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洋务运动进步性的一些思考

对洋务运动进步性的一些思考

摘要：本文通过对洋务运动的发生背景，运动形式和内容来探讨洋务运动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通过查阅文献的方法和加入自己的一些思考，认为洋务运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进步作用。

关键词：洋务运动；运动背景；内容举措；进步性

目录

一、 洋务运动综述

二、 洋务运动国内背景分析

三、 洋务运动国外背景分析

四、 洋务运动具体举措和内容

五、 洋务运动的历史意义与进步性

一、 洋务运动的综述

中国古代文明源远流长。近代中国遭遇西学东渐后，封建社会固有的意识形态发生转变。特别是西方列强侵入后，中国被迫开始了救亡图存的自救改革。清政府及其当权者推行的洋务运动开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目的是在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上，实现“自强”和“求富”。为此，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革——兴办民族军事技术重工业、民用工业和技术人才培养方面成绩显著。特别是近代洋务学堂的创立和留学生的培养为近代科技提供了强大的知识和人才保障。在被迫开办“洋务”的过程中，中国开始接触了西方近代科学并促进近代化兴起。洋务运动对于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奠基时期，它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 洋务运动的国内背景分析

社会背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中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和失败，京师被侵略者洗劫，皇帝仓皇出逃，死于外地，并且中国的陆军在与西方军队的对抗中，明显地感到无法抵挡。因此朝廷中提议引进西方近代军事和科技的人士显著增加。这些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在此之前一些学者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点以增强国力，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洋务派在中央以奕忻、桂良、文祥等权贵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新兴的汉族地主阶级官僚支持，还拥有一大批开明的知识分子和渴望采用先进生产技术的民间工商人士。1861 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死后，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欣发动了“辛酉政变”。从此慈禧开始垂帘听政，掌握清政府的最高权力长达四十七年之久。与保守势力有冲突的慈禧登上了统治中心后，为了能够做稳统治地位，她对洋务派采取了扶植的政策。慈禧清楚的认识到洋务运动是民心所向，人心思变。加之倡导变法与支持变法的大臣都是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实力派人物,这些人物的能力是不能忽视。如果不支持洋务运动，那么就是和人心为敌，甚至要灭种亡国。有了慈禧太后的支持，洋务派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开始了一个从技术到思想的改革过程。

自然背景：灾害发生频次急剧增加,持续时间显著拉长；灾害的地区分布日趋扩散,成灾面积空前广大；各种特大灾害继起迭至,交相并发,具有明显的多样性、群发性和整体性等周期性集中爆发的特征。特大洪涝灾害频频发生，旱荒奇重，低温冷害异常突出，地震活动相当强烈。除此之外,特大风暴潮灾害和流行性疾疫也在同一时期频频袭击中国大地。

三、 洋务运动的国外背景

西方列强在这第二次科技革命内对东方国家的殖民政策出现了暂时松动的趋势,整个19世纪后半叶,基本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对东方国家的干涉行动。采取这一对东方特殊的政策,决不是资产阶级的良心发现,而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一） 西方列强忙于应付内部事务，无暇他顾。

第二次科技革给西方列强提出了许多新的而且十分重要的任务，如产业结构的调整、新科技的推广、军事国防工业的近代化等，这些涉及经济领域的事务，是资产阶级政府在此以前很少关注的。随着大工业的迅速发展，垄断组织的大量出现，垄断组织开始操纵国家经济命脉，进而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出现了垄断组织同政府的联合。随着新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资本主义矛盾空前尖锐，并因此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政府必须花大力气进行调整疏导。

（二） 西方列强谋求自身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进一步近代化

如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1861年的俄国农奴制改革、1867年的英国议会改革、1863年的日本明治维新、1864年至1871年的德国统一战争、总的来讲,在世界近代化大潮而前,两方列强有的奋起直追、有的调整改革、有的顺应潮流,但目的只有一个,即实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近代化。在这场世界性的改革中,改革决策者越能洞察潮流,对改革目标越明确,组织推进改革的决心就越大,扫除改革障碍就越有力,改革成效就越明显。如美、德经济实力迅速赶超英国,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崛起,政治格局由英国独霸天下趋向多元鼎立,西方列强利用和平手段或王朝战争使其政治经济体制近代化,也是他们对东方采取暂时和平新战略的原因之一。

（三）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充满着动荡尔安,为消除不稳定因素,西方列强放松了对东方国家的管制。

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下,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迅速形成,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动荡不安的因素。一些新兴国家的出现,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一些国家力量上升,一些国家地位下降,在世界势力划分上出现了局部危机,这些都制约了列强的东方政策。如1853年至1856年的俄国同英法土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使英国调回了派往伊朗和中国的军队,1870年普法战争的爆发,直接导致了巴黎大起义,1877年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导致了“东方危机”的发生。以上说明世界历史发展到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方面飞速发展,另一方面又动荡不安,西方列强被迫放松了对东方国家的管制,同时也为逐渐觉醒的东方民族提供了一个自我调整、更新、改革、完善的历史时机。

西方列强对华具体政策可以概括为:在外交上,西方有远见的外交家,支持辛酉政变和洋务运动,一改过去的强硬态度,做出了比较温和的姿态,在政治上,西方一些在华要人纷纷为清王朝献计献策,鼓励清王朝推行新政;在经济上,一方面扩大对华贸易,掠夺中国财富,同时也开始对华输出资本,并积极参与新政,企图左右清王朝。面对西方列强对华新战略,如果清王朝能把这些变成推动自己走上近代化之路的外部助力,就等于抓住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统治者的洞察能力和具体举措将会为中国实现近代化发挥关键性作用。

四、 洋务运动的具体举措和内容

（一）军事技术方面

洋务运动在军事技术方面主要有武器装备、武器装备的技术和军事理论等方面的西方军事技术引进。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两江总督曾国藩率先开设了安庆内军械所。此后短短几年中，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及福州船政局等多家近代军用工业企业纷纷起家，用实战中打造出来的地方实力派掀起了“洋务运动”。

（二） 民用工业方面

洋务运动中开办的民用工业，成为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民族资本主义慢慢渗透到封建主义。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和新式海军过程中耗资巨大，深感财政困难。并且深刻地感受到西方国家经济实力雄厚，为船坚炮利的“长技”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当时中国国内出现了日益扩大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成为洋务派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社会经济条件。因此，七十年代初洋务派在继续“求强”的同时，又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

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务派共创办了民用企业二十多个，除少数采用官办或官商合办外，大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民用企业分别涉及航运业、采矿业、纺织业、冶铁业、电报业和铁路运输业等多领域。例如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唐胥铁路等

（三） 创办近代海军

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清朝朝野上下基本一致地认识到建立海军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正规筹建海军的活动。到80年代中期，近代海军初步建成，它包括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北洋海军。

（四） 科技人才培养方面

1.洋务学堂的创立

洋务学堂旨在通过教授所谓的“西文”与“西艺”，来培养洋务运动所需要的工程技术、翻译、水陆军事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约三十余所，它们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而逐渐举办的，大致可以分为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实业学堂三类。在洋务学堂中，京师同文馆作为开端，福建船政学堂办得最有成效。两者成为洋务学堂的代表。

2.洋务派留学人才培养

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是在洋务运动过程中兴起的。1870 年曾国藩将留学人才计划上奏朝廷得到了朝廷的许可。1872 年由容闳和陈兰彬率领第一批幼童 30 人远赴美国。这也是第一次朝廷支持的大规模留学行动。” 1873 年 6 月、1874 年11 月、1875 年 10 月第二、三、四期各 30 名幼童也按计划出发。即使是未完成学业的留学生，仍然成为近代中国科技、实业和管理等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如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清华学校校长唐国安、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等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

五、 洋务运动的历史意义与进步性

（一） 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军事近代化

洋务派一致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富国强兵，抵抗外国侵略，挽救民族危机。他们认识到，以机器生产为核心的近代工业是富国强兵的根本。而经过了军事上的惨痛失败，他们更是将军事工业的革新看成是首要的突破点，提出了“自强”的口号。洋务派还建立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新式海军。其中李鸿章一直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是清朝海军的主力，它拥有包括“定远”，“镇远”等铁甲舰在内的多艘舰艇，是一支实力较强的近代海军。这使中国在军事近代化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北洋海军的建立，可以说代表了洋务运动军事方面的最高成果，尽管最后北洋海军失败了，但是它毕竟曾经是中国可以威慑海洋的先进军事力量，在世界海军史上都占踞了一席之地。

（二） 洋务运动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洋务运动的影响下，企业的利润吸引中国的一些地主、官僚、商人投资于新式工业，这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开端。这些民族工业中比较著名的有1869 年在上海成立的发昌机器厂、1872 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创办的继昌隆机器丝厂、1881年黄佐卿在上海创办的工和永丝厂等。这些商办企业虽然投资和规模比较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但他们是近代中国第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奠定了近代工业的基础。

(三) 洋务运动开启了教育的近代化

清政府通过创办新式学校和派遣留学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近代人才，如著名工程师詹天佑曾留学美国。还有一些留学生，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许多人成为中国改革的主力和领导者。总之，以上这一切，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四）洋务运动引进了许多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引进了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使我国很多事业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如电报事业的发展。1880年在李鸿章的倡导下，清政府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电报事业很快发展起来。再如煤矿业的发展。唐廷枢创办的开平矿务局，这对于我国采煤业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还有钢铁业的发展。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的钢铁工业。另外还有最早铁路的筹建。1880年，清政府铺设的唐胥铁路通车，这是中国人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五）洋务运动对西方国家的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认识到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必须发展民族经济，与洋人“商战”、“争利”。洋务派为此创办了许多民用工业，它的创办，对西方国家的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如 1872 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1300 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并。

(六) 洋务运动还促使社会风气和人们观念的变化

首先，洋务派同顽固派的争论以及对顽固派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恪守祖训的的传统和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

其次，随着洋务派创办报刊，组织人员翻译西方科技著作，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使西方科学技术在我国得到了传播，这对于促进西方民主思想在我国的传播，起到了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

再次，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近代工业的产生，商人和商业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一些官僚和士大夫开始重视工商业，甚至其中一些人还投资工商业。

最后，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和其它西方一些事物的不断传入，人们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开明的官僚士大夫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向西方学习是兴邦强国的重要手段。另外，在沿海一些城市，人们的衣、食、住、行和风俗习惯都发生了一些改变。

对于认为洋务派只引进西方的“皮毛”（科学技术），不同时引进西方的“根本”（政治制度）的看法

第一、向学习西方的船炮技术一样,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至少要有一个逐步了解的过程,然后才谈得上引进。从林、魏到曾、左、李,仅在学习西方的船炮技术方面,就酝酿了整整二十年,才得以付诸行动。在近代中国人还不知西方政治制度为何物的时候,要求同时引进它是不可能的。按照梁启超的话说,“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为“第一期”,“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当属“第二期”,承认事物的突变或质变不能超越一定的客观条件而凭空出现,而只能以事物的渐变和量变为前提,这决不是庸俗进化论的观点。

第二、“中体西用”的思想反映了洋务派为代表的整整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受文物昌明、政教周备的历史优越感的支配和以伦理纲常为主体的传统儒学的熏陶,许多人根本没有或根本不敢去考虑师法“西用”之类的课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个别洋务派官僚即使有所感触,也只能是曲高和寡而已。至于今人誉为早期维新派代表的王韬、郑观应等,其对“君民共主”的议院制的憧憬,在九十年代之前,都还不能说代表了先进中国人的共同心理。

第三、最关键的因素恐怕还在于,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丁日昌仅仅主张西法练兵之类,都被顽固派昔为“丁鬼奴”的那个时代,在郭嵩寿的《使西纪程》一书仅因赞诩西方国家“政教修明”而遭毁版的那个时代,要想通过几个洋务派官僚引进一下西方的政治制度,即可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的立宪制度,不应是后世研究者的纸上谈兵。一个制度“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制度的过渡,决不能一载而成”。不然的话,像郭嵩寿这样出类拔萃的洋务理论家就不会那样为时人所不容了。洋务派如果真像有的同志所要求的那样,同时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这种超越现实的做法只会换来更迅速更严重的失败。三十余年后的戊戌喋血场面当为最佳之注脚。

对于认为洋务运动对外妥协而认为洋务运动在政治上是反动的看法

把洋务派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基本态度也作为洋务运动的政治内容来考察,这无疑是必要的。统治阶级的政治内涵本来就包括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和活动”。而洋务派以“外须和戎”为前提,限制了自己“内须变法”的手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精神形成鲜明的对此,这是事实,也是洋务运动不能使中国真正实现“富国强兵”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以此推断洋务运动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又似嫌说服力不够。如所周知,无论是地主阶级的洋务派,还是资产阶级的维新派或革命派,对外妥协是它们的共同点,只是因各自的主客观条件不同而妥协的形式不一、程度不一而已。例如,曾经以高呼“拒和”、“迁都”而步入近代政治舞台的康有为和他的同伴们,就是主张与日本等国相妥协,以换取它们对维新事业的支持。思想最激进的维新干将谭嗣同甚至还主张这样的妥协:将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卖给英、俄,除赔款日本外,剩余的用之变法。以反帝和反封建著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是如此。不仅同盟会的《对外宣言》明确承认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声明“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即使孙中山后来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也声称“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勿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可见,在近代中国,一个政治派别或社会集团是否对外妥协,并不能完全作为这个派别或集团在政治上或政治路线上反动的依据。其次,洋务派的对外妥协也不是干人一面,千篇一律,而是因人而异,因时因事而异的。军事上是如此,经济上、外交上也是如此。即使长期被垢骂为卖国贼的李鸿章的妥协思想也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是他说的,“师其所能,奇其所恃”也是他所主张的。历史研究者固然有选择史料的自由,但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基础上减否历史人物的做法是应当避免的。至于像左宗棠那样“引边荒艰巨为己任”洋务派官僚,就更应该区别对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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