和尊严;艺术类比赛，通过唱歌、跳舞、朗诵等，旨在更好地活跃校园文化，给热爱艺术的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展示平台，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再如作文比赛，就此可以培养孩子的写作兴趣，提升写作能力，塑造自信人生……遗憾的是，“求投票”令比赛失去了公平与公正，也使这些活动丧失了原有的目的和意义。

而且，如果这类比赛不是由学校主板办，而是某些来历不明的社会团体或机构，甚至有商家背后操控的影子，那显然就是商家自我宣传、推销、炒作的一种隐蔽的营销手段了。这些商家“醉翁之意不在酒”，绝非在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而考虑，而是打着服务于孩子的幌子，实则达到推销产品和牟利的目的。而不少家长却在极力地把“朋友圈”变成“拉票圈”，还不惜花重金给投票者发红包以示感谢。

而家长的“求投票”更大的危害在于，将给参赛的孩子造成巨大伤害，使孩子认为哪怕自己没有能力，却可以通过“拉票”式造假胜出，这对孩子诚实诚信的培养很不利，要比表面上的“拼人脉”毒害更大。此外，靠造假获得的荣誉，势必助长孩子的虚荣心，使孩子搞不清自己在兴趣爱好上的实力到底如何，对其今后的成长必然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靠“拉票”脱颖而出的孩子，学会的，恐怕只有虚荣心的提升或弄虚作假的本领。

由此，家长为孩子拉票就是在公然造假，而造假的危害巨大，人尽皆知。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求投票”，即是毒瘤，必须铲除，家长绝不该在评奖上不择手段。如果家长真爱孩子，就该让其通过比赛培养独立自强的习惯乃至规则意识，而非靠人情和金钱造假。

时政热点：让外逃人员“无路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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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发布关于部分外逃人员有关线索的公告，曝光50名外逃人员的有关线索，其中“百名红通”人员32名。曝光内容包括外逃人员基本身份信息、可能逃往国家和地区、目前可能居住地、涉嫌罪名等。(6月7日《北京青年报》)

中央追逃办再次曝光50名外逃人员名单，从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外逃人员逃往美国的最多，共计23人，其次是逃往加拿大的有11人，新西兰6人，澳大利亚4人。外逃人员涉嫌犯罪类型中，所占比例较重的是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其他涉嫌犯罪类型还有职务侵占、骗取贷款等。对这些外逃人员的名单和详细信息进行曝光，就是为了形成震慑作用，让他们“无路可逃”。

中央追逃办发布的50名外逃人员线索，包括外逃人员基本身份信息、可能逃往国家和地区、目前可能居住地、涉嫌罪名等。如今，在信息化社会，国际信息互通互联，这些信息的公布，无疑是对这些外逃人员撒下了“天罗地网”，让他们感受到压力，让他们无路可逃。

过去，这些外逃人员利用制度漏洞，不断是侵蚀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不断地干出违纪违法行为，在案发后，却逃之夭夭。可以说，这些人的出逃，让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让党和政府的形象也受到的影响，同时，也给一些在职的党员领导干部带来了不好的示范。

如今，制度的笼子已经扎紧，各种党纪党规监督无处不在，让在职领导干部感受到约束的同时，更能够远离违纪违法行为，更能够跟职务犯罪划清界限。同时，不断地发布外逃人员名单，给这些外逃人员布下了天罗地网，让他们无路可逃，释放了对外逃人员绝不姑息的信号，彰显了违纪违法必将受到严惩的坚定决心。

让外逃人员“无路可逃”，是党纪国法愈加严明的表现，是人民监督权利的彰显，同时，也是对在职党员领导干部的警醒。不论身处何地，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不论如何钻制度的空子，都将会受到严惩，哪怕你逃亡海外，哪怕你跑到天涯海角，都要回来接受党和人民的审判。

为审批提速，方能遏制进口抗癌药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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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在肿瘤患者群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寻找马法兰，但苦于“没有身份”，这种药多以隐秘的方式流入内地，形成一张地下供需网络。多种抗癌药未入市催生“地下黑市”，代购月销售额200万元。北京京都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主任孙媛告诉记者，虽然没有准入，但马法兰在国外有十多年临床经验，对多种实体瘤的疗效都是不可替代的，甚至是必需品。(6月7日《新京报》)

其实，不仅马法兰，不少国际公认的抗癌药在中国内地都面临“有名无分”的尴尬处境。一边是心急如焚的抗癌药需求者，而另一边却还要从黑市上高价购买进口药。今年4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并鼓励创新药进口。相关部门也出台了政策，简化进口特效药审批流程，包括马法兰在内的抗癌药，或将加快进入内地市场。

但快两个月过去了，像马法兰这样的抗癌“救命药”为何还在处于“黑市”高价状态?

实际上，马法兰很早就已进入我国内地市场。1996年，葛兰素史克的马法兰获批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当时有关部门的定价是不能超过70元，据媒体报道，这个价格远远低于马法兰在美国等多个国家上百美元的定价，马法兰也成为了当时中国内地最便宜的抗癌药之一。可几年后，葛兰素史克将马法兰卖给另一家药企，马法兰便没有再申请进入中国内地市场。

马法兰对部分肿瘤确实有一定效果，却并非人人适用，医生也会综合实际病情和病人体质等因素来决定是否使用含马法兰的方案，因为用药的医生会承担风险。而过去这类药“非法”时，不少地方都在查处黑市买卖，曾引起很大的争议，甚至导致公诉。2014年7月，全国的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案，曾引起轰动。事发后，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次年，沅江市检察院对“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案”撤诉，并解释称“陆勇的行为不构成销售假药罪”。这揭开了抗癌药国内非法而患者又急需的尴尬盖子。

国家决定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并鼓励创新药进口，然而，这些进口抗癌药还未能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究其原因，不仅有药商药企对成本的考虑，更有审批方面的原因。其实，如果进口抗癌药有市场，药商和药企不会没有动力;药企主动申请入市，进口抗癌药获批也会提速。不过，如果审批速度过慢，就无法使药品及时送到患者手中，而这才是进口抗癌药“黑市”猖獗的主因。

据称审批部门正在加快进口抗癌药的进程。而就像报道中提到的那个“进口疫苗”，为什么几年前就在中国上市了，而如今仅用8天左右就顺利完成审批而入市了呢?可见，还是没有把这进口抗癌药重视起来，为癌症患者减轻痛苦考虑。由此，进口抗癌药合法购买迟迟不能入市，主要原因就在审批部门。希望审批部门本着对人民群众健康负责任的态度，为进口抗癌药审批入市提速。

时政热点：莫让网络流行语成了你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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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网络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就连话语体系都新出境界了，说流行语成了一种时髦。打开微信收藏的表情，要是没个：“扎心了，老铁!”，“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戏精”“疯狂打call”，都不好意思说自己走在潮流的尖端!

然而有些网络流行语，有时常常“流行”得让人莫名其妙。笔者在了解了这些网络流行语之后，自编了段对话——“亲”您是“隐形贫困人口”吗?是“积极废人”还是“地狱拖油瓶”?不，人家是“末日召唤师”是“戏精”啦~~~哇，“666”……您看懂了吗?是不是一头雾水?比如还有2017年风靡一时的“蓝瘦香菇”，仅仅因为一位南方口音的小伙子把“难受，想哭”发音成了“蓝瘦，香菇”，就在网络上得到了病毒式传播，让不少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更有些流行语低俗不堪、很脏很暴力，如“有句MMP不知当讲不当讲”，但其实在四川人的生活里，MMP是骂人的，带有严重的侮辱性。

如果说“洪荒之力”还是源于现实社会中的新闻事件的话，那么其他的绝大部分都是源于网络“原生态”，而且常常具有这样的特性：突然爆发、病毒式传播、寿命大多很短——就如同一场流行病。

网络流行语，到底是不是一种语言上的“病症”?这个话题似乎已争论多年。如果说它们都是语言的“毒瘤”，显然太突兀，有一棍子打死之嫌，因为毕竟有一些网络流行语已在口耳相传中“扶正”，得以登上大雅之堂，成为语言丰富性的有益补充，如“给力”“蛮拼的”“有温度”“共享”“厉害了，我的哥”“疯狂打call”等等，可以让大家在交流时有个共通点，也可以让人觉得轻松、幽默诙谐。更有新时代的流行语：“撸起袖子加油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人工智能”等等也广为流传，是我们奋力前行中的正能量语言担当。

所以对于网络流行语，我们要一分为二看待，不能一刀切，一棍子打死一大片。但无论如何，过度使用网络流行语对于我们的一大影响是：终究会患上“语言贫乏症”。以前，我们表达欣赏会说“才华横溢”“卓尔不群”，现在会说“老铁666”“给你99分，多1分怕你骄傲”;以前，我们表达愤怒会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现在我们只会说“有一句MMP不知当讲不当讲”;以前，形容人漂亮可以用“貌比潘安”“玉树临风”“顾盼神飞”，现在我们只会说“高富帅”“白富美”;以前，形容人难看可以用“东施效颦”“獐头鼠目”，现在我们只会说“矮穷矬”“颜值低”;以前，表达悲伤可以说“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现在我们只会用“蓝瘦香菇”……也许这种对比有些极端，但如果有一天你张口闭口只会习惯性地说“高富帅”“矮穷矬”“666”，会不会也被自己表达的匮乏惊呆了?

网络语言冲击着我们原本的语言表达、原本多元的汉语文化。或许我们应该相信语言的“自净能力”，不用过于担心害怕，因为从古至今语言一直在融合、创新、淘汰，最终沉淀下来的才是精华。但语言作为一种文化，对于个人来说，选择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文化内涵乃至思想深度，而聪明的人，总会在泥沙俱下的“潮流”中挑选出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放任自己陷入“流行”的漩涡。切莫让网络流行语成了你的“代言人”!

时政热点：“三天朋友圈可见”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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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微信开启“三天朋友圈可见”功能后，总有朋友向我吐槽这个功能带来的尴尬和误会，也有不少人成了朋友圈里的“小透明”，他们用实际行动支持着这一功能——把自己3天之前的生活隐藏起来，只向外界展示最近3天的内容。当然，如果最近3天没发新内容，朋友圈里只有一条冷冰冰的横线，拦住所有的好奇和疑惑。

类似的功能还有“半年朋友圈可见”。如果一个人朋友圈信息量很大，外界要翻很久才有可能看到那条意味着休止的“横线”。这表示他起码对外界展示的内容依然是有保留的，是打算“以新换旧”的。

有学者借用社会学里“自我呈现”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大致意思是说，人们在社交网络里希望展现的自我和真实的自我不同，为防止外界因看到“旧的自我”而对“新的自我”产生误会。这种解释确实有自洽的逻辑，但无法解释的是：新和旧的“界限”显然无法短暂到只有3天，毕竟，不会有人能做到3天一变。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境况在一定时间段内应该是差不多的，即使要变化，也需要一个时间过程，不可能以3天为单位实现“换代升级”。因此，“三天可见”的吊诡现象，不只是“自我呈现”的问题。

换个角度来思考。比如，此现象也能从心理学角度来解释。很多人发朋友圈都有这种心理：我有自己的隐私，不想透露给别人太多个人信息。向网友展示个人生活和工作内容，是没问题的，但不等于要展示所有信息。

换言之，“展示”本身是很复杂的，不同人会选择不同维度的呈现方式：有人性格张扬外向，喜欢炫示自己，或者的确有一些值得炫示的资本，或财富或才华，或者是高颜值和曼妙的身材，哪怕是在网上插科打诨的能力，都会被一些人当成展现自身魅力的渠道，而朋友圈自然就是最好的展示窗口。对他们而言，“三天可见”的功能反而限制了自身张扬魅力乃至拓展影响力的功能，他们自然是不愿意“限制”的，但他们在朋友圈发布内容时，本身就有一个刻意的筛选行动——只向外界展示自己想展示的东西，这种现象在一些“大V”和名人的朋友圈里格外明显。

但对更多人来说，生活本身并无太多值得炫示之处，或出于现实的考虑，或与低调的性格有关，他们不愿意让外人看到自己生活更真实和全面的信息。他们会认为朋友圈是真的“朋友圈”，只有真正的朋友才能分享自己生活里的苦乐悲欣，其他人只是“外人”。本着“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想法，他们设置“三天可见”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这是合情合理的，并没什么可指摘的。

只是，耐人寻味的是，“三天朋友圈可见”功能的设置初衷和微信社交的原初性质，却是有不同之处。近年社交网络已经深入了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年轻人对社交网络更为熟悉乃至依赖，平台也呈现“百舸争流”的发展局面，有不同的垂直用户和分类用法。比如，人人网就偏重大学生群体，社交方式是半开放式的，只要知道对方的名字和学校，就有可能加上好友。而微博则几乎是全开放式的社交模式，也因此出现了大量“大V”，他们用各自的能量影响着粉丝们，粉丝们也给他们带来了关注和流量。

微信兴起之初，凭借“私人社交”的模式吸引了很多用户，而朋友圈本身也是相对封闭的社交，只有共同好友才能看到彼此点赞和留言的情况。不过，随着微信影响力和用户数量的与日俱增，其“私人社交”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三天朋友圈可见”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因能更好地服务于用户而被推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微信用户的实际需求导致了新功能的出现，也因此不断改变着微信社交的模式。“三天朋友圈可见”的背后是社交网络模式的变化，这不只体现在微信一款产品里。过去人们多认为互联网的虚拟性可以让人实现与现实社会身份的脱离，网络社交的匿名性和随机性，吸引了第一批网上聊天的“拓荒者”。但是，现状和趋势却很明显：网络虚拟世界越来越“真实”，甚至比真实的社会身份更具“现代身份感”——这种感觉是更高维度的网络社交所赋予的，人们的社交打破了空间和地域的阻隔，而是在观念和利益层面上交往，传统的依靠现实生活维系的社交关系遭到冲击。

正因此，“三天朋友圈可见”的本质是在网络和现实生活趋于合流的前提下进行自我保护的方式。毕竟，几乎没人希望自己成为橱窗里展示的“模特”，成为并未深交的“朋友”评头论足的对象。其实，深谙现代人心理的法国思想家福柯早已提醒世人，现代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被构造成一种“全景监狱”，这也是西方现代性的一大症候，是结构性的问题，并非个人力量可以改变。

自媒体崛起后，用户之间的关系从过去“大V”主导的“发布——接纳——反馈”信息的模式，逐步变成“看与被看”的模式，“三天朋友圈”的行为，就是要克服这种模式带来的弊端，也是为了预防潜在的风险。只是，多数人对这个“全景”和“互看”的结构的理解，还停留在虚拟世界的层面上，但是，当现实和虚拟的边界日趋模糊后，谁又能保证自己的隐私和个人生活不暴露呢?谁又能从中获得绝对的安全感?

遏制抗生素滥用，需要“全民行动”

导语：中公时事政治频道更新国内国际时事政治热点，并提供时事政治热点、时政模拟题、时事大事记及时事政治热点汇总等。今天我们关注--时政热点：遏制抗生素滥用，需要“全民行动”。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出通知，要求继续加强抗生素的管理。除了传统加码限制抗生素使用外，本次严控抗生素滥用的通知，重点在限制儿童、老年、孕产妇滥用抗生素上。

抗生素滥用会导致细菌耐药性迅速上升，感染性疾病的发病率、治疗失败率和死亡率上升。资料显示，上世纪60年代，全球每年有700万人死于细菌感染，而今，这个数字竟然上升到2000万，主要原因被认为是细菌耐药性。

抗生素对儿童的危害还远大于成人。儿童特别是婴幼儿的生理结构和功能发育不完善，更容易受其影响，比如造成肾功能损伤;再比如，广谱抗生素会把有害和有益细菌一齐杀死，使儿童肠道中的微生物群系产生永久性变化，影响代谢，导致肥胖。

而抗生素的副作用常常不会在短期内显现，许多患者对此认识不足，又容易受到广告蛊惑，热衷上网“自我问诊”，有时会主动要求医生开抗生素，一些医生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前，各地大医院已经限制门诊输液和注射抗生素，但儿科一直没有受到限制，由于儿童病以感染性疾病居多，抗生素用药比例高，约占儿童用药总体的88%，可见情况之严重。

国家限制抗生素使用再次升级，重点管控老幼孕等人群使用抗生素，是严峻形势下的必要做法。从医院和医生入手，加强在联合药物预防、广谱药物预防和术后预防等方面的抗生素管理显然非常重要，但抗生素滥用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遏制抗生素滥用需要“全民答题”。

在求医问药的环节上，医生和家长都得更新相关知识。医院方面加强感染科建设，谨慎使用抗生素，提升对患者的人文关怀意识;患者及家属也要对病程特征多些了解，控制自购药，减少自用药。而在医药以外的环节上，养殖行业的抗生素滥用现象也亟须得到重视。

2015年，复旦大学对江浙沪1000多名儿童的尿液进行检测，至少58%的尿样中检出了抗生素，其中有部分药物并非人用，而是兽用。抗生素能让禽畜少生病、多长肉，养殖户常常会超量使用，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的管理还相对滞后。

人和动物摄入的抗生素最终会有80%以上排出体外，一旦进入土壤、河流，水土中的抗生素又会通过农业生产进入粮食、牲畜、蔬菜……因此，日常生活中的过期药品回收、垃圾分类处理，也对抗生素在自然界和人体的循环累积深有影响。

50多年前，几十单位的青霉素就可以救人一命，现在，临床上使用的青霉素动辄就是八九百万单位，连人类对抗感染最后的堡垒万古霉素也已经出现了超级耐药菌。世卫组织在2011年提出了“遏制耐药——今天不采取行动，明天就无药可用”的呼吁，这绝不是一句虚言。

“富而优雅”可赞，“穷而蛮横”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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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杭州滨江的黄女士反映，她的宝马被一辆三轮车撞了，但是肇事车主却拒绝赔偿，还说：“你那么有钱为啥要我赔?”而黄女士的一番回复，让许多网友都纷纷点赞。“我也可以不要求他赔偿，但是犯了错误之后，以我穷、就不应该问我要赔偿，这个理念，让我很气愤，所以我这个必须要经过正常法律途径，还有媒体，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道德绑架的。”(5月24日 央视新闻客户端)

15岁少年，一边骑三轮电动车一边玩手机，女司机一直鸣笛提醒，可直到她把车定下来，男孩仍没有反应过来，致使三轮车直接撞向汽车。而事后他的那句“你那么有钱为啥要我赔”更令人悲叹!难怪网友直呼，这不是“我穷我有理，你富你活该”的耍赖皮吗?人家的宝马都是大风刮来的，就你的三轮是辛辛苦苦挣的?讲理讲规则和有钱没钱没有逻辑关系，错了就要勇于承担责任。

网友对宝马女司机点赞，却一边倒地谴责骑车少年，就是因为女司机的话很有道理，而少年的行为属于没有教养的“胡搅蛮缠”。别说是一边骑车一边玩手机造成别人财产受损，就是“不慎”损伤别人车辆，至少也是犯了大错。平时，由于穷人不慎，骑车剐蹭豪车而事后富人不予计较，反倒自掏腰了事的新闻偶见于媒体，也由此引发了人们的赞叹。这样的富人值得称道，也是文明和谐社会所需。

可是，凭什么富人就该给穷人这样的“补偿”?有些富人那样做，是因为人家“富得优雅”，那样的富人有修养、教养，才显得“大度”。然而，富人本没有为穷人之过“买单”的天然责任和义务。如果穷人仅以自己“穷”为由，就可以无视法律、无端损坏他人的财产，那岂不是对法律的无视?社会秩序又岂能不大乱?况且，那些平时损坏富人汽车的穷人，其实多数都是源于自身的违法违规，要怪只能怪自己;根本没有规则和法律的“天然”豁免人。如果连这点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就无疑是“穷而无德”或“穷而无法”式的“穷横”。

人无论贫富，权利、人格都平等;也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该有些教养。教养不分贫富，主要用人的品格来区分。社会上贫富对立，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富而骄横”“富而无礼”“嫌贫爱富”等，或是由于“穷而无德”“穷而无信”“穷而蛮横”等市侩哲学和风气所造成。富人中有“富得高雅”之人，也有“富而无礼”之流。同样，穷人中既有“穷而有信”之人，也有“穷而阴损”之徒。

前年，河南一名中学生骑电动车不慎将一辆宝马车蹭伤，孩子没逃逸，还把身上仅有的寒假打工挣来的311元钱卡在了宝马车门把手里，并写了道歉信。车主被打动，不但资助该学生上学，还主动送给他1万元。“穷而有信”孩子和“富而优雅”富翁的故事，令人感概，可如果遇到其他车主呢?指望富人“开恩”，不如自己守法守规。人在社会，必须知礼节、守规则，对破坏规则的人，无论其贫富，必须给予谴责和惩罚，如此才能使社会良性运转。

私产只要来源合法，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或组织，绝不能以任何名义加以侵害。我们提倡富人当有修养，可是轮到自己了，就认为可以“例外”。总指望富人开恩的感人故事上演，这既是一厢情愿，也不是该有的常态。正确的做法是：人人都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破坏规则、法律，去寻求某种“法外之恩”。孔子曰：“富而无骄”和“富而好礼。”这是对富人的高要求，而现代社会，人与人平等，要求别人遵守规则，自己就该首先讲规则。富人的豪车被损后索赔，完全正当，这绝非“人一阔、脸就变”，而是在维护这位女司机所言的“不能道德绑架”之类的平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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