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研究2006年 第2期老舍小说中人物的悲剧意识刘雄平(暨南大学,广东 广州 510632)摘要:老舍小说中的众多人物根据其鲜明的文化身份,大致可分为“老派人物”、“理想人物”、“新派人物”三大类。他们的身份虽不同,但悲剧性的命运却十分相似,其悲剧主要是由他们各自所负载的文化与时代、历史的不谐调所造成的。三类人物分别属于“被旧文化管辖而死的悲剧”、“反抗旧文化而死的悲剧”、“受劣质文化浸染而死的悲剧”。这些文化悲剧虽不悲壮激烈,却也深沉凝重,令人警醒反思。关键词:老舍;文化悲剧;老派人物;理想人物;新派人物中图分类号:I20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65X(2006)02-0112-05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从人类文化的角度给人下了定义:“人的本性,并非仅仅如柏拉图所说的那样,是以大写字母印在国家的本性上的,毋宁说人的本性是以大写字母印在文化的本性上的。因此,与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不如说‘人是文化的动物’。”①如果说卡西尔是从哲学层面上阐述了人的“文化”本质,那么老舍则用文学创作揭示了人的“文化”属性。从最早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到最后的未尽之作《正红旗下》,几乎老舍所有的小说都是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其人物都有着鲜明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有时甚至成了某种文化符号。在《老张的哲学》中“老张是正统的十八世纪的中国文化的代表,而小山所有的是二十世纪的西洋文明”,②《新时代的旧悲剧》中“陈老先生代表过去,廉伯代表七成旧三成新,廉仲代表半新半旧,龙云代表新时代”,③存《四世在着观念大于形象、形象略显平面化、文化过于简单化的不足。在《二马》、《离婚》、同堂》中,人物形象已逐渐摆脱了观念化而趋于立体化、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四世同堂》里祁家的“文化是有许多层次的,象一块千层糕”,④四代人分别代表四个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即使同一代人瑞宣、瑞丰、瑞全三兄弟也有文化观念的差别,就是瑞宣一个人身上也有多种文化的交织。而《牛天赐传》、《正红旗下》则完全是风俗文化小说,人物与文化交融—体,人物成了文化的载体而文化成了审美的核心。老舍小说中众多的人物根据其文化身份,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即“老派人物”、理想人物和“新派人物”。他们的文化身份虽然有别,但悲剧性命运却十分相似,而且悲剧的根源都在文化,是由他们身上各自所负载的文化与历史、时代的不协调所造成的。因此老舍小说中人物的悲剧不同于以往的命运悲剧、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实质上是文化的悲剧。诚如老舍所言,“人生在某种文化下,不是被它———文化———管辖死,便是因反抗而死。”⑤——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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