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八大方言

中国八大方言,看看你说的是哪种鸟语

　　最近对各地的方言产生了兴趣，到网上搜索了一下才发现原来大家说的普通话居然还不是正宗的国语，郁闷。现在说的国语其实是以前胡人说的语言，古时候的人说的是现在的广东话。黄瓜把搜索出来的结果整理了一下，给大家交流交流。





　　 一、普通话

　　汉语自古以来有方言同时也有共同语。根据历史记载，春秋时候孔夫子时代管共同语叫雅言。雅言以洛阳雅言为标准。孔夫子有三千多徒弟来自当时的各地，古代也有方言，各地的学生都讲自己的方言，孔夫子讲课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来自各地的学生都听得明白呢？因为当时有共同语叫雅言，所以孔夫子在讲学的时候用雅言，这样交际没有什么障碍。

　　在汉代，共同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管共同语叫做通语。各地讲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语进行交际，这是古代的情况。

　　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後，中原雅音南移，作为中国官方语言的官话逐渐分为南北两支。北方以洛阳雅言为标准音，南方以建康雅言为标准音。洛阳雅言属于中原话，建康雅言属于吴语。主流上以南方的建康雅言为正统。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编著《切韵》，音系为金陵雅音为主，参考洛阳雅音的综合系统，因以南朝为正统政权。隋朝末期，扬州成为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因此，扬州吴音也曾成为南方雅言的代表，但是，没有得到官方语言的地位。

　　降及唐宋，即使在北方，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差别显著增大了。富丽堂皇的唐诗中，已经采纳了一些当时的口语。唐朝开始，江南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江南的苏州吴音也成为南方雅言的一种通行语。由于政治中心在长安，长安话属于中原话。因此，长安雅言也是北方雅言的标准音。到了宋代，汉文更出现了口语化的倾向。著名的大思想家朱熹的弟子所编的《朱子语类》，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朱熹使用宋代口语讲授和谈话的原貌。这证明即使像他那样文化修养很高的士人，尽管还是用古文写作，但平日的言谈，甚至讲授儒家经典，也已经不可能像六七百年前的北方庶民那样，“其辞多古语”，但他作为“读书人”，说的还是洛阳话。及至南宋，首都建在临安，因此，临安雅言也成为标准音的一种。临安雅言属于吴语，但是临安雅言中有很多中原话的痕迹，直至今天的杭州话也有中原话的痕迹。

　　元代时，首都在大都，因此，大都话也是一种通行语。由于元朝的统治者是蒙古人，不熟悉汉族文化，汉语的通行语继承了宋代的南方雅言。

　　明代的时候，南京由于战争等动乱，南京话从吴语（南方雅言）转变为江淮官话。明代以南京话为正统，南京话也是南方官话的代表。后来迁都北京，北京话也有一定通行度。明代北京话是在元大都旧北平话的基础上，和移居北京的南京移民的南京话融合后形成，到清代又受到满语的影响。江南的吴音开始以苏州白话为主要代表。吴音继承了南方雅言的地位，并且以当地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中国通行的语言之一。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俗者，则随而俗之。”，吴音最流行的时候，上至士大夫，下至歌妓以说苏白为荣。和官方“普通话”京白相对而言，苏州白话在当时社会地位相当于民间的“普通话”。当时越剧、昆曲、评弹都以苏白为标准音，甚至一开始的京剧都曾使用过苏白。

　　清代一开始，仍然以南京官话为正统。雍正年间（1728年）清设正音馆，确立北京官话为官方地位。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日本人把日本语的民族共同语叫做国语。国语这个词本来是中国古代一本书的名字，日本人把国语当做民族共同语的名称。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由于太平天国的战争，江南经济开始衰落，吴音开始失去了标准音的地位。这样，北京白话开始成为唯一的标准音。民国初期，北京官话被定为国语。

　　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发展中国的经济、文化，在中国也开始推广国语。国语这个词在民国时期得到当时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一个正式称呼。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之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因为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经常发生京音教员和国音教员互相争吵的事。他们的国语听起来很不一样，很多字的读音也不统一，教的人觉得难教，学的人觉得很难学。于是有人（南京高师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后来，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老国音就被修改为“纯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新国音了。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所谓以现代的确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明：汉民族共同语从古至今有好几种说法，有雅言、通语、官话、民国时期的国语。名称不同，内容基本是一样的。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走上完全新的阶段，为了发展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我们也要推广民族共同语，克服方言分歧造成的隔阂。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要推广民族共同语，历史上曾经有好几个不同的名称，我们叫什么呢？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一律平等，而民国时期的国语实际是汉民族的共同语，而不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语。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经过研究最后决定叫普通话。





　　二、客家话



　　客家民系的共同语言即客家方言。客家方言又称客方言，客话，客家话，属于汉语七大言之一。从分布上看，主要在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台湾，四川等７个省，海外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具体说，国内主要分布：福建——闽西地区的长汀县，宁化，连城，上杭等８个县；广东梅州，惠州，蕉岭等１６县市；江西南部宁都,瑞金,兴国等１４县市。客家话的活化石是江西抚州话此外，非纯客县，如福建南靖，平和，绍安，龙岩；广东潮州，海丰，韶关，东莞；江西铜鼓，广昌，永丰等不少县市的许多地区也讲客家话。此外，台湾海南四川湖南等不同程度地分布着客家话。依据内部的差异，客家话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以长汀话为****的闽西客家话，以梅县话为****的粤东客家话，以赣县蟠龙话为****的赣南客家话。进一步，可以分为如下八片：汀州片（又称闽客片），粤台片,粤中片, 惠州片，粤北片，宁龙片，于桂片，铜鼓片。

　　客家话是汉民族共同语的一个分支，它以广东的梅县话为代表。梅县，这个名字为后起，据温仲和《嘉应州志》载，梅县在南朝齐时，开始称程乡县，是时有南齐时人程旻[ m n]居嘉应州义化乡，后人思其德，名其乡日程乡，名其县为程乡县。到了后晋，程乡县原隶属广州义安改隶属为南汉国时，始改恭州为梅州。宋时几经改置，至明清时又复称程乡县，隶属广东潮州府。至于称“嘉应直隶州省程乡县”之名，那是清朝雍正年间的事情，到嘉庆时，嘉应州升为府。直至民国，隶属广东省，废嘉应州改称梅州，后改为梅县。今梅州市含七县一区，即梅县、兴宁县、五华县、平远县、蕉岭县、大埔县、丰顺县和梅江区，均操纯客方言。梅县话是客家话的代表。

　　梅县的命名，起自民国。据《梅县市文物志》所载旧制沿革，梅县应当包括旧称三十六堡，即今现属梅城及城郊区、长沙、水车、石坑、畲江、扶大、南口、荷泗、瑶上、大坪、石扇、西阳、白宫、丙村、雁洋、城东、松口（松东、松南）、白渡、隆文、桃尧、松源等区。这些区与区之间的语言，其大系当然属梅县音系，可是微有差别。以梅县话为代表的客家方言究竟怎样形成的？当代语言大师王力先生说：“‘客家’是‘客’或‘外人’的意思，因此，客家就是外来的人。”据一九一二年梅县焕文阁出版《梅县乡土历史读本》载。“客民本中原汉族，皆河南光山、固始之民。”唐末因战乱“移徙于汀赣之间”后转到广东，到了宋末，梅县一带旧是过客族，“遭元兵屠戮殆尽”，待元乱已定，复由洒赣之间“转徙于梅”。清诗人黄遵宪《梅州诗传序》云：“此客人者，来自河、洛，由闽入粤，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其语言不少变”，“守其语言”属什么语言？清语言大师章太炎先生《客方言·序》中说：“广东称客籍者，以嘉应诸县为宗”“大氏（抵）本之河南，其声音亦与岭北相似。”林海岩《客说》“客音为先民之逸韵”可见梅县客家为汉民，客话渊源，自然属于中原先祖口语无疑，所以客家话保存了大量上古和中古语音。黄遵宪说：“余闻之陈兰甫先生谓客人语言，证之周德清《中原音韵》无不合”（见《梅州诗传·序》）。由于社会动乱，中原汉人大批南迁，在经过长期流徙以后，这批被称为“客人”的中原汉人最后定居于梅县地区，其所操的语言慢慢对发展成为一种方言——客家话，客家话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定型下来，形成一种有别于汉民族共同语的独立的、纯洁的、活泼的和丰富的客家方言。

　　梅县客家话的形成，保存了大量古音，可以说它的形成应该在有中华汉民语言对已开始，至于发展和定型下来的客话，那又经过了多少漫长岁月？试从梅县地区客家人的搬迁史看，现有较早的族谱“嘉应州黄姓家谱载”：自豫南迁，二千二百年前已到江夏。”这说明梅县黄姓客家先祖居地在今河南省，约在东汉建安年间迁往在今湖北地方；又兴宁县“廖氏族谱”载：“五世诚希公，原籍汝南，因五湖之忧，太元九年复迁江南。”这是说廖氏客人从河南汝南县，因五胡之忧，在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约在公元944年）再一次迁徙到江南之地居住。两姓族谱均未说到南下广东，什么时候？很难确切，至于客家人南迁的约略时间，应该是“及到晋朝（纪元后419）他们又不于于豫皖，于是徙于江西、福建多山区域。唐初，复经变乱，他们又被迫南移……在宋代（960—1278）他们当了兵，1279年与蒙古人（办按：即元军）战于澳门之西，与宋之末主同死难者数万人。大约在此时，他们也迁徙至广东沿海各地，但直至明朝（1368）才算住定了（见王力）《汉语音韵学》“参考资料”引）”，后又从汕头沿东而上至嘉应州（今梅县地区——梅州市）。客人由北至南的大迁徙，客居几个省区，原属中原先祖语言，所操客家口音，经沿途汉方言口语的影响，吸取了外来方音，到了广东梅县山区以后，口音逐渐定型下来，这就形成了今天的梅县客家话。





　　 三、闽南话



　　闽南话又称河洛话或台语，闽南话使用人数大约6000万左右，闽南话主要分布于福建南部的厦门、泉州、漳州、三明大田、尤溪和西部的龙岩、漳平等市县，以及台湾大部分地区，使用人口近3000万人。

　　闽南话的来源和历史：汉以前，闽南地区为古越族原住民，到了中原汉族第一次大灾难--晋代永嘉二年（３０８年）的“永嘉之乱,五胡乱华”，中原仕族衣冠南渡，林姓、陈姓、黄、郑、詹、邱、何、胡八姓率先入闽，带来了中原的黄河、洛水流域当时的汉语（河洛话由此而来），形成了闽南方言的基础，反映着隋唐以前汉语的特点。随后的侯景之乱，６６９年固始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开漳的隋唐汉语，固始王氏入闽建立闽国都不断渗透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现在的闽南话。以上入闽源流在各个福建大姓如陈氏，林氏，黄氏等的家谱都有详细的记载。闽南方言保留下来的古汉语较多，因此被学术界称为“语言的活化石”。闽南方言历来为国内外语言学家所重视。这对汉语古音的构拟，古籍的训释，汉语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闽南话分布地区：福建南部的厦门、泉州、漳州、大田、尤溪和西部的龙岩、漳平等市县，以及台湾的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桃园、苗栗、基隆、南投、屏东、彰化、花莲、嘉义、宜兰、云林、台东、新竹、澎湖等绝大部分的地区。使用人口近3000万人。广东省东部的汕头、潮州、澄海、潮安、饶平、南澳、普宁、惠来、潮阳、揭阳、揭东、揭西、陆河、汕尾、陆丰、海丰等市县。使用人口约1000多万人。广东南部雷州半岛的湛江、海康、徐闻、遂溪、廉江、茂名、吴川、电白等县市，使用人口400多万。海南省的海口、琼山、文昌、屯昌、琼海、定安、万宁、澄迈、昌江、东方、乐东、陆水、白沙、崖县、保宁、琼中、临高、儋县等市县，使用人口400多万。浙江的温州、苍南、平阳、泰顺、洞头等县市，约有140万人说闽南话。江西的广饶、广丰、玉山等市县约有40万人说闽南话。广西的柳州、平南、平乐、陆川等市县，近30万人说闽南话。香港、澳门地区约几十万。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泰国、越南等国的华侨、华裔，使用人口至少有1000万人。



　　闽南话是什么语言呢？有人说是“福佬话”也有人说是“貉獠话”远在1500年以前，甚至更早，黄河、洛水一带的中原汉民族为了躲避战乱，辗转到河南光州，汉民族的文化也就这样由其子孙带到此处，此后再迁至闽南，最后跨越海峡，到了台湾。闽南、台湾等地传承此一文化的语言，正是我们现在习称的“闽南话”，在祖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闽南话所蕴含的意义在于我们的先祖在大迁徙中避开了中原民族融合所造成的语言改革，完整地保留了两汉时代的古汉音，也就是中原标准音，如今让我们受用不尽的闽南话经典不是别的，是《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诗经》、《尚书》、《礼记》以及唐诗等民族智能的结晶，其中的《论语》，蕴含着极丰富的人生哲理。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用来翻译佛经的语言，正是唐初年“切韵”系统的中原汉语，而闽南话所用的“河洛话文音”正是唐朝中原汉语的“母语”。后来佛经由日本留学生用片假名记音传到日本而没用至今，今天日本人诵读佛经，呤唱诗词时，与闽南人用闽南话汉音诵读佛经，呤唱诗词在发音上几乎是一样的，这足以说明为什么许多佛经中音译或意译使用普通话无法了解其意旨，而用闽南话却好理解；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法师常常感叹，闽南话汉音之失传对诵读佛经的人是极大的损失。令人自豪的是，如今的闽南话已经成为地球60种主要语言的代表之一，它还被录制在美国1997年发射的“放行者”号宇宙飞船的镀金唱片上，到广漠无垠的星河中寻觅知音了。闽南话里包含着许多古汉语的成分，不管是语音、词汇还是语法。学习古汉语，掌握福建方言尤其是闽南话的口音，比懂得其他地区的方言更有优势。比如“鼎”，古汉语中通常是指铁锅，闽南话的发音与古汉语的发音、词义是一致的。但其他地方的人理解起来就没有闽南人这么方便。从古汉语演变、进化而来的现代工业汉语，与闽南话也有深刻的关系，如果能抓住闽南话的特点与现代汉语作比较，可以加速对现代汉语的理解和掌握。早期的语文教学，通常是从正音入手，然后从普通话联系方言的角度理解字义、词义。现在这种方法被淡忘甚至抛弃了。很多人以为方言会干扰汉语的学习，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比如你不懂或不讲闽南话，但你的普通话也未必就很标准。闽南话最早形成于泉州，然后一直向南流传到漳州、厦门、潮州，雷州、海南，然后又传播到台湾和东南亚，说闽南话的总人数达到7000多万人，成为保留古汉语最多的强势方言。闽南话无疑是沟通海峡两岸和东南亚华人的一种无形而不朽的桥梁，是保留古汉语最多的强势方言。







　　四、吴方言

　　吴语初源来自古楚语,吴越地区在春秋时为吴国越国领地，当时这些诸侯国的主体民族为百越人(属侗台语族)。吴为越并，语言并无变化。越后又为楚国所灭，吴地被列为三楚之一的“东楚”内。这表明是楚人给吴越地区带来了华夏语基础。这还可以由好几个方面推论：

　　据传说吴国王族与周同姓，来自中原，这还有“宜侯”铭文为证，则王族原来可能是会说华语的，但数百年与越族相处之后能否在日常说话中保持下来大可怀疑，因连王名都已越化。但吴越王铸礼器兵器皆使用汉字，吴季札尤其通中原礼乐(孔子弟子中江南唯吴人子游一人，《礼记》记孔子称季札为“吴之习于礼者”)，那么统治层应至少在文化上要学华语，犹如旧时欧洲贵族之习拉丁文。只不知当时用的是中原雅音还是相邻的楚音(从楚伍子胥、伯嚭、文种、范蠡皆入仕吴越看，近楚可能性大。注意即使更早的吴太伯传说可信，《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则也是从周先经楚才至吴的)。

　　楚语正式进入吴越由楚灭越开始。楚灭越时间现有四说：(1)楚威王七年，即公元前333年(《史记·越世家》及《六国年表》未记年，仅云“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同时破齐徐州。《楚世家》破齐事列该年，集解引“徐广曰：时楚已灭越而伐齐”)；(2)楚怀王二十二年，即前306年(《史记会注考证》)；(3)楚考烈王元年，即前262年(《越绝书·吴地传》)；(4)楚考烈王十四年，即前249年(蒙文通：《越史丛考》；蒙氏认为楚陆续败越夺地，夺取吴故地较早，但未及会稽，直至秦方灭)。后二说实为春申君入吴之时。《史记·楚世家》说考烈王元年(前262年)封令尹黄歇于吴号春申君，至幽王元年(前237年)被杀，凡25年(而《春申君列传》则说考烈王十五年春申君才求移封于江东，《越绝书》则谓幽王立，封春申君于吴，治吴三年后以子为假君，父子治吴凡14年)，这段时间内据《越绝书·吴地传》说春申君泊无锡湖、祀历山，造龙尾陵道，作吴两仓、吴市、诸里大闬、狱廷、楚门等，还有好几处客冢，说明当时楚国积极加强对吴的统治，官吏、兵将、食客众多，春申君被杀后又十六年才被秦灭亡(楚灭后楚人在吴仍有很大势力，从项梁叔侄在吴的号召力及后来项羽率江东子弟八千人过江反秦可知)。楚人几十年的统治形成当地发展汉语的条件，今日老湘语与吴语有许多共同处，似非偶然。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分全国为三十六郡，于吴越地东置会稽郡、西置鄣郡。汉初曾一度合并，后又改会稽为吴郡，汉武则改鄣郡为丹阳郡；至东汉又分置会稽、吴郡。秦汉置郡设官驻兵，中原移民主要聚居点应在郡治的吴(今苏州)、会稽(今绍兴)、宛陵(今宣城)及一些重镇如秣陵(金陵，今南京)等处，吴语方言应是以此等地方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故后来吴语还是分别以苏州为苏南吴语中心，绍兴为浙江吴语中心，宣城为皖南吴语中心。但当时越族力量还很强，部分越人往往进入山区成为所谓“山越”，而浙南、福建一直还是越人天下。虽然汉武帝诏命徙瓯越、东越、闽越于江淮，不过迁走了三越的王族、军队主力与豪强而已(注：此说不确，《史记·东越列传》和《汉书·闽粤传》都明确记载“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东越(粤)地遂虚”)，广大散居越人退入山区，后来又出就故地，如史载“(东瓯)后遗人往往渐出”(《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吴地记》)，“(闽越)遁逃山谷者颇出”(《宋书·州郡志》)，而形成了回浦(温州)、冶(建安)、东冶(福州)三县。东汉时还曾派高级将领骠骑将军张意以水军讨伐东瓯(见《太平御览》引《东观汉纪》佚文)。直至三国时许靖致曹操书还叙说自己从会稽“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三国志·蜀书·许靖传》)，说明那时浙南、福建还没有被真正完全控制。乃至南朝宋谢灵运“尝自始宁(上虞南乡)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当由山间还有山越遗民而致误会。因此无怪乎西汉末扬雄所记“吴越”方言词主要还是侗台语词汇了，这说明后来吴语方言的形成是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



　　但扬雄《方言》中除“吴越”并称者为古越语外，常见的便是“吴扬”、“吴楚、荆吴”、及“楚扬、荆扬”等合称。“扬”既然可与“吴”、“江淮”等并举，应不是指包含吴(会稽)、庐江、九江、豫章、丹扬等五郡的大扬州，而应指吴楚之间的丹扬郡地而言，丹扬地区为今西部宣州吴语区及徽语区。分析这类“荆吴”、“荆扬”语词，则较多属汉语词。这正表明了楚语由西而东，扩及吴、会二郡的路线。从很少见到“吴”与北方方言并称，也反证了吴楚方言间关系不比寻常(《汉书·地理志》：“本吴粤[越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由于南吴语比北吴语保持更多的古吴语特点，作者曾将温州方言与扬雄《方言》所说各地方言进行对比，结果是北邻吴扬、江淮各2条相合，中原关东5条、关西达17条而多数属通语，值得注意的楚、南楚沅湘间竟有十八九条相合。如：“晓、惮、慧、篷、嬉、杜狗、篓”等，其中如“惮(怒)、慧(病愈)、拌(挥弃)”等最具温州方言特色的词都见于楚语，可见楚语在吴语尤其南吴语的形成中应起过重要作用。吴语的形成除结合古越语底层外，汉语方面可能由楚与中原话两源融合而成(中原话主要来自晋室南迁)，怪不得中原人说吴人“音楚”。唐《慧琳音义》合称吴楚之音。



　　即使据最晚的说法，楚治吴始于前249年，至西晋永嘉之乱洛阳陷落的310年，也已有560年的发展，东楚方言与古吴越语相融合当已形成一种有地方特色的汉语江东方言。王充《论衡·自纪》篇记建武十年他八岁就学时“书馆小幢百人以上”，说明东汉初会稽教育已很发达，居民相当稠集，也自会向外发展。尤其东吴西晋期间，郡县屡屡分置增多，说明人口在不断增加，方言区域在不断扩展。它与中原汉语的巨大差别，则在晋室南渡时才在文献记载中明显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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