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支部书记讲党课
坚定信念，做合格共产党员专题党课讲课稿
XXXX党支部 XXX
（2018年6月28日)
各位各位党员同志，
大家好！
在我们党97岁生日庆祝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回顾了我们党97年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重申了我们党97年来始终坚持不忘的初心，指出了我们党面向未来继续前进的希望和要求。
在讲话中，他还特别强调共产党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
今天我就想和大家交流“自信”这个话题，谈谈如何坚定制度自信，做合格共产党员。
坚定制度自信，首先需要对所谓“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理由有清醒的认识、进行科学的批判。
“照搬”源于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制度的盲目崇拜和狂热追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丧失信心、全盘否定，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拙劣表演”。“照搬论”错误地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就一定好，我国的政治制度就一定不好”，把西方政治制度简单等同于“民主”的化身，看作治理腐败、实现稳定、促进发展的“仙丹妙药”。但是，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昭示，却给了这种论调“一记响亮的耳光”。
先从它的发端来谈，以今日美国引以为傲的立国之本——“1787年宪法”为例，无论从内容还是制定过程，她都不是民主的“样板”，而是“反民主”的奇迹。
2013年美国传记作家凯瑟琳.鲍恩有本专著，被译解到国内，我们有学者给他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民主的奇迹》，它讲什么呢，是讲1787美国费城制定宪法的127天的历史，但如果你认真读过这本书，或者你了解美国费城制宪的过程，你绝不会认为这127天是民主的奇迹，而是对民主的绝对反动，而且作者的英文原标题也不是民主奇迹，而是费城奇迹，它是美国建国的一个奇迹，但绝不是对民主的讴歌。
我们知道，1786年独立战争刚结束不久，美国便遭遇了“谢司起义”，在此背景下召开的制宪会议，实际成为对民主的声讨会。那份在严格保密条件下闭门造出的“宪法”，只有39人签署，13个州总共不到2000人投票通过。
内容规定上，黑人、女性、无产者都没有选举权。所以，“宪法”在当时很多美国人心中并没有“好形象”。当南卡罗来纳州偏远地区的农民听说他们的州已经批准了宪法，他们将一口棺材涂黑，拉着它举行丧礼，并庄严地把它入土，以象征公正自由的寿终正寝。
从实际运行来看，“金钱是选举政治的母乳”。回溯美国的政治发展史，没有任何一场选举不需要金钱支持。
当1757年乔治·华盛顿竞选弗吉尼亚地区议员时，就曾为仅有的391个选民购买了29加仑朗姆酒、50加仑朗姆饮料、34加仑葡萄酒、46加仑啤酒以及2加仑苹果酒，一共是的161加仑的竞选物资。
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媒体不断涌现，竞选费用越发昂贵。
根据美国《政治家》报纸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21世纪以来美国四次总统选举的花费不断增加。2000年是3.431亿美元，2004年总花费为7.179亿美元，2008年总花费超过12亿美元，达到13.247亿美元，2012年总统选举的总花费首次突破20亿美元。
关于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美国智库“竞选经费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月14日，单是支持各候选人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就已花费1.29亿美元，与2012年大选同期相比增加了8倍。同时，美国众议院及参议院也要进行改选以产生美国第114届国会。据彭博新闻社预计，2016年美国大选的总支出将达到100亿美元。
那么，这些选举的经费从何而来呢？
大体而言，在近期的选举中，除了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共竞选资金，候选人的私人资金有五个来源：一是来自个体选民的小额捐款（200美元以下的捐款）；二是来自个体选民的大额捐款（200美元以上，1000美元以下的捐款）；三是来自各个公司、工会或其他民间组织设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5000美元以下）；四是各个政党对其候选人提供的经费；五是候选人自掏腰包。前4个来源，由于数额受到法律调控，通常被称为硬钱。有硬钱，就有软钱。
在美国的选举中，软钱是指捐给政党、用于非促选目的的建党捐款，因其数额不受美国法律限制，所以称之为软钱。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原本这样的捐款只能用于政党的基本建设和运转，而不允许用于推销某一个候选人。但是，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随着对硬钱的管制越来越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逐步发明出一种钻法律空子的方法：从公司、工会、富人或其他组织里那里筹软钱，然后用软钱给候选人作议题广告（Issue Ads)。广告中不提及候选人的名字，所以不违法，但又推销了某候选人的政策，从而间接地搭售了这个候选人。因为软钱与候选人的竞选财政记录无关，也无须申报或公开，所以数额越来越大。在2002年，国会两院经过艰难的拉锯，推动通过了《两党竞选改革法案》，禁止全国性政党接受“软钱”，同时提高了个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组织给予候选人的捐款额度等等（个人捐款限额提高到2500美元）。
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做了一个很坏的裁定（“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企业和工会有权无限制地在大选周期向支持且独立于候选人竞选团队的组织，即“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进行捐款；个人也被允许可以无限制地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打开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潘多拉魔盒”。
根据华盛顿的研究组织“应责政治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61个超级富豪和机构在2012年大选期间平均向候选人提供470万美元，总计2.867亿美元，比142万余名小额个人捐款者的捐款总和还要多150万美元。
美国《纽约时报》的调查报告也显示，为了2016年大选，美国所有总统选举竞选人团队及支持他们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在2015年10月已经募集到1.76亿美元资金，其中158个美国家庭贡献了近一半资金，这种政治捐款的集中程度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
那么，我们可以想见，在这种被金钱绑架的“选举民主”中，候选人必须借助充足的财力支持来粉饰自我、换取选票，而那些金钱的“弃儿”，无异于已经自绝于“民意”。投票成了过场，民主被资本寡头玩弄于鼓掌，当选者成了被“俘获”的代言人。
西方世界自身的治理危机戳破了她的民主“神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研究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时指出：是不平等的政治在决定不平等的经济，而不是相反。危机后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政府关门风波、欧洲债务危机等颓势更使得西方制度的民主成色和政治能力大打折扣。
2014年9月份，“历史终结论”的作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的《外交》（Foreign Affairs）写了一篇文章《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他讲，美国政治正在走向衰败，整个国家相互制衡的宪政体制，加上党派极端分化，以及不断兴起的拥有雄厚资金的利益集团，催生了他所认为的“否决政治”。这一体制更容易阻碍政府落实公意，而非助政府一臂之力去提升大众利益。经常出现的预算危机，停滞不前的官僚体制，以及缺乏政策革新，这些都是政治体系处于混乱中的标志。
前几天，他又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美国政治是走向衰败还是重获新生？——2016年美国大选的意义所在》，他评论，经过几十年的变迁，美国的民主终于要直面不断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以及每个人都需面对的经济停滞问题，社会阶级固化再次重返美国政治舞台，成为核心焦点，超越了其他例如种族、民族、性别、同性恋、地缘等等的社会分歧，主导了近几次选举的讨论议程。所以，绝大多数选民都反对如今的当权派，在他们眼中，这些当权派既腐败又假公济私，他们更青睐于激进的“圈外人”，像特朗普、桑德斯，希望能对美国政治来一个“彻底洗牌”。衰弱的体系会就此受到遏制吗，答案是不确定的？！
欧洲如何呢？法国的“黑夜站立”日渐失控。在“黑夜中站立”的法国民众很清楚法国的制度和社会已经陷入泥潭，他们对国内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率的不满，对恐怖袭击威胁担忧，但搞不清该怎么办。黑夜里的聚会像一个大杂烩，从劳动法开始，人们谈女权、谈和平、谈环境、谈自由、谈虐囚、谈上班，无所不谈。可能是因为“黑夜站立”，才使他们失去了方向感。也许相反，因为失去了方向感，所以才选择“黑夜站立”。他们有愤怒，但更多的是失望和无奈。
另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是，英国的小伙伴们在6月24日脱欧公投，无情地脱欧后，又后悔了，很多人表示自己投票时不曾想清楚，超过400万民众在英国政府和议会的请愿网站上发起“二投”请愿（截止7月8日有412万人）。
而那些简单移植西方“变质民主”的诸多国家和地区，不仅没有解决战乱、贪腐、贫困等“老”的问题，反而造成了选民分裂、社会对立、政局动荡等新的混乱。
大部分被“植入民主”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伊拉克、利比亚，迄今为止还在遭受贫困、战火的折磨。
在其他效仿西方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中，多党竞争下依靠不断激化选民政治分裂上台的所谓“民主政府”，都患上了“肌无力”，普遍缺乏有效的统合能力，无力应对国内的经济困局和政治危机。
台湾的暴力“杯葛”、反服贸学生运动、泰国的红衫军乱局、埃及所谓的“民主运动”……不断上演“为了反对而反对”的“街头政治”闹剧和悲剧，劣质选举民主走入了“社会撕裂、暴力冲突”的死胡同。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在1973年的亚洲之行中，面对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非常接近，但政治制度选择迥异的中国和印度，曾预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到底谁能实现更好的社会发展，看看50年之后的中国和印度就可以见分晓。
诚然，现实给了杜勒斯最好的回答。今天的中国已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在全球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实现6.5亿人脱贫，占全世界脱贫人口的80%。而在印度的第一大城市、有“今日印度缩影”之称的孟买，1840万人口中有60%以上居住在贫民窟，其中号称亚洲最大的达拉维贫民窟，在2.5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居住着超过100万人，平均1400多人才有一个厕所，苍蝇乱飞、老鼠乱串，各种传染病频发。
在对中国和印度不同发展绩效进行的制度根源分析中，荷兰海牙社会学院的阿什瓦尼·塞思教授指出，印度的制度框架为她带来的是环境刚性和发展羁绊，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不仅没有造成环境约束，反而成为了政策左右下服务于发展战略、加速增长进程的催化工具。
坚定制度自信，需要对西方的话语陷阱和战略布局保持高度的警惕
2005年普京在发表俄罗斯年度国情咨文时，痛心地慨叹：“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而这场悲剧的直接导火索就是戈尔巴乔夫在“新思维”名义下进行的党和国家制度的“根本改革”，其实质是全盘西化。
这种效法欧美的“民主化”改革，除了受到西方热情洋溢的“褒奖”外，并没有为苏联人民带来富足、效率与公平，反而导致政权丧失和国家解体。
解体后的“民主”俄罗斯，变成一个寡头政治国家，只能靠卖资源为生，已经远远无法与美国相抗衡；国内物价飞涨，普通民众被迫靠在后花园中种植蔬菜和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几乎免费的商品如住房、水、电力和热能等维持生计。
1988年，苏联平均工资可以买1250公斤土豆，1992年只能买172公斤土豆。2008年俄罗斯才恢复到1989年的收入水平；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提供的数据，俄男性现在的平均寿命为58.6岁，比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男性寿命的63.4岁还低了4.8岁。
残酷的现实，唤醒了沉醉于西方“民主化大饼”中的俄罗斯民众，也使有良知的“民主化”推手们悔悟。
长期流亡国外的不同政见作家，号称俄罗斯的良心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尼仁琴目睹苏共的倒台，兴致勃勃的于1994年回国参与“民主建设”，但是目睹休克式“市场化”后俄罗斯的惨状，悲愤的写出回国后出的第一本书是《崩溃的俄国》。1994年10月28日，索氏在国家杜马发表讲话时说，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实行的不是民主，而是“寡头政治”。1996年又发表了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其中通过对一个“红色厂长”的生活经历的描写，肯定了斯大林以及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在作品里通过主人公之口说：“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
戈尔巴乔夫在2006年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
当然，俄罗斯也不可能再回到前苏联时代。在当前的俄罗斯，普京的一句话被很多人认同：“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就是没有良心；试图恢复过去的苏联，就是没有头脑。”前苏联需要改革，但西式的民主化显然不是它的正确出路。
“宪政”也好、“普世价值”也罢，都只是西方世界设置的复杂而精妙的“话语陷阱”。.
尼克松在《1999年：不战而胜》中披露，1973年杜勒斯正式提出和平演变战略，并得到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大力支持，成为美国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战略。
其做法大体是“三部曲”：一是攻心，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二是夺权，搞“多党制”、“民主选举”，挤跨共产党；三是私有化，纳入西方轨道。
所谓“民主”、“人权”、“宪政”、“普世价值”已不是纯粹的学术概念，而是附会了西方意图的不断变换的美丽“陷阱”和“攻心”武器。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就是以宪政理论为武器，取消了苏共的执政地位，并最终瓦解了苏联。而苏联这股“宪政”思潮的兴起，离不开美国福特基金会从1987年开始大力资助的“全球性比较宪政研究”，当时苏联的一些著名法学家兼戈尔巴乔夫的智囊都积极参与了这个进程，并在推动苏联解体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宪政”话语在中国复兴的源头可溯及到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福特基金会对中国宪政研究项目“雄心勃勃”的支持计划。这不能不让人警醒。
西方世界鼓吹“宪政”，包装“自由”、“民主”、“人权”，策动“颜色革命”，把自己粉饰成“普世价值”的代言人和卫道士，究竟是为了谋求世界和平、致力于其他国家福祉的高调理想，还是出于美化霸权行径的“口实”需要和强化西方控制的包藏祸心？！
我们看到，当利比亚、叙利亚国内爆发冲突时，美国以“民主”的名义不仅帮助反对派提供各种武器装备，还鼓动其他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
而当巴林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后，美国却抛弃“民主”出售武器给巴林政府，只因巴林是美国第五舰队基地总部所在地。
美国不接受克里米亚的“入俄公投”，强调这违反乌克兰宪法；但在2008年却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强力推动科索沃公投独立。
“双重”的判断标准，戳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虚伪的“民主卫士”面具，揭示了“美式推销”的真谛：支持民主是假，培植自己的附庸、服务自己的战略利益才是真。
就在2016年7月12日，在美国的鼎力支持下，菲律宾搞了一个南海仲裁案，这个南海仲裁案的依据标准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可笑的事，美国口口声声以海洋法治的维护者自居，但却为了自己的海洋霸权在《公约》达成34年后仍拒不批准《公约》；口口声声要求别国接受第三方争端解决方式，自己却避而远之，甚至拒不接受国际法院这一联合国最主要的司法机构作出的判决和命令，“合则用，不合则弃”。
坚定制度自信，需要对我国的制度优势进行深刻体认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入侵、封建政权腐败，人民饱受凌辱和苦难。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苦苦寻觅救国方案。辛亥革命爆发，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
可是“夫去一满洲之专制，却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仅1911到1928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就有9次总统更替，43次内阁改组，换了32任内阁总理。
效仿西方建立的“民国”、制定的“宪法”，不仅没有带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反而造成帝制复辟、军阀独裁、连年混战，带给人们无尽的饥饿、死亡和颠沛流离。
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缔造了新中国，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
60多年来，我国的民主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凝心聚力于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民族复兴的实现，攻坚克难于百年奥运梦想、青藏铁路修建、全民抗击非典、汶川地震救灾、“嫦娥奔月”工程的重要关头，赢得了人民的称赞、坚定了人民的选择、鼓舞了人民的期盼。
迄今为止，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共经历了三种不同的权力结构：
第一种是行政权高于立法权、司法权，这种专制权力结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广泛采用；第二种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种权力平行制衡，其表现形式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第三种权力结构，是代表民意的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司法权，实行民主集中制，比如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她是民主程度更高的制度设计，代表了人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
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的政治优势，他说：“我们实行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2005年时任印度外长的辛格故地重游50年前他曾到访的青岛，变化巨大令辛格感慨不已，他用了三个词：竞争、开放、专心，来解释中国巨变的原因。
无独有偶，德国柏林社会科学中心跨国冲突和国际制度系主任米夏埃尔·曲恩2011 年5 月17 日在德国《每日镜报》指出：从金融危机以来，面对来自西方的自由民主，一个竞争者——以中国为代表的政治制度成长起来。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大不相同，二是卓有成效。
彰显民意、凝聚共识、适合国情、卓有成效，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性。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可贵的理论品格，自我完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实践要求。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再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农村土地流转”；从“计划控制一切”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65年的建设、改革历程表明，我们的政策调整幅度超过近代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超凡的自我调适能力。
在我国制度框架下，“选贤任能”竞争之激烈程度，也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组织。
成为正部级干部至少要23年时间的历练，从700多万干部中脱颖而出。
所以，要论政府管理经验，奥巴马第一次问鼎美国总统时，资历还不及中国一个小县长。
当然，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问题专家Lynn White教授所说：“民主不是电灯开关，非开即关，事实上，她更像一个变阻调光器，有不同的亮度”。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健全选举制度、权力制约制度、党政关系制度、协商民主制度等具体的政治制度，让我们的民主之路更“实”、民主之光更“亮”。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7周年的纪念大会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我们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1bfe38aed05abe23482fb4daa58da0116c171fa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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