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党怀英交游及其篆书艺术研究
发布时间：2022-11-13 18:56:31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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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党怀英交游及其篆书艺术研究王守民【摘要】作为一个文人书法家,党怀英的交往圈子十分复杂,这一交往圈子大有功于他的书法个性特征的形成.在流传下来的党怀英的书刻作品中,篆书碑刻在数量上远远多于楷书、隶书碑刻.这一是由于正统的宋代教育使他接触篆书的机会较多并打下较好的文字学基础；二是由于他对于篆书情有独钟.党怀英篆书的特征之一是笔力道劲；特征之二是深具独创性,即在秦篆系统之外,独创一种新篆书字体——党氏悬针篆.这一创新启发了后世篆书创作.【期刊名称】《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2(025004【总页数】6页(P71-76【关键词】党怀英;篆书;党氏悬针篆;独创性【作者】王守民【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福建福州350108【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J292.25过去，因为文献资料十分匮乏，学术界对金代中国书法史研究非常不充分。近年来，随着金代实物资料的发现与出土，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开始热闹起来，并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其中，王凯霞的《金朝书法史论》[1]以及曹宝麟的《中国书法史（宋辽金）》[2]颇具开拓性。但具体到金代的书法家党怀英的个案研究，曹宝
麟仅一笔带过，而王凯霞则忽略不提，对于党怀英书法的研究实际上仍是学术界的一个空白。本文试对党怀英书法，特别是其在篆书艺术方面的创新作一系统论述。党怀英（1134–1211年），字世杰，号竹溪，泰安人，宋太尉党进十一世孙。大定十年（1170年）进士，调莒州军事判官，历汝南县尹、翰林侍制、国子祭酒和翰林学士承旨，谥文献[3]。党怀英历经金世宗、金章宗两朝，金章宗特别赏识他的才华，使其掌诏告并主修《辽史》。可见，党怀英在金代政坛、文坛都居于重要位置。作为一个文人书家，党怀英的交往圈子十分复杂，文献记载和遗留下来的石刻都向我们透露出他交往圈子的一隅。刘瞻，字岩老，号樱宁居士，亳州人。他是党怀英的启蒙老师。《金史·党怀英传》记载党怀英“少颖悟，日授千余言，师亳社刘岩老，济南辛幼安其同舍生也。”[3]刘瞻的交往也十分广泛，施宜生、王竞和刘迎等人都与刘瞻相友善。党怀英在刘氏处接受的是宋代汉人教育。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如上文所述，党怀英与辛弃疾的交往是在刘瞻处，后来二人又都同师蔡松年。《宋史·辛弃疾传》中记载辛弃疾“少师蔡伯坚，与党怀英同学，号‘辛党’。始筮仕，决以蓍，怀英遇坎，因留仕金，辛弃疾得离，遂决意南归。”[4]大定元年（1161年），28岁的党怀英与辛弃疾在登上大丘痛饮之后道别，二人从此各事其主，且都建立了功业。王去非，字广道，山东平阴县人。王去非是金代中期儒学的代表人物，门生遍于朝野，党怀英以师礼尊之。党怀英篆额、王去非撰文和王庭筠书丹的《博州重修庙学记》，足以证明党怀英与王去非的关系非同一般。王去非去世后，党怀英还亲自为他撰写墓志，足见党怀英对他的尊重。赵沨，字文儒，号黄山，山东东平人。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时任涿州军事判官的赵沨前往京师会面党怀英，主要目的是请党怀英撰写《王去非墓志》。党怀
英在《醇德王先生墓表》中写道：“进士杨好古以泰山李守纯之状，与涿郡军事判官东平赵沨所录遗事来京师，属鄙文以表诸墓。”[5]大定二十七年（1187），赵沨经党怀英、黄久约的推荐，进入翰林院，主修《辽史》，因此，赵沨得以与党怀英同在翰林院任职。在翰林院的六七年间，他们合作撰写并书丹的碑刻有《宏法寺碑》、《棣州重修庙学记》、《荣国公时立爱神道碑》和《济州普照禅寺照公禅师塔铭》等。赵沨的书法学习颜鲁公，又能化古而出新意，与党怀英相颉颃。元郝经在《叙书》中把他列为草圣：“宋以来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金源（金国代称）赵沨、赵秉文皆称草圣。”[6]他的书法风格介于黄庭坚、苏东坡之间。赵秉文在《题竹溪黄山书》中写道：“黄山正书体兼颜苏，草书如行云流水，当在苏才翁、黄鲁直伯仲间。党怀英篆书，阳冰以来一人而已，而以黄山配之，至今人谓之‘党赵’。”[7]另外，赵沨的诗文与王庭筠齐名。与赵沨相比，党怀英的书法或许有不及之处。二人合作的碑刻中，几乎都是赵沨以楷书写碑文，党怀英以篆书写碑额，如《棣州重修庙学记》、《荣国公时立爱神道碑》。这说明：在当时，赵沨楷书的水平超过党怀英。党怀英在赵沨去世的明昌六年（1195年）后，自己撰文、书丹的楷书、八分书碑刻较为集中，这一点在党怀英的一系列书刻作品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曲阜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十方灵岩寺记》、《谷山寺碑》、《袭封衍圣孔公墓表》和《金徂徕山六逸堂碑》。这几方碑的撰文、书丹都由党怀英自己完成。在金代，能为皇家御赐碑《曲阜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撰文并书丹者，必须富有文采且书写技术良好。撰文者、书丹者一旦选定，也不会轻易更换。赵沨去世以后，党怀英顶替了他的职位，所以党氏自撰自书的碑刻作品自然也就增多起来。二人合作的最后一方碑是明昌六年（1195年）八月的《普照寺照公禅师塔铭》，此碑由赵沨撰文，党怀英以隶书书写碑文。同年十月赵沨就过世了。奇怪的是，党
怀英隶书碑文的书写是在赵沨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承安元年（1196年）。据此我们可以推测，由党怀英书写这方碑并非是在一开始就规定好的事情，这方碑本来应该是由赵沨来书写的。看来，赵沨的书法水平在时人眼中的确高党怀英一筹。黄久约，字弥大，山东东平人。黄久约在金代文坛的地位与党怀英不相上下。黄久约当时担任国史院编修，同时也是应奉翰林文字同制诰，他与党怀英应该是在同一处共事的好友。据统计，二人合作的碑刻有以下几种：《重修中岳庙碑》（1182年）、《范阳重修文宣庙记》（1186年）、《重修文宣王庙记》（1187年）、《朝散大夫镇西将军节度副使张公神道碑》（1189年）和《重修东岳庙碑》（1189年）。明昌元年（1190年）后，再见不到二人合作的碑刻，而党怀英自撰自书的石碑开始出现，其原因也许是黄久约当时已经过世了。党怀英在书法上一方面追求复古，即注重跨越宋代，自唐以上追求古法；另一方面，他也力求创新。他深厚的文字学功底夯实了他在篆书方面深入探究的基础，而他的在篆书方面的突出成就，也透露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他的创新思维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长久的积累与积淀所致，而这种积累与积淀与他广泛的人际交游是分不开的，交游之中的互相切磋和启发，必然对他的审美趣味的养成和创新思维的萌发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可以说，他所交往的每一个人，都有助于他日后书法鲜明的个性特征的形成。清代孙星衍在《寰宇访碑记》[8]里辑录了党怀英的书刻作品共14方，此书是截至清代为止辑录党怀英书刻作品最多的一本。但根据笔者最新统计，党怀英的碑刻作品共有36方，其中篆额25方、隶书碑刻8方、楷书碑刻2方、篆书碑刻1方，远远超出孙氏的统计数字①笔者根据王新英编的《金代石刻校辑》、清代孙星衍《寰宇访碑记》记载和国家图书馆馆藏党怀英碑刻影印拓片进行统计,发现比较可靠的金代党怀英碑刻36方.其中隶书碑刻有8方:《檀特山照寺建释迦殿记》、《重修郓国夫人殿碑》、《鲁两先生祠记》、《醇德王先生墓表》、《祝圣寿碑》、
《曲阜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普照寺照公禅师塔铭》、《谷山寺碑》;楷书碑刻2方:《重修天封寺碑》、《檀特山照寺建释迦殿记》;篆书碑刻1方:《王安石诗刻》;篆额25方:《新泰县环翠亭诗刻》、《檀特山照寺建释迦殿记》、《博州重修庙学碑》、《重修中岳庙碑》、《鲁两先生祠记》、《奉国上将军郭建神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