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死千难”悟“良知”

“百死千难”悟“良知”

　　近两年，我常常翻看《王阳明全集》（吴光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读之、品之、思之，常至废寝忘食。一日晨，早早躲进王字楼中我的“神游斋”，泡上醇香清幽的乌龙茶，偶尔翻到收入该书中由清儒马士琼写的一段话：“古今称绝业者曰‘三不朽’，谓能阐性命之精微，焕天下之大文，成天下之大功。举内圣外王之学，环而萃诸一身，匪异人任也。唐、宋以前无论已，明兴三百年，名公巨卿间代迭出，或以文德显，或以武功著，名勒旗常，固不乏人，然而经纬殊途，事功异用，俯仰上下，每多偏而不全之感。求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气，所云参天地，开盛衰，浩然而独存者，唯我文成夫子一人而已。”好一句“浩然而独存者”！观阳明子的一生，其气节、功业、文章等诸多方面皆矗起座座丰碑，无论前学还是后生实难望其项背，故而推其为“古今完人”确也不为过。我还想，圣贤思想的形成，自有其脉动流变，亦有其特定的时空氛围，思至此，我怎不对阳明子九死一生大悟其“道”的贵州龙场（今贵阳修文县境内）心向往之呢？

　　新春山水处处清，友朋几人黔道行

　　初春一日，我们一行四人踏上由赣赴黔之旅。一过湖南便到了贵州省镇远县，前方已是万山耸立，路无三尺平了。车窗外，青山映蓝天，连绵铺陈直至天际；眺望天空，白云苍狗，不禁感叹物是人非，世事变化迅捷。若时光倒流500年，则是明正德三年，是年，旷世大儒、一代英杰阳明子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终到谪所贵州龙场驿。

　　王阳明出身官宦人家，其父王华中进士第一，是为“状元”，曾官至南京吏部尚书。阳明自小聪慧异常，年仅11岁，便立志“学圣贤”。一日，他与同学漫步长安街，遇一算命者。相者告诉阳明：“吾为尔相，后须忆吾言：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阳明深有所感，后问老师说：“何为第一等事？”老师回答：“唯读书登第耳。”年幼的王阳明则出语惊人：“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许多论者以此为修年谱者的溢美之词。我从车窗中观望着天边朵朵漂浮不定的浮云，直觉地认为可能确有其事，也愿意相信确有其事。古之相士充于街头巷尾，相面也是士子们、乃至百姓常为之事。阳明偶遇相士，相士又以其一生能够成“圣贤”为言，的确是触动了少年王阳明的心灵，让他开始对成圣成贤抱有极大的希望。更为关键的是，阳明子能在士子们奔竞于“场屋”、孜孜于功名科举的大环境下，竟然悟出了读书并非为科考，而应该以成圣贤为“第一等事”。惟其立志高远，方能在其一生中凝聚出巨大的冲力与动力，使其生命历经坎坷而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我们一行四人爱这方山水，决定留宿贵州省镇远县舞阳镇。晨起悠闲漫步，发现此处真是风景如画：在中河山与玉屏峰之间，是一条碧清见底的舞阳河，水流潺，古桥凌空，古城镇远栋栋老屋两列排开，碧水倒映，绵延千米。更有青龙洞古建筑群傍山崖而高耸，危岩之下，树丛檐角相亲，倒影水中，水天一色。观之、品之，不禁神清气爽，思绪翩翩……

　　遥想阳明子一生性情豪迈不羁，年15好骑射，曾出游居庸三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闻有盗乱作，便想上书朝廷出力。对还是一个孩子的阳明，其父龙山公斥之为“狂”而止之，但此“狂”却恰如其分地显露出阳明先生的真性情。到了弘治元年（1488年），阳明子17岁，遵父命迎亲于江西。及成婚之日，闲步偶入南昌铁柱宫（即今之南昌市内万寿宫商城），遇一道士趺坐，即行叩拜，初闻道教的养生之说，大悦，“遂相与对坐忘归”，岳丈遣人到处寻觅，次日晨始归。从此，阳明对道家道教“长生久视”之术的迷恋经久不衰，甚至颇有心得。十二月阳明携新婚妻子诸氏归，舟至广信（今上饶），拜谒大儒娄谅，娄告阳明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这一席话与少年阳明之所求深为相契，《年谱》故云，“是年先生始慕圣学”。之后，阳明在京师父亲的官署内遍求朱熹的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于是，就对着官署内的竹子来求取“圣贤之理”，自然不可能有收获；可是，以阳明先生至诚之性，数日沉潜于其中又无所得，终至大病一场，求圣贤之路可谓一挫。于是，才华横溢的阳明子转而沉于“辞章”，日与众文人墨客赋诗为文，相与唱和，倒也其乐融融。不久，阳明又有醒悟：美诗文固可扬名天下，但求心性之学以成“圣贤”，则更是第一等的千秋“德业”，这是对自小立下“成圣成贤”志向的再次回归。

　　但是，能跳出文章之名世与科举之功利的阳明子，却不易跃出仙、佛之说的诱惑。阳明28岁举进士出身，入宦之后，仍喜仙佛之说。直到31岁，阳明子始“渐悟仙、释二氏之非”。从阳明子11岁立志“做圣贤”始，至34岁教人“必为圣人之志”，已过20余年矣，个中曲折艰难又非常人所能尽知。在阳明子看来，儒学应该是“圣学”，“学”是动词而非名词，是真学实做圣贤之意。所以，其“本”在“为己之学”，在“学以为圣贤”，是“自得”之学。阳明子以20余年的生命时光，先习骑射、后好辞章，再学仙佛，终至坚定其习“圣学”之决心，过程不可谓不长，曲折不可谓不多，而其间思想的砥砺亦不可谓不深。

　　莫道远游闲乐事，千里寻觅寄悠情

　　从镇远舞阳镇启程，一路行来一路观。车穿行在云雾之中，时而群峰如万虎奔跃，时而十步之外不辨人马，粉白的是山梨花，金黄的是油菜花，还有排排苗家的吊脚楼。裹着彩巾的是窈窕少女，背着竹笼的农人三三两两，时隐时现；黄牛悠闲地迈步，空气清新，如饮醇酒。我不禁叹道：黔之地，世之桃源也。

　　我们一行到了贵阳，乘上一辆面包车，直奔修文县。窗外除了山还是山，路崎岖不平，车子颠簸着。我想起《年谱》中对古之龙场今之修文县的记载：“龙场在贵州西北万丛棘中，蛇虺魍魉，虫毒瘴疠，与居夷人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可见，虽然离贵阳城仅38公里，然而四五百年前，这里还是处在蛮荒状态中，中土来者要生存下去是相当不易的。而阳明子不但要生存，还在这儿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大飞跃―“龙场悟道”，这是怎样实现的呢？我想，就是因为阳明子有着“九死一生” 的经历和至诚之性吧？

　　车子一拐，眼前顿时一亮，出现了一大片开阔的草坪，原来我们已来到阳明洞前新建的“阳明园”。这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专门纪念阳明事功的地方，广场右侧矗立着王阳明携其黔中得意弟子陈宗鲁、汤伯元、叶子苍的群雕青铜铸像。近前仔细观摩，苍穹下，但见阳明子头戴明代官帽，瘦削，短须，手执书册，双眼前视；弟子们则围在两边，或坐或立。我知道，阳明子一生劳顿军务，平生建立了三大事功，但却终身讲学不辍，收授了大量门徒，即使谪居夷地，四方诸生亦来求教，构成了阳明子所谓“黔中弟子”，约有数百人之多。

　　进得园门，穿过青石夹草铺设的一个大院落，便进入了纪念馆内。这是一座砖混结构的仿古四合院，几无游人，四周静悄悄，我感叹到：真是寂寞圣贤啊！站在一块阳明子主要的生平事迹展板前，我一边看着，脑海中如放影片般地闪现出阳明子九死一生的艰难岁月。

　　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年仅15岁的武宗即位，次年改元正德。宦官刘瑾专权，南京科道戴铣等人上疏得罪刘瑾，被矫诏下狱；为救戴铣，阳明毅然上疏，结果被廷杖四十，“既绝复醒”，死去活来，系于诏狱。此可谓一死难也。次年，明阳赴谪所贵州途中，刘瑾派人追杀至钱塘，他觉得几乎无法逃脱，遂伪装投江自尽，骗过了杀手。此可谓二死难也。又附商船遭风暴夜至福建，登岸求宿于深山古寺，遇一居心叵测想谋财的和尚指引，到已成虎穴的废寺夜宿。“夜半，虎绕廊大吼，不敢入。”次日，和尚寻来想收财，发现阳明子还活着，惊为神人。此可谓三死难也。正德三年（1508年），阳明子经江西、湖南，历千辛万苦，始到谪所贵州龙场驿。可是，龙场驿分明已废，他们主仆四人陷入到少食缺衣无处宿的地步，前程渺茫，与亲朋友人音信难通，此可谓四死难也。

　　这时的阳明子，不过37岁，却已经历了生死危机之绝境者四，这样的人生历练非常人所能遭遇，更非一般人所能承受。也许大多数人在如此险恶的人生风浪中，早已被拍打得锐气全无，但求平安自保而已了。可是，以率性之真如阳明子、求“道”之切如阳明子、渴望成“圣”之阳明子，其人生冲力却毫无衰竭之象，相反倒是跃上了求“道”之巅峰状态，是谓“龙场悟道”。

　　观赏完阳明子的展览，我们出门，转而进阳明洞。四周千顷良田，绿油油的庄稼，生机盎然，一望无际，之中凭空突兀隆起一座小山，名“龙冈山”，据介绍约有7万平方米。山前一小溪绕北麓淙淙而淌，跨过五孔仿古“阳明桥”，就到了小山上。曲径通幽，竹木繁盛，鸟儿穿梭般飞来飞去，唧唧喳喳叫个不停。行至半山腰，忽见一天生奇洞，名“东洞”，高约4米，深约40米，宽窄不等，足可容纳百余人。洞口四周藤萝环绕，绿树成荫，洞檐上刻有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三月贵州宣慰使安国亨书“阳明先生遗爱处”；洞口左壁则刻有清道光十年（1830年）修文知县庞霖书的“奇境”二字；更耐人寻味的是，在洞顶上镌刻有“阳明小洞天”五个不怎么规则的字，仔细一瞧，原来是1903年日本高山公通、金子新太郎、冈山源六与清廷宗亲来探访王阳明悟道之处留下的。我们一行悠游四处，细细品味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洞，希望跨越500年的时空间隔，与阳明子作精神上的对接。

　　史载，阳明子千里迢迢初到龙场，发现龙场驿完全毁坏，根本无处容身。他们主仆四人在驿站南一公里处的小孤山下寻到一洞穴，就近结一茅房暂时居住。阳阳子有诗《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而居之》，内云：“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级。迎风亦萧疏，漏雨易补缉。灵漱响朝湍，深林凝暮色。”条件之艰苦，生活之不易，真是令人感慨万千。不过，阳明子何等人也？他很快适应了环境，从者皆病，唯他安康。于是，他又是采薪煮粥照顾仆从，又是歌诗弹曲来活跃气氛。更重要的是，他身携一本《易经》，一有空便进洞百般研习，并从《易》中悟出“精粗一，内外翕，视险若夷，而不知其夷之为厄也”的道理。也就是说，人生旅程，有平坦亦有险滩；有高潮亦有低谷。眼前的这些艰难终会过去，以未来之世事的变化来坚定现时承受苦难的信心与决心。阳明子于是叹道：“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亡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将至也夫！吾知所以终吾身矣。”困厄囚拘皆无足道哉，阳明子“玩易”而获得放松身心的精神资粮，故而从者皆病，他却安然无事。

　　我在“东洞”中寻到一块巨石坐下，游目于洞顶各式奇形怪状的悬石，一边想着，阳明子当年住在此处时肯定也坐过这儿，心中不禁泛起一种与“圣贤”同在的诚惶诚恐的感觉。取出刚刚在阳明园中购得的《王阳明在龙场》（修文县地方志办公室编，2002年版）一书，翻开便见“第二章，玩易悟道”，内写道：王阳明“在玩易窝中，忽一日中夜顿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即‘心即理’之道，以此奠定了他心学理论的基础，史称‘龙场悟道’。玩易窝也就成为阳明心学的发祥地”。这样说来，我现在坐于其中的“东洞”还不是阳明先生悟道处？

　　这让我吃惊，也泛起丝丝遗憾。不过，尽信书不如无书。仔细想想，我对此又有点怀疑。一者，见诸于《年谱》、《传习录》及阳明弟子的记载，从未说过悟道之事发生在“玩易窝”。其次，阳明先生撰《玩易窝记》，若有悟道这样重要的事情，一定会大加描绘，为何只字不提？三者，这本书并没有提供任何直接的证据说明王阳明悟道是在“玩易窝”内。我觉得地方史的撰写者可能主要是根据后人寻迹“玩易窝”所写的诗词来判定的，如清雍正年间修文县教谕王观撰诗，其中有云：“寻得一窝幽且深，日坐其中玩羲理。豁然一旦悟良知，近取诸生自得师。”这里明确指出，阳明先生悟良知之悟是在玩易窝。但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贵州宣慰使安国亨来参访时撰的诗则是：“夷居游寻古洞宜，先贤曾此动遐思。云深长护当年碣，犹似先生玩易时。”诗内并不认为阳明悟道是在“玩易窝”。一般而言，与阳明子生活年代越接近者当知道得更清楚一些，我宁信安国亨先生而不信王观先生。其四，根据比较确凿的史料，阳明子是明正德三年春三月到谪所，于小孤山（今修文县城南郊吴家湾与毛栗园之间）下搭草棚栖身，并在“玩易窝”内读《易》的；仅约三个月后的夏天，他与仆人就都迁居到龙冈山的东洞了，并赋《始得东洞遂为阳明小洞天》诗三首，其一云：“古洞荒僻，虚设疑相待。披菜历风磴，移居快幽垲。营炊就岩窦，放榻依石垒。穹窒旋薰塞，夷坎仍洒扫。卷帙漫堆列，樽壶动光彩。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岂不桑梓怀？素位聊无悔。”可见，东洞成了阳明子和仆人所有活动与生活的地方。后来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修筑了二间茅屋和草亭，阳明分别取名“何陋轩”、“宾阳堂”和“君子亭”，如今已全部修复，古色古香，刚才我们还在内小憩一番，观赏四处的美景。阳明之学渊博似海，四方诸生闻风来求教者甚多，于是，阳明又在洞中正式创办了“龙冈书院”。可见，一直到阳明子离黔赴庐陵任知县的近三年中，他一直居住在此处。按一般常理推之，阳明刚到龙场，什么都没有安顿好，困难重重，首先要解决怎样活下去的问题，物质上的生活靠其集粮、“采蕨”，积极地取得当地夷人的帮助；而精神的支柱则在“玩易”，以未来前景光明来鼓舞自己和仆人。这两点应该说已在“玩易窝”居住的三个月中基本上解决了。而在居“阳明小洞天”期间，一些基本的生活保障已完成，各种社会地位也确定了，才可能有时间、有精力去深入求学，也才可能真正去“悟道”。其五，王阳明自搬到东洞之后，曾写有一首名《溪水》的诗，内云：“溪石何落落，溪水何泠泠。坐石弄溪水，欣然濯我缨。溪水清见底，照我白发生。年华若流水，一去不回停。悠悠百年内，吾道终何成！”已进东洞仍叹“吾道终何成”，说明在这之前其还未“悟道”则明矣。其六，阳明子“龙场悟道”最大的特色在“自得”，非由经典为得“道”之手段与途径，又怎能由“玩易”来“悟道”呢？由这六条，我觉得可以基本确定阳明子“龙场悟道”绝非在居于“玩易窝”期间，而肯定是住在“阳明小洞天”之后的事。

　　想至此，我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些得意忘形了。东洞仍是东洞，我怎么就觉得光线突然更亮了？一石、一弯、一小洞等等，都泛起缕缕幽幽的神圣之光。我再起身游走四处，抚之摩之玩之品之，脑海中顿时闪现出阳明子当年在此“悟道”的幕幕场景。

　　千圣皆过影，良知仍吾师

　　想明白了以上的道理，眼前的洞穴似乎又不一样了，这些曲折的小洞，块块狰狞的巨石，都有可能是阳明子悟道之场所。从已知的史料来看，关于阳明子“龙场悟道”，主要有以下三条记载：

　　其一，阳明子自道：“昔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证诸‘六经’‘四子’，洞然无复可疑。独与朱子之说，有相牾，恒疚于心。”

　　其二，黄绾在阳明子逝后6年撰成的《阳明先生行状》中云：“瑾欲害公之意未已。公于一切得失荣辱皆能超脱，唯生死一念，尚不能遣于心，乃为石椁，自誓曰：‘吾今唯俟死而已，他复何计？’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虑，只求诸静一之中。”

　　其三，又29年之后完成的《年谱》中则记载为：“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唯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椁自誓曰：‘吾唯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忧，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

　　从文献学的角度而言，黄绾亲炙阳明之教较早，且从友朋转为师徒关系，对阳明生平之了解当超过其他诸生，因此他的《行状》内容当更接近于王阳明在龙场的真实场景。黄绾也许正是在与阳明子讲习的过程中，听到其亲口所述在贵阳龙场悟道时的情景，所以才在《行状》中做如上的记述。

　　我又坐在了一块巨石上，细细咀嚼这三段史料，觉得阳明“龙场悟道”实有三个阶段：一是超越功名利禄之求；二是突破“生死之念”；三是彻悟“格物致知之旨”。

　　当人沉溺于世俗之功名利禄、忘乎所以地追求感性快乐时，可能会抑制或窒息“生死之念”。此时的阳明子，一者经过30余年的苦苦追寻，已从佛老归于“圣学”，又从小立志成“圣贤”，故对世俗功名和感性享乐早已看破和超越；二者他贬谪龙场之后，物质生活几乎降到最低点，根本无得无失、无名无誉可言。人到此空空落落之时，一种“生死之念”当会油然而生；但一个人若时时担忧生死，则难以去“悟道”。原因很简单，当人觉得死亡将临，谁还会去想别的？谁还能想别的？生与死是每一个人一生中所遭遇的最艰难的问题，阳明子当然也不例外，所以，黄绾称其“不能遣于心”。

　　“龙场悟道”之关键在于，阳明子“生死之念”的“念”之内容到底是什么？从当时的具体情景来看，首先，阳明子思想深处涌现出的应该是“惧死恋生之念”。阳明子在此之前，已遭遇到“三死难”，而谪居龙场之后，刘瑾谋害于他的阴谋并未停止，加之“虫毒瘴疠”的肆虐，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于其上。正处于“四死难”之中的阳明子，由生之死对他而言，并不是一种未来的可能性，而是实实在在近在眼前的确定性。这也许已让孝子的阳明子白天黑夜思想斗争激烈无比，求生之意盎然，惧死之念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这就是阳明子做一石棺相伴，并下决心“吾今唯俟死而已”的意思所在。其次，阳明子在“惧死恋生之念”涌现的同时，也许间或会产生“求死解脱之念”，亦即人为结束自我生命的想法。谪居龙场，对阳明子来说其人生似乎已步入了绝境：外有追杀者，前程已断送，举目无亲，生活也难以为继，即便英武豪迈如阳明子也涌现出“他复何计”的念头。一般而言，人处此绝境，又无改善的可能，产生放弃生命的想法是自然的。

　　“惧死恋生之念”和“求死解脱之念”相反却相成，不是共时而是历时地纠缠在阳明子的脑海中，让他思绪如潮，无法安身。所以，他才自为“石椁”，发誓“吾唯俟死而已”：或等待来加害者取其性命；或等待自己命该丧之时的降临，反正是无所谓了。这是一般处于生死绝境者常常流露出的生死态度，可也正是阳明子下定决心“俟死”，生死置之度外后，才将世间的一切全都放下了，于是，他得以真正进入到“悟道”之状态中。

　　我想，在“龙场悟道”的过程中，应该说阳明子先是从一般人皆持有的“宿命”出发进入到“俟死”的状态，后则逐渐地能将“天”所涵蕴的万物流行发育之条理，转化为人间的人伦道德之准则，就由知“天命”进入到“俟命”的状态了。也即是把外在客体“天”与内在主体“人”贯通为一，阳明子于是从内外相合的“天之命”获得了践履人伦道德的坚定性，从而也获得了面对死亡的坦然态度，是谓“尽性至命之学”，终于突破了“生死念头”。于是，从感性的物质欲求到精神的名誉荣辱，再到生死之念等外在的世俗之想法、追求皆放下，阳明子也就进入到真正的悟道阶段了，即“胸中洒洒”之妙不可言的状态。而阳明子当时悟得的“道”是什么呢？应该是：只要自明本心就可以解决一切人生困厄，完成道德人格的建树矗立，止于至善；也可以化解“生死之念”，这就叫做“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这样，当人们通过自明本心之良知达到“天理”之本体境界后，借助于本体之无限而超越了生死之大限，亦即所谓“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那么，“惧死恋生之念”也就消弭于无形；再者，当人们的良知“和融莹彻，充塞流行”之际，自然会为人们现世的人生构建出社会担当及伦理责任，如此，人们“求死解脱之念”也将消失殆尽。

　　至此，阳明子可谓彻上彻下、彻里彻外，无所不知，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无不“从心所欲而不逾”，怎不中夜“呼跃”，让“从者皆惊”呢？可见，“龙场悟道”之悟，突破“生死之念”是个中的关键，而“良知”之心性本体的构建又成为阳明子离开贵州龙场之后接受新的人生挑战的无穷无尽之精神资源。

　　我立起出洞，天边晚霞片片丝丝，流光溢彩，鲜艳夺目，一轮红日正缓缓下沉。我突然又想起在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阳明子在吉安起兵试图平宸濠叛乱，但兵微将少，形势十分危急，他毅然引兵西进，而将家属留于吉安府衙内，聚柴薪于四周，命卫士说：“兵败即纵火，毋为贼辱。”这充分烘托出阳明子“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气概，而且还是其践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士可杀不可辱之儒家生死价值观的最好表现。

　　观阳明子一生，真是命运多舛。不过，祸兮福之所倚，他九死一生，却成就了不世之功。嘉靖七年（1528年）十月，阳明病归，“将属圹，家童问何嘱。公曰：‘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遂逝”。生死不动于心，唯忧学之不明，阳明子之死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我们离开东洞，下山冈，取道回贵阳。看着渐行渐远的“阳明小洞天”，可谓是一步三回首。我想，阳明子的“龙场悟道”，从“俟死”到“俟命”，摆脱了“生死之念”，终则大悟“良知”之旨，这一过程明白无误地告诉现代人：超越世俗之“生死之念”对提升人生境界、开显精神领域、获得人生新发展是多么的重要。人的“生死之念”确如阳明子所说，是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有“惧死恋生之念”；而且若处在某种特别艰难的人生状态时，也会产生“求死解脱之念”。要摆脱这二者，就需要人们在人生过程中，去建构人生之形上本体，只有从精神上回归这一形上本体，人们才会在“万物一体”的本体性存在中，获得生死一如的体认，才能从根本上超越“生死之念”，既不恐惧死亡之迫近，亦因构建出具体现世的人生之责任而摒弃求死（自杀）的念头。值此之时、亦仅当此时，人们便可跃上一个全新的人生境界，获得广阔的人生天地，并由超越生死的大智慧而得到人生的大成功。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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