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的偏向》伊尼斯

多伦多传播学派是上世纪60年代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者哈罗德·伊尼斯、艾瑞克·亥乌络克和马歇尔·麦克卢汉共同创立的。后继工作由目前的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文化与技术研究所而得以开展，代表人物是戴瑞克. 德科柯夫。多伦多学派提出了一种在人类文化结构和人类心智中传播居于首位的新理论和新的媒介分析技术，对后来的传播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考察媒介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分析传播媒介的偏向性和基于虚拟现实的赛伯空间（赛伯空间(Cyberspace)一词最早出现在加拿大科幻小说家威廉.吉不森1984年出版的一本小说中.该故事描述了一个全球计算机网络化将人类、机器、信息源都联结起来的新阶段，并由此造就出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的虚拟空间。它认为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将生活在两个“宇宙”之中。一个是原子构成的物质世界，另一个则是数字化数据结构的虚拟世界，即赛伯空间的世界。赛伯空间的本质又是现实的，具有可以共享的海量资源和财富）和赛伯文化给人们带来了的媒介新体验，强调传播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提出了“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新主张，研究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对文化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总体上来说，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媒介文化理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奠基人伊尼斯提出的“传播偏向论”、核心人物麦克卢汉倡导的“媒介讯息延伸论”和80年代以来戴瑞克. 德科柯夫以新电子现实为研究框架所倡导的“文化肌肤论”（戴瑞克认为我们处于一个新的时代，电子媒体和赛博空间会改造我们的心理状态；虚拟现实技术将会填补观念和技术之间的鸿沟；我们正创造一种超越任何人智慧的集体心智）

伊尼斯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受业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获硕士学位，后转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著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帕克，获博士学位。1920年起直至去世，执教于多伦多大学。他在《传播的偏向》中所开创的“媒介决定论”的思想，经由麦克卢汉发扬，成为20世纪最显赫的传播学流派之一。伊尼斯本人是政治经济学家，初期专攻经济史，但是他在传播史和文明史的研究中也有卓越的成就，是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先驱，他的前期代表作聚焦于加拿大经济史，比如：《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加拿大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导论》《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 后期的两本代表作则是我们传播学的经典，也就是这本《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

《传播的偏向》这本书的译者何道宽先生总结伊尼斯主要的理论贡献有以下四点：

第一，   伊尼斯认为西方文明史是存在危机的，他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美德法等大国为了争夺资源不惜血战，从而感悟到西方文明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扩展文明，于是他放弃了芝加哥学派驾轻就熟的小社区研究路子，转而去研究加拿大的宏观经济，他认为在西方文明这样的一种侵略性的状况下，加拿大应该在经济上独立，学术上发展，而不应该依附于人。

伊尼斯批评西方文明是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他认为纸张和印刷术始终是对空间感兴趣，而忽略时间的延续性，所以西方国家感兴趣的始终是领土的扩张，失去对时间的把握后，国家就把这种诉求诉诸于战争，以实现这种目标。

第二，   伊尼斯按照媒介对文明进行扫描和分期，他认为文化在时间上延续并在空间上延展，一切文化都要反映出自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影响。他按照传播媒介的形态和性质对世界文明作了这样的分期：1.苏美尔文明2.埃及文明3.希腊-罗马文明4.中世纪时期文明5.中国纸笔时期文明6.印刷初期文明7.启蒙时期文明8.机器印刷时期文明9.电影时期的文明10.广播时期的文明

第三，   伊尼斯提出了传播的偏向论，他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和空间的偏向。

伊尼斯发现媒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如石刻文字和泥板文字，它们耐久，承载的文字具有永恒性，这就有利于时间上的延续，另一类如莎草纸和纸张，它们轻巧容易运输，能够远距离传播信息，这就有利于空间上的延续性。

第四，   伊尼斯认为媒介的形态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会产生深重的影响。比如说他认为：

一种新的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广播电台使西方文明进入了倚重集中化和连续性的新阶段，喇叭和广播的使用促使了希特勒的上台，中国的文字给行政管理提供了基础，它强调的是按照空间来组帝国不足以满足时间的要求，因此中国暴露出改朝换代的问题。

《传播的偏向》这个本书的第一章 “密涅瓦的猫头鹰”，题目引用黑格尔的一句话：“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夜幕降临时的时候才开始飞翔”，出处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原意是用来解释哲学的发展过程，密涅瓦”是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希腊人称为雅典娜，罗马人称为密涅瓦，栖息在她旁边的猫头鹰是智慧的象征。在黄昏中起飞的猫头鹰，可以看到整个白天所发生的一切，天空虽看不见鸟儿，但已留下痕迹，它可以追寻这些痕迹，了解白天发生的一切。那么哲学就是“密涅瓦的猫头鹰”，它使我们人类反观自身、总结自己走过的路，为未来确定方向。伊尼斯认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描述希腊文明的黄昏时期和西方文明的黎明。在这一章中首先伊尼斯按照传播媒介将世界进行分类。然后伊尼斯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复杂文字会成为特殊阶级的特权，倾向于支持贵族，简单而灵活的文字则适应于口语，但是其适应过程缓慢，因此有利于知识的垄断和等级制度的形成，而这种知识的垄断和组织力量又具有关联性，比方说在稳定的社会中，组织力量较为强大，足以供给社会持久的保护，这样的外部环境就有利于专注的学习，这种专注学习就会产生垄断的文化成分。同时伊尼斯也认为，由于组织力量对学者们的保护减弱，这会导致文人学士更加努力，所以一定意义上来说，他认为文化的繁荣是出现在制度崩溃之前的，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飞翔一样，无论是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罗马时代，君士坦丁堡时代，还是后来的意大利共和城邦皆是如此。之后伊尼斯又指出他自己推崇口头传统，尤其是古希腊的口头传统，伊尼斯认为这种口头传统涵义鲜活而且富有弹性，它既倚重时间媒介（比如文字）又倚重空间媒介（比如金字塔，雕塑），从整体上达到了一种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相互平衡的理想境界，伊尼斯列举了很多历史上的例子，从希腊城邦，埃及文明，到罗马帝国，从基督教的传播到伊斯兰教扩张中纸张的运用，从欧洲商业，城市和大学的兴起到工业革命和机械化发展中印刷的普及，来说明口头和耳朵的传播受时间束缚，眼睛、文字、书面的传播受空间的束缚，伊尼斯在这里是惋惜向书面传统回归的趋势的，他认为纸，印刷术，摄影术都是视觉本位的传播，由这种传播产生的垄断，给西方文明构成毁灭性威胁，先是战争的威胁，后是和平的威胁，这种垄断强调个人主义，随后又突出非稳定性，它造成了民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等标语口号的幻觉。

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章节题目分别是“传播的偏向”，“ 时间的诉求”，“空间的问题”。 伊尼斯认为，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通俗点来说，即媒介性质出现“时间性偏向”与“空间性偏向”。 倚重时间的媒介，例如石头、黏土、羊皮纸等，由于其耐久、易保存的性质，因此它在文明中的诉求是把握对时间跨度的控制，以达到传承宗教、建立国家威严及维护等级制度的目的。举例来说，埃及文明中，石刻与金字塔传递的是绝对的王权以及宗教中对于永生的信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森严的等级制度越加确保王权崇拜。公元8世纪法兰克王国卡洛琳王朝的兴起标志着西方采用羊皮纸取代了莎草纸，由于羊皮纸耐久以及适合非集中化农业经济的特性，原本依靠莎草纸抄写的材料，全部用羊皮纸重新抄写一遍。这就使得基督教的著作大大压倒了异教的著作而形成了一种知识垄断。西方教会的地位与权力也因此被确立。然而，石刻、羊皮纸等这类“偏向时间的媒介”也由于其忽略了对空间媒体的重视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任何一种文明中，绝对的王权以及知识垄断都将伴随着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发展，阻碍了政治组织的发展，也因此招致了新力量来打破这样的垄断。埃及文明最终屈服于宗教，以及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都是最好的例证。另外一种媒介是倚重空间的媒介，比如莎草纸、机械印刷的拼音文字等。他们轻便，容易流通，但是难以保存，因此它对于空间跨度的控制要好得多。人们借助这样的媒介，通常有利于贸易的发展以及领土的扩张。这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时间性媒介”在国家开疆辟土中可能产生的阻碍，然而，正如伊尼斯所说，“国家感兴趣的始终是领土的扩展，是将文化同一性强加于人民。”这是西方文明对于当下的执着，但是这样的执着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空间的平衡，使得国家失去对时间的兴趣，情愿诉诸于战争以实现眼前的利益。这一诉求最终导致了国家难以维持长久的稳定。 

读到这里，我想已经不难理解传播媒介在时间与空间上达到一种平衡的文明是一个国家成功的关键。伊尼斯认为，希腊帝国就是这样的一种理想的状态，他在“挑剔的批评”这一章节中毫不掩饰对于希腊口头传统的偏爱，他认为这样的口头传播与冷酷的机械转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较好的解决了时空偏向的尴尬.然而，公元5世纪后半叶，希腊人使自己的文字传统以及个人主义地位上升，压倒了口头传统，最终毁了希腊文化。 有学者认为，伊尼斯是拥有先知的眼光进入20世纪，深刻的指出了现代媒介的“双刃剑”功能：现代政治与经济因为高度依赖现代媒介而变得异常的敏感于脆弱，比如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介既可以迅速的传递经济资讯，也可以快速的传播经济恐慌。在传播的历史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最著名的那个悲剧莫过于希特勒借助广播将德意志的民族情绪煽动到了近乎癫狂的境地而最终毁了一个民族。

时间的脚步迈进了21世纪，有人说互联网的产生使得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伊尼斯对于传播媒介悲观而又忧虑的态度。因为互联网在空间偏向上将整个“地球村”联系在了一起，又能够在时间偏向上打破传统的线性规范使得在虚拟社区中的人能够在同一个场景中出现，从而创造一种新的口头传统。其实我觉得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期许。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介仍然逃脱不了“双刃剑”的命运，它可能克服了传统传播中信息不对称的缺点，改变了以往封闭性及单向性的传播方式，使每一个受者更加平等的享有知情权。但是，另外一方面，无政府主义的、无中心结构的互联网使得原子化的个体连结成了一个虚拟的群体，在无过滤的信息面前成为了不明真相的“乌合之众”。正如勒庞说说，在群体中，从教育等方式获得的有意识人格被情感等无意识人格所取代，思想情感容易受到暗示，并且立刻将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产生消极的“群体极化”。追求正义的豪情因此而演变成了多数人的暴政。这似乎与伊尼斯的媒介哲学中最富有洞察力的观点不谋而合：“传播的突飞猛进常常导致野蛮行径的突然爆发。”很难想象，伊尼斯会把传播的改进看成是弊端，甚至是灾难。不过我认为，他真正担心的应该是西方文明不可逾越的且根深蒂固的唯我主义，这种文明关注的是机器工业和专业化，然而“专门化总是过（份）的。”这种过分的专注使得平衡的时间与空间的文明越发变得不可能。那么换句话来说，伊尼斯真正忧虑的是被西方文明深刻影响着的现代文明的不平衡性和不可延续性。这也许是一道陷入死循环的数学题。当我们传播文明时，我们的本意是将文明传承给子子孙孙，然而，由于传播媒介的偏向，文明却被扼杀了。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罗马无一不专注于空间的扩展和文明的传播，但也无一不因为传播媒介的偏向最终葬送了帝国文明。

第五章题为“产业主义和文化价值”。伊尼斯在这里认为一种文化的价值，以及人们看待自己文化的方式和原因，也是这种文化本身的一部分。他在这里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当我们把其他文化作为镜子关照自己的文化时，却受到自己“散光”和“镜子”本身缺陷的影响，结果是我们很容易看不见其他文化的长处，而只是看见自己文化的优点，因此伊尼斯认为文明的特点之一就是每一种文明都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相信它比其他文明优越。之后伊尼斯又对希腊，罗马，北地中海沿岸的早期文明作了一番回顾，强调传播对早期文明特征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传播方法变革的重要性，同时伊尼斯列举了欧洲文明进入北美使美洲原始文明遭到灭顶之灾的例子来说明在一种传播形式主导的文化向另一种传播形式主导的文化迁移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剧烈的动荡。

第六章论述了18世界英格兰的出版业。伊尼斯指出，18世纪的英格兰在革命以后，议会的地位日益重要，公共舆论作为权利的基础，变得非常的有效，而这种公共舆论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纸张的供应和印刷的成本。然后伊尼斯开始梳理18世纪英国造纸业和印刷业的发展，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图书出版业和新闻业的垄断和扩张，并在这个梳理过程中分析公共舆论受到的影响。

第七章重点讨论美国的技术与公共舆论。伊尼斯本身是一个“媒介技术决定论”者，他相信媒介技术发展对整个公民社会会产生的广泛影响，所以这一章伊尼斯就以美国社会为例，讨论公民社会的基础公共舆论与媒介技术发展之间的关联性，他列举了美国19世纪初到20世纪20~30年代报业在印刷技术，造纸设备，信息技术（电报，新闻社）等各种技术发展过程中本身的一种类型的转变，以及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报业对公共舆论作用的增强或削弱。在这里虽然伊尼斯认同媒介的偏向和强大影响，不等于媒介具有决定性，媒介的作用仅限于“加速”“促进”或“推动”复杂的社会进程。

 在伊尼斯的书中，传播媒介更新都是伴随着文明的兴盛于衰落。或者再说的透彻些，媒介就是伊尼斯的文明的灵魂，他所划分的文明都是以不同的媒介作为分界点的。这不禁让我想到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文化”的观点，事实上，麦克卢汉也正是传承了伊尼斯关于“媒介与文明”见解的精髓。伊尼斯将传播媒介与文明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联系在了一起，试图告诉我们媒介对社会政治、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传播媒介的偏向，文明的衰落在历史中不断的重演。怎样去克服这样结构的失衡，是现代文明必须正视的问题。不过我想，大众媒介中，我们至少可以少一些莫名“做大”的浮躁，多一些“传承”。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1b02747a04a1b0717ed5dd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