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生财、聚财、理财和散财地位作者：郑宏泰 高皓来源：《家族企业》2018年第12期
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邵逸夫的慈善义举之所以能够超越“香港大佬”何东，甚至是年代更久远的盛宣怀或是范仲淹，一方面既是因为时代进步所带来的思想启发与进步，另一方面显然也与他胸怀更宽广、视野更开阔有关。加上香港这个中西汇合的大都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走上了工业化道路，最终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无论在经济实力、社会氛围，还是在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使香港不仅成为支撑像邵逸夫、李嘉诚或吕志和等新崛起的社会精英打拼事业、积累财富的大舞台，同时也是他们利用手上财富造福社会的大本营。
翻开中国近代史，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尽管只是偏南一隅，又缺乏夭然资源，但确实创造了惊人神话，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在经济实力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在制度架构方面也别有建树，两者相辅相成，既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才与钱财，也为四面八方的人才与钱财提供了充分发挥的舞台。其中，慈善信托和慈善基金的发展进程，就是一个最好的实证。
“生财”和“聚财”的机遇
在西方社會，慈善公益被视为“散财”事业，可以说如果缺乏钱财就根本谈不上做慈善事业（Bishop and Green，2009：Carnegie，2011）。正因如此，要发展慈善事业，必须先从“生财”和“聚财”入手，而一个地方如果要“生财”，就需要有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要“聚财”更要有优良的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制度。香港之所以具备了这些重要条件，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的重大历史契机，令其取得了迅速发展，也让“生财”和“聚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扼要地说，在20世纪50年代前，香港经济高度依赖于转口贸易。作为东西方货物的转口贸易中心，让一些像何东那样的买办可以从中致富。但是这种经济模式，虽然有容易赚钱的光亮一面，也造成了产业无法扎根的灰暗一面，也正是由于经济活动与相关行业未能深化发展，因此未能创造更多的本地就业机会，让民“生财”，带来更大的财富增值空间。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动荡虽然让香港经济陷入困境，但同时也让香港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生财”与“聚财”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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