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论道“道南理窟”开讲坛 朱熹是福建人?江西人?还是安徽人?在发掘文化遗产和开发旅游的热潮中，福建、江西、安徽三省曾经展开了对一代理学宗师朱熹的争夺战。
出人意料的是，这场“争夺”以握手言和、三省结盟的方式结束福建武夷山、安徽黄山和江西上饶轮流联合举办国际性朱熹学术研讨会，海内外专家学者将三山论“道”，在古老的山川探讨传统文明。
2008年8月，由福建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安徽省朱子学会、江西省上饶师范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主办，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承办的“朱子学与东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道南理窟”武夷山召开。来自韩国、马来西亚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辽宁、黑龙江、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地的专家学者，就朱子学对东亚各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兴办学院、社会道德、宗法思想、教育理念的重大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与会专家认为朱子学是“东方文明的体现”，对建设和谐社会有着深远的现代价值。
回想八百年前，闽、浙、赣、皖四省交界地带大家云集，弦歌不绝，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江西心学、主张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派、强调功利的浙江永嘉事功学派等，在此百家争鸣而又密切往来，山林泉下曾经群贤毕至少长成集。最终朱熹“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完成集理学之大成的历史使命，以儒为宗而兼采佛道，使中唐以来的儒学复兴得以真正奠基，从而也使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华文化得以薪火相传。
地理之变大武夷孕育新儒学
从地理上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集中活动的地方，正是以武夷山脉为主的闽、浙、赣、皖四省交界地带，这个高山盆地相间的狭长地带，成为理学孕育和传播的中心。今天，这里的地理文化标志――武夷山、黄山和三清山，都成为世界遗产，中国最为重要的风景名胜区。
武夷山地处闽北地区，又是闽浙赣三省交界处，从宋代开始这里就是理学的传播中心之一。朱熹生于福建尤溪县，从15岁起就迁居到闽北，住在崇安(今武夷山市)一带，由于他在武夷山地区生活了五十多年，因而武夷山被人们视为朱子理学的发祥地，世称朱熹创立的学说为闽学，亦称朱子学。他在武夷山著书讲学，完成朱子理学思想的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建立起新的儒学思想体系，朱熹在武夷山创办的武夷精舍等书院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书院，直接在武夷山受业于朱熹的学者达200多人，许多成为著名理学家，形成有影响的理学学派。朱熹曾作过一首《九曲棹歌》，对武夷山九曲的风景作了生动的描绘。现在武夷山有朱熹旧居紫阳楼、朱子巷、兴贤书院、兴贤古街、朱子社仓等古迹，建有朱熹纪念馆。在朱熹的影响下，历代理学家纷纷以传道为己任，在武夷山溪畔峰麓择基筑室，著述授徒，仅宋元间在武夷山创立书院的著名学者就有43位，使武夷山成为理学名山，“道南理窟”。史学泰斗蔡尚思教授赞誉“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朱熹的始祖于唐朝因避乱迁安徽歙县篁墩(今属黄山市屯溪区)定居，朱熹的父亲朱松曾在歙县南门紫阳山读书，入闽后以“紫阳”名其居、朱熹别号紫阳，亦自称“新安朱熹”。后人也将朱子之学称为“紫阳之学”。“朱子之学”构成了“新安理学”的开山之学，并进而构成徽州文化的内核。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对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公元906年朱松举家迁到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上饶)，这里也可以说是朱熹祖籍，婺源县城紫阳镇得名就因为朱熹。南宋朝廷曾经诏赐婺源“文公阙里”，“文公”为朱熹的谥号。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武夷山北麓)，朱陆之辩“语三日”，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坐落在这里的鹅湖书院，是当年理学门徒为纪念“鹅湖之会”而立。
学者观点国家新的文化重心
朱熹(1130～1200)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集孔子之后历代学术思想之大成，形成儒学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朱子理学，构成中国宋末至清代700余年间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代表具有普遍意义的传统民族精神，把中国古文化推进至最高峰。
厦门大学哲学系高令印教授认为，随着唐宋间中国古代社会向后期过渡，国家文化的基本形态儒释道集于武夷山一带，朱熹活动于武夷山五十余年，他以儒学为主干，融合释道，重新树立起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儒家的正宗地位，集濂，洛，关新儒学(理学)之大成，对古代典籍进行新诠释，创立闽学，建立起完整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实现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在闽，浙，赣交界之武夷山一带形成国家的新的文化重心。他把中国文化内圣成德之教推至成熟形态，由内圣而外王事功，格物穷理，萌发近代意识，开辟出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宋元间，朱子学由南至北而全国，汪洋澎湃以至东亚，成为东方文化的主体意识，是“东亚文明的体现”，朱子学是近代文明的契机之一，是东方现代化模式的重要理论渊源。
百家争鸣东亚文明价值重建
朱熹的影响还远及东亚、东南亚和欧美诸国。当今学者研究认为，朱熹理学自13世纪先后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成为这些国家的官方哲学，促进了“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专家张品端研究认为，近代随着华人的不断外移，朱子学开始传播到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及马来西亚等国。华人为了把儒家思想传播给下一代，他们在所属国创办华文学校，把《四书》、《五经》列入当地华文学校的主要课程。东南亚的华人还把朱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他们个人发展模式；作为他们“安身立命、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新加坡政府甚至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具体化，赋予新的内容，把其当作一以贯之的治国之纲。20世纪中叶以后，东南亚更是兴起了一股朱子学研究热，他们把朱子学作为解决西方物质文明给社会带来弊病的方法，认为朱子学是治心之学，加以推崇。欧洲人知道朱熹是从16世纪开始的，17―18世纪，朱子学在法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等许多启蒙思想家都曾研究过朱子学，并从中吸取营养。朱子学对18世纪德国哲学家的影响则更为突出，与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很有关系。
至今国外还保留着日本朱子学、朝鲜朱子学(退溪学)等。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的专家、学者致力于朱子理学思想的研究。在德国、荷兰、瑞典、美国等国的一些著名大学都开设有攻读朱子学博士学位的研究院。1982年以来，先后在夏威夷、厦门，武夷山、台北召开4次国际朱子理学研讨会，探讨理学文化与儒学思想的渊源关系和发展历程，以及朱子理学思想的现实影响，面对当今物化的人生观，探讨朱子理学的主体性和整体性观念，疏导现代智慧，重建人生价值世界，使朱子理学为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2007年世界儒学大会发起宣言“当今社会，人类对物质资源的过度开采破坏了自然的平衡，对欲望的过分追逐遮蔽了道德的星空。在这种历史语境下，我们倡议召开世界儒学大会，意味着儒学研究将不再仅仅是图书馆里的文献考据、藏书阁中的古籍整理，而应为当今世界提供正心正德的文化维度和兼济天下的精神力量。”这对我们今天认识朱熹与武夷山很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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