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潭秋在武汉

陈潭秋在武汉

陈潭秋1896年1月4日诞生于湖北省黄冈县陈策楼村。1912年，自他考入武昌湖北省立第一中学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奉党调派去江西任职，在武汉生活、战斗了十几个春秋。在这期间，他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党的早期建设，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

陈潭秋在少年时代就受到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他的五哥陈树三早在湖北工业学校读书时就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是湖北共进会成员，参加了辛亥武昌起义，后随黄兴到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任职，不幸以身殉职。树三生前十分关心潭秋的成长，不仅指导潭秋的学业进步，而且经常跟他讲述革命党人的事迹，启发他的思想觉悟，教育他学好本事，将来“努力去澄清这个浑浊的世界”。一次，树三带潭秋登陈策楼，以“陈策楼上谁陈策”命联语，潭秋略加思索即对上“救民山前我救民”。这既表现了少年时的陈潭秋聪慧敏捷，更表达了他立志“救国救民”的情怀。

1916年，陈潭秋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他经常到学校图书馆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吸取新思想。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他关注着俄国发生的变化，并开始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潭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反帝爱国运动。他与恽代英一起组织武汉学生联合会，率领武昌高师英语部同学上街游行示威。6月，他随武汉学生参观团到南京、上海等地参观、学习，经同班同学倪季端介绍，在上海结识了董必武。他俩志同道合，一见如故。当时，思想界正掀起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讨论热潮，他俩以极大的热忱关心并参加了这场讨论。反复思考一个使他们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一次次地失败，而俄国的革命却能够取得胜利？

在他们焦急地思索，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时候，李汉俊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经詹大悲介绍，与董必武、陈潭秋成为密友。李汉俊带回了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并详细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黑夜中的探索者，经过反复学习讨论，他们“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孙中山“总是靠军阀”，“路子不对头”。他们觉得“中国还是要革命，要打倒列强，要除军阀”，但是，这种革命“要唤醒民众”，要“从头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认识的飞跃，表明陈潭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向共产主义者转变。二

1919年秋，陈潭秋、董必武先后回到武昌，他们在上海曾拟定办报计划，因承担办报经费的人不干，报纸未办成。后决定办学校，经多方筹划，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办起私立武汉中学。1920年4月10日，武汉中学招收两班学生正式开学，陈潭秋受聘为该校教员。

董必武、陈潭秋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董必武讲授两个班的国文，“就是考虑国文是搞思想的”。陈潭秋任英语教员兼乙班级任。他住在校内，经常跟学生在一起，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学生都很尊敬他。武汉中学第一届学生谢甫生同志回忆说：“陈潭秋同志是我的级任老师，教我们的英语。课堂上，他总是把课本一放，从身边问题很自然地引到讲一通同内外大事后再讲课；课外，他经常跟我们散步谈心，或在操场，或到江边。有时，他指着一纱厂浓烟滚滚的烟囱，跟我们讲工人劳动的辛苦，讲剩余价值的道理；有时，他对着波浪滔滔的长江，跟我们讲人类历史的演变，社会发展的规律。他曾几次问我的家庭出身，问我对时局的看法，启发我关心社会问题。因我当时只想好好读书，将来当个学者，所以在学校没有加入党组织，但我能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几十年不动摇，这与陈潭秋同志和董老对我的早期启蒙教育是分不开的。”后来，谢老在为母校题诗时，深情地写道：“朴诚勇毅仰陈董，桃李春风马列传”。

在陈潭秋、董必武的指导下，武汉中学成立了学生会组织。学生会办了《武汉中学周刊》（后改为月刊），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宣传唯物史观，并公开发行。学生会还编写了《政治问答》读本，讲解什么是俄国新经济政策等问题。引导学生阅读《新青年》、《响导》、《湘江评论》、《觉悟》和《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刊。同时，陈潭秋在学校组织起“青年读书会”，把师生集中起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一次学习会上讲道：“一个革命党人，应该掌握革命理论。我们不是为了咬文嚼字才来办读书会。办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是为了救我们的国家，救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还特别指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十月革命，就等于是聋子，瞎子，找不到路”。

学习革命理论必须结合实际。陈潭秋经常指导武汉中学师生到工厂和学校附近的农村去办平民夜校、办工人子弟学校、办识字班，使师生了解工人、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情况，向工人、农民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宣传团结起来求翻身的革命道理。寒、暑假期间，他们组织师生到黄安（今红安）、麻城、咸宁等县农村搞社会调查，并要求每个人回来交一篇文章或一首诗歌，总结自己的收获体会，选择内容较好的作品，在《武汉中学月刊》上发表。

在董必武、陈谭秋的聘请、邀约下，武汉中学聚集了一大批革命的先驱者，如刘子通、黄负生、钱亦石、陈荫林先后到该校任教；李大钊、恽代英、李汉俊也到校作过讲演。他们还团结了一批正直爱国、同情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因此，私立武汉中学成了当时武汉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为湖北党的早期组织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三

1920年6、7月间，李汉俊从上海写信给董必武，商讨在武汉筹建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收到信后立即找陈潭秋、张国恩商量，陈潭秋积极赞同，于是开始筹备工作。

1920年9月，由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郑凯卿在武昌正式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年底，小组负责人包惠僧准备去莫斯科学习，离开武汉，小组工作由陈潭秋负责。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陈潭秋和代表们广泛接触，就一些重要问题反复磋商，当讨论大会宣言时，有人“认为我们与孙中山是代表两个敌对的阶级，没有妥协的可能，……我们对孙中山，应当与对北洋军阀一样，甚至还要更严厉些，因为他在群众中有欺骗作用。”陈潭秋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不能把孙中山与北洋军阀相提并论。有人问：“孙中山不也是资产阶级的一个集团吗？”陈潭秋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是一步登天的，恐怕是要经过一些曲折的道路，我们一方面要坚定阶级立场与资产阶级斗争到底，另一方面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人和事也要分一个青红皂白，分别了对待：这样，我们的党才能得人心，才能站在正义方面，才能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争取革命的大多数。”陈潭秋的这些意见得到多数代表的赞同。

会后，董必武、陈潭秋回到武汉。他们以武汉中学为据点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学生中陆续建立起党、团支部。11月，他们经过党、团组织领导武汉中学学生会发起一次反对“盐斤加价”的示威游行。在汉口歆生路老圃花园召开了上万人的群众大会。陈潭秋在会上讲了话。他揭露了军阀吴佩孚以食盐涨价，搜刮民脂民膏来扩充军费的反动实质。接着，他回到家乡黄冈县，在陈策楼和八斗湾先后建立起两个党小组，不久，发展为党支部。这是党在鄂东地区最早建立的再个基层组织。年底，根据中共中央局“11月通告”精神，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全正式成立。委员有包惠僧、陈潭秋、黄负生、董必武。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

1922年春，陈潭秋离开武汉中学到武昌高师附属小学（武昌都府堤20号）任教，同时兼任湖北女师、共进中学等校的教职。从此，他住在高师附小，以教书作掩护、专门从事党的工作。

陈潭秋十分注意培养工人积极分子。他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了解情况，跟工人交朋友，参与筹划成立了粤汉铁路武昌徐家棚工人补习学校，参加领导了汉口人力车工人的罢工斗争。1922年下半年，经项英推荐，他结识了林祥谦等江岸铁路工人积极分子，多次与他们谈心，教育启发其觉悟，并亲自介绍他们加入党组织。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时，遭到军阀吴佩孚武力阻挠，总工会当即决定把办公地点临时迁到汉口江岸。陈潭秋受中共武汉区委指派，参与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临时办公处的领导工作。2月4日，京汉铁路3万多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全路所有客车、货车、军用车一律停驶，中国腹地的一条大动脉全线瘫痪。2月6日、陈潭秋、许白昊、林育南组织武汉地区几十个工会团体及学联队伍，在汉口江岸召开万人慰问大会，声援罢工斗争。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汹涌的革命洪流，使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吴佩孚惊恐、恼怒，他们密谋策划，于次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当反动军警包围江岸工人俱乐部、血腥屠杀罢工工人的时候，陈潭秋始终在现场领导着斗争，直到晚上，他才离开江岸返回武昌。

惨案发生后，反动当局大肆搜捕罢工的领导者。2月7日晚，他们逮捕了“劳工律师”施洋，于2月15日杀害于武昌。在险恶的形势面前，陈潭秋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既坚持斗争。有时，他礼帽长衫，戴着墨镜，俨然一个阔佬模样；有时，他浑身褴褛，提着竹篮，活脱一个小卖形象。4月12日，为日本帝国主义拒绝按期归还旅顺、大连于我一事，他与董必武等在汉口老辅花园召开了五万余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大会强烈要求对日实行经济绝交，提出“抵制日货”、“废止二十一条”等口号，掀起了武汉地区新的反帝浪潮。

董必武在总结创建湖北党组织的工作时说道：“潭秋一参加党就拼命干”。这是对陈潭秋在建党初期（也是他几十年）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四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推进国共合作，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武汉区委，成立汉口、武昌两个地委，直属中央领导。董必武任中共汉口地委委员长，陈

潭秋任中共武昌地委委员长。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1924年9月5日，“武汉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简称“反帝大同盟”）在武昌中华大学召开成立大会，董必武，陈潭秋被选为执行委员。9月7日，反帝大同盟召开了“9·7”国耻纪念大会。会上，董必武、陈潭秋提出收回汉口英租界的建议，得到了武汉人民的响应。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陈潭秋清醒地看到了党内右倾思想的危险。12月，他在《中国青年》第59期上发表“国民党底分析”一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全面地分析了国民党的历史、现状和本质，指出改组后的国民党，因党员的阶级性不同，存在着左、中、右三派，提出了我们党在统一战线内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原则问题。

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来，激发了武汉人民的反帝革命风暴。6月2日，各校学生开始罢课，接着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反帝斗争洪流，席卷武汉三镇，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极端仇视和恐惧，他们向武汉人民举起了屠刀》6月11日傍晚，当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的群众到江汉关集会时，英国水兵竟然用机枪扫射徒手群众，当场打死十多人，伤数十人，并把被杀者尸体拖到舰上，沉入江底，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六·一一”惨案。6月23日，英帝国主义又在广州制造了“沙基惨案”。6月30日，武汉各团体外交后援会在武昌阅马场举行追悼沪、汉、粤死难同胞大会，参加群众有学生，工人和附近郊区农民6万多人，大会在陈潭秋、董必武的主持下，通过了收回汉口英租界、英政府应向我国政府道歉并赔偿伤亡抚恤及一切损失等六项决议。7月11日，武汉各界群众5万多人又在武昌公共体育场举行汉案周月纪念大会。同时，陈谭秋还组织了以李书城为首的汉案调查团，到阳逻等地调查被英兵枪杀后投入江中的死难同胞。以血的事实，控诉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9月初，中共武汉党组织决定在“9·7”国耻纪念日前后，开展“反帝运动周”活动。这时，军阀肖耀南也故作姿态，表示“爱国”，打算组织一次水陆大游行”。陈潭秋和董必武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广泛发动群众，参加这次活动。9月7日，武汉三镇号称“三十万”水陆大游行的队伍，如滔滔巨浪，汹涌而来，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响亮地喊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媚外军阀”、“誓死收回英租界”等口号。这次游行充分显示了武汉人民团结战斗的巨大力量。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誓师北伐，陈潭秋受命在武昌举办为期两周的“北伐宣传训练班”。他亲自上课，培养骨干，将受训的100多人派到北伐军进攻的要道和敌后，宣传北伐的意义，发动群众，支援北伐战争。陈潭秋留在武昌城内，组织群众，配合北伐军于10月10日攻克了武昌城。11月1日，中共湖北区委机关刊物《群众》创刊，陈潭秋任主编，他在创刊号上发表“审判陈、刘诸逆”（即陈嘉谟，刘遇春）等文，歌颂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推动了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1926年10月10日，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并于1927年1月召了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工会会员达30万人。“一·三”惨案发生后，武汉工人阶级收回了英租界，成为中国工运史上的创举。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到1927年初，全省已有40多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80多万。3月4日，在武昌召开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湖北省农民协会，农民运动的高涨，引起了土豪劣绅的恐慌和疯狂反扑。在鄂东，土豪劣绅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阳新惨案”。此时，我们党内也出现了农民运动“过火”的错误论调。陈潭秋以坚定的马思义主义者的态度给予了有力地回击和驳斥。1927年6月8日，在国民党武昌市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陈潭秋代表中国共产党致词，他说：国共两党关系，自十三年（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来，非常亲密，互相携手，方有今日的成功。可是，现在革命势力，又到生死关头，所以唯有更亲密的合作才有出头。近二月内，湖北农民被反动派惨杀的不下数千人，他们的出路，是希望革命的党援助。如果袖手旁观，则民众渐次离开党，而革命前途毫无希望。同月，在湖北省农民协会执委扩大会议上，陈潭秋说：“各地来的代表聚在一起，一定有许多的材料，可以打破‘过火的谣言”。“自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军阀与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勾结，到处屠杀农民，这个意义，不单纯是屠杀农民，简直是要根本推翻革命的党部和政府”，“农工是革命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农工阶级利益的，中国自有农运以来，共产党即与之共生死，在这次农民被土豪劣绅大屠杀中，共产党员牺牲的不下三百余人，由此可见，共产党员是与农民共生死的，我们决不畏缩，誓本革命初意，与各农友携手前进，最后胜利，必定归于我们。”1927年7月，陈潭秋带着沉痛的教训，也怀着必胜的信心，顺江东下，离开了故土湖北，从此，他为革命东奔西走，转战南北，再也没有回到湖北来。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被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长眠于天山脚下。（全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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