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

康有为

班级：09级历史（一）班

姓名：王永芳

学号：0906********

一、 生平介绍。

康有为，1858年出生在广东，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

1.教育世家

康有为从六岁开始便跟着启蒙老师攻读《大学》、《中庸》、《论语》，灌输的全是儒家经典。此后，康家连续请当地一批著名学者严格指导康有为尊孔读经。少年康有为最快乐的时候，是跟着祖父康赞修在连州官舍里读书，他在连州官舍观《大清会典》、《东华录》，读《明史》、《三国志》。尤其使康有为大开眼界的是，在连州官舍里看到了清政府频频发到官舍的《邸报》（亦称《京报》，由报房商人经营的专载皇帝谕旨和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的出版物），从上面他渐渐知道了朝廷里的政事，初识了曾国藩、骆秉章、左宗棠等人。同时，康赞修性喜游览，每逢春秋佳日，风和日丽之时，他总是带领孙子外出游览祖国河山和古老的文化遗存，这在无形中便培养了康有为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眷恋之情及强烈的爱国之情。

进入青年时代后，康有为遇上了两位对他影响很大的老师，一位是国学导师朱次琦，一位是政治启蒙导师张鼎华。朱次琦是他祖父康赞修的好朋友，他父亲康达初的老师，岭南著名的硕学通儒。在1876到1878的三年里康有为跟随朱次琦打下了深厚的旧学基础。离开朱次琦后，康有为师从张鼎华，张鼎华向他生动介绍了京朝风气，当时名流和各种新书，以及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掌故，使他开始接触到近代维新政治思潮。接着康有为又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介绍西学的书和游记。西方的文物制度和政治习惯，开始吸引他的视线。

1879年底，康有为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香港，当时香港已成为英国侵略中国的据点，深受国土沦丧的刺激。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新鲜事物，他脑子里封建士大夫对资本主义的传统偏见开始动摇了。香港之行，使他开始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接触，思想产生了很大变化，为讲求西学打开了通道。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2.南洲讲学

1888年康有为赴京师应顺天乡试，那时正值中法战争之后，康有为目睹帝国主义的强横和清政府的腐败，深感若不改革弊政，中国将国无亡日了，在此情况下康有为便第一次上书，请求改革。但他的上书却遭到封建顽固派势力的阻挠，并没有送到光绪的手中。此外康有为在考试中也名落孙山，两方面的打击使康有为陷入苦闷之中。1889年，康有为便踏上了南归的旅途。

康有为回家后经过苦思冥想认为他救亡图存的思想之所以遭到社会的冷嘲热讽是因为国民仍然十分愚昧，因此康有为决心自己办学，以培养维新人才。1891年春，康有为在陈千秋（陈千秋（1869-1895）字通甫，号随生。南海人。年少时勤学聪慧，曾入学海堂，熟悉历朝掌故，精通考据典章之学。1886年著《广经传释词》。1891年入万木草堂，从师于康有为，曾任万木草堂学长，并协助康编撰《新学伪经考》等书，讨论《大同书》有关问题。1895年因协助康办理西樵乡同人团练局操劳过度而病故。）、梁启超的协助下，租赁长兴里邱氏书屋，正式开设学堂，称长兴学社。由于前来求学的人不断增多，长兴学社不断更换地址，1893年迁至广州府学宫仰高祠，正式挂上“万木草堂”的匾额。

康有为在他开办的学堂里，既是总监督又是总教授，他讲课喜欢征引欧美的事物并与中国的历史现状相比较，从而提出自己的理想从以启发学生的思维，扩大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认识世界和变革世界的能力。在康有为和学生们的共同努力下，在万木草堂逐渐形成了关心时事、独立思考和相互启发的良好学风。万木草堂不仅是一个新型的教学群体，而且也是一个维新政治团体。康有为也就是在这里辛勤耕耘，创造出他的维新变法理论，培养出一批维新变法的骨干力量

3.维新变法

1895年4月，日本逼迫中国在日本马关签定《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对清政府触动不大，却轰动了全国。“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 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准备　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但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成功。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4.晚年倒退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到香港，之后就又到东京与梁启超会和。到达日本后，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为获得国际支持，他曾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觐见探望。1923年，康有为迁居青岛汇泉湾畔，购宅居住，题其宅为“天游园”。后其几个子女在青岛读书时也都居住在此 。在此期间，康有为也为青岛的优美风光写下了不少诗作，其若干诗词刻石已成为崂山景点的组成部分。1927年3月8日，康有为在上海做毕70大寿，于21日抵青岛。30日晚，一位广东同乡请他吃饭，未终席而腹痛，翌日身死异乡

一、 政治思想

1.“议郎”制，议院的雏形

在康有为活动时代，世界上流行三种政体形式，即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当时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欣赏的就是君主立宪制，并为此著书立说，上书言事，设计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式的议院方案，其中以康有为的议院方案最为系统和具有实践意义。

在从1888到1898康有为的七次上书中可以看出它的基本思想就是希望从中国式的议郎制发展到三权分立的西方式的国会制。议郎是郎官的一种。秦最先设置，西汉沿置，属于光禄勋，高于侍郎、郎中。议郎职为顾问应对，不用轮流当值，充当守卫门户等工作。东汉时一般郎官均受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管辖，议郎亦属例外，并得参预朝政。康有为主张在十万户居民中公举一位精通古今中外，品行端正敢于直言的人充当议郎。康有为设计的议郎有两个主要职能：一是在武英殿可以随时和皇帝对话，甚至“上驳诏书，下达民词”；二是在太和门，开会讨论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

2.制度局：内阁的影子

制度局是康有为根据西方的三权分立的原则，仿照日本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其主要职能是议决政事，制定宪法，相当于三权分立的立法官。同时他还主张在制度局下设置法律、度支、学校、矿务等12个分局，分管各部门的政务。可见，制度局是立法性质的机构，而十二局则是行政机构的机构。与此同时，康有为主张相应地改革地方政权机构。

开制度局的设想是康有为推动改革清朝中央和地方管制的系统工程，也是新兴资产阶级企图从封建守旧势力中中夺取管理国家大权的重要尝试，表现了康有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反封建精神。虽然开制度局的设想，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不了了之，但通过康有为对封建官僚制度的揭露批判，对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官制的宣传，使人们从两种不同的官制对比中，提高了对封建官僚制度黑暗腐败的认识，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意识的增长。

3．变法依据

在戊戌维新高潮中，康有为策动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的重要措施就是加紧编纂各国变政考，送到宫中供光绪帝借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俄彼得变政记》和《日本变政考》，康有为通过这两本书为光绪帝制定变法纲领政策提供了一种成功模式。

《俄彼得变政记》主要是针对光绪帝来说的，在书中康有为要求光绪帝学习彼得大帝改革的勇气，下定变法的决心，更要破除千年自尊自愚的坏习气，游西师学，虚心求教。同时他还希望光绪帝能够彻底打击反对变法的顽固势力。《日本变政考》则集中体现了康有为希望从日本明治维新的变革中寻找自己国家的变革方案的思想。他之所以选择日本来作为中国变政的参考首先是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显著效果，日本通过这一变革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并使日本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逐步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其次是因为日本与中国地理相近，文化风俗相类似，原来所处的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等也极为相似，所面临的国家困境也相类似。最后是因为日本明治维新采取的是以天皇为首自上而下的方式，并且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度，这一切都比较符合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观愿望。

总之，通过向日本学习，借用光绪的力量，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康有为戊戌维新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

二、 哲学思想

1. 进化论和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的历史发展观

（1） 进化论

进化论是英国达尔文创立的一种生物进化理论，被恩格斯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 。进化论不仅说明了物种是可变的，对生物适应性也做出了正确的解说，从而推翻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1896年，严复译述《天演论》开始系统的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介绍到中国，开辟了中国人世界观的新境界。当时中国正值甲午战败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所以康有为、孙中山、章太炎便开始吸收进化论学说重建自己的宇宙观和世界观，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工具。

康有为是最早接受进化论学说的先进中国人之一，他结合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形成了自己的进化论思想。康有为的进化论思想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康有为认为包括地球在内的天体宇宙都是由“气”变化生成的，宇宙间的气互相吸引摩擦，生成了星团、星气、太阳，由太阳分化成生成地球；第二个层次，他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都是自然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第三个层次，包括现实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公羊三世说就是这一观念的最好例证。

（2） 辩证法

康有为的辩证法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康有为既承认矛盾，也不否认斗争，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他认为自然和社会都存在着矛盾，提出了“就一物而言，一必有两”的辩证命题。他不仅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同一性，而且承认矛盾的斗争性。他运用西方的辩证法思想分析矛盾对立着的双方统一于一个事物的内部，没有统一性，事物的共同体就不可能存在，而对立着的两面必须有斗争，事物才能进步。

2 康有为认为对立统一的结果是渐进过程的中断即飞越，而不是调和矛盾。辩证法强调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是飞跃。康有为认为对立着的两个方面斗争的结果必然产生新事物，承认事物的发展不只是渐进的，不仅是量的积累，而且是从旧质态向新质态的飞跃。

3 康有为主张从局部的变化导向全局的本质的变化。从1898年，康有为在哲学上已经提倡从局部改革走向全面改革，从形式改革走向要求实质改革，也就是把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制度该定为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这就超越了鸦片战争以来魏源、冯桂芬、郑观应等人传统的变易思想的范围，提出了以新质态取代旧质态的全变理论。

2. 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发展观

三世说是从公羊学中附会出来的，在《春秋》隐公元年，孔子简单的记载了一件事：“公子益师卒。”《公羊传》作者公羊高加以解释说：“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就是说，孔子做《春秋》，因为时代有远有近，故而记录方法不同，年代近的记事详细，年代远的记事简略。“所见”即孔子亲身所见，比较近；“所闻”，是孔子从父辈那里听来的，比较远；“所传闻”，则是更远的事了，因而记载的详略不尽相同。公羊高提出的“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概念，并不是划分历史时代的标准。到了西汉，董仲舒加以发展明确地把“见”、“闻”、“传闻”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从而形成了公羊派思想家的历史观。到了东汉，何休（东汉今文经学家。字邵公，今山东滋阳人。为人质朴多智，精研六经，但是口讷，不善讲说。用功十余年，作《春秋公羊传解诂》12卷）在其所著《春秋公羊传解诂》中，进一步发展了董仲舒的观点，把“传闻世”作为“衰乱”，“所闻世”作为“升平”，“所见世”为“太平”，这样便有了“衰乱”、 “升平”、 “太平”的“三世”名词，孕育了由乱到治，由“衰乱”、“升平”到“太平”的历史进化观念。

康有为明确地把“公羊”的“三世”、《礼记·礼运》的“小康”、“大同”与近代进化论思想融合在一起，把何休的“衰乱”称为“据乱世”，“升平”称为“升平世”，“太平”称为“太平世”系统地提出了“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它的基本思想是:人类社会是变易和进化的；社会历史进化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轨道，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一世比一世文明进步，进而达到“太平大同”这一人类最美满极乐的世界；“三世”进化是和平的、循序渐进的。康有为的这一学说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论，也否定了历史循环论，在当时的社会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由于它强调社会历史的和平渐进，反对革命突变，又极力神化孔子，因而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后来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孙中山等人的批判。

三、 教育教学思想

1.教育的社会改良作用

康有为把教育看作是社会改良的最有效的途径。他深信，西方国家强盛，最主要的还不是依赖于炮械军器，而是发展教育事业，使人们都能入学读书才造就了大批有用之才。1898年他在《请开学校折》中更将日本战胜中国的原因归结为教育的成功。康有为特别重视学校的开民智作用，由于有这样的认识，因此他把教育作为维新变法的重要手段，这对教育的改革和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都有促进作用。但他也过分夸大了教育的作用，注重以教育手段来变法，显示出他改良主义的软弱性。

2.变科举，兴学校的教育主张

康有为认为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取士，严重地束缚人们的思想，使天下士子尽陷于无用之地。他把废八股，变科举作为除旧的手段，而把兴学校，建立新型的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作为布新的措施。康有为要求采用日本学制，建立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校教育体系：乡立小学，令儿童7岁入学，实行强迫义务教育， 学习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学制8年；县立中学，14岁入学，加深小学阶段的内容，分初等科2年和高等科2年；省府设立专门高等学和大学，大学分经学、哲学、律学和医学四科，京师设立一个规模较大的大学堂。此外，他还建议设立图书仪器馆、师范学堂，撰写课本，制定章程。这些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得到了部分实现，对于以后的学制也有一定的影响。 

3.《大同书》中的教育思想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代表作之一，他在《大同书》中创造性地描绘了一幅“大同”社会的蓝图。同时，他也为大同社会设计了一个理想的教育制度：①人本院，妇女怀孕后进人本院，接受胎教；②育婴院，婴儿断乳后，进育婴院，要求育婴院具备各项设施，保教人员由富有耐心的女子担任。③小学院，儿童6岁入小学院，至10岁，要求功课稍少，而游嬉较多，以发育孩子们的身体。小学院的教师以静细慈和的女子担任为宜。④中学院，儿童11—15岁入中学院。中学院提倡要德育智育并重，中学院应规模庞大，设施齐全，中学院的教师，不限于女性，凡有才德的男女都可担任。⑤大学院，学生从16岁入大学院，20岁毕业。大学院为专门之学、实验之学。大学教育让学生自由选择专业。教师不限男女，只要“专学精深奥妙，实验有得者”皆可担任。康有为设计的这一套人人平等地享受学校教育的制度，既是他将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理想化，又是他对未来社会教育发展的天才设想。尽管康有为对新教育制度的憧憬具有相当大的乌托邦式的空想成分，但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如此系统地结合社会变迁全面阐述对新教育制度的构想，还是首创。而且他在论述各个教育阶段的教育重点以及如何使学生在德智体美各个方面得到发展等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五，大同思想

“大同”是中国古代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相当于西方的“乌托邦”。大同思想,也就是中国的乌托邦思想。这种思想源远流长。《诗经》中的《硕鼠》篇，把贵族剥削者比做一只害人的大老鼠，并且发出了决心逃离这只大老鼠的的呼声。《硕鼠》是迄今保留下来的关于大同空想的最早的材料之一。春秋末到秦汉之际的大同思想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新制度产生的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农家的“并耕而食”理想，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和儒家的“大同”理想，是这一时期大同思想的三种主要类型。儒家大同的理想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老弱病残受到社会的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特权和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群众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设想未来的大同社会是一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没有剥削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很高。国界消灭,全世界统一于一个“公政府”之下,没有战急。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度，没有贵贱等级。男女完全平等，家庭已消灭，不存在父权、夫权压迫。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既吸收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佛教的慈悲思想，又吸收了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和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同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光华。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痛恨和对平等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他的反封建专制制度以及妇女解放等思想，对近代中国的民主启蒙运动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其中也不可避免的包含有了一些糟粕，如他认为大同世界里无国家，无君主，无政党，无军队，无婚姻，无家庭等明显受到19世纪70年代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潮“十三无”的影响

六、总体评价

康有为是当时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他领导公车上书，倡导维新变法，使得清政府的腐朽没落暴露于天下，并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为挽救民族危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此过程中也启迪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意识的增长。在前期，康有为一直充当着推动历史前进的角色，但到了后期他却站在了人民对立面，组织保皇党，反对革命，阻碍了历史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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