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孟浩然的友道

浅析孟浩然的友道

　　导语：孟浩然生活在开元盛世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势必会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也会随着境遇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求仕并非他交友的主要意图，他一生对朋友的感情至真至纯，是一个对朋友有着真性情的人。
　　在孟浩然不甚得意的一生中，虽未进入官场，不曾有一番政治作为，但却与不少官场上的人往来，有的甚至是“忘年之交”。孟浩然的一生，除了求仕、漫游的那几年不长的外出时间外，基本处于隐居状态，这也是有学者认为隐逸思想对孟浩然影响很大的原因之一。但生活中，他却是“往来无白丁”，不仅“谈笑有鸿儒”，而且还有上人、道士、禅师、隐士、逸人之类有着高雅情趣而又远离俗世之人，隐而不尽隐。与一些经历坎坷甚至命途多舛、宦海沉浮的文人相比，孟浩然一生的经历相对要简单，但这并未影响他生命的厚度。这也得益于所交往的这些朋友。据笔者统计，孟浩然所结交的有官职的友人约六十人，其中有曾贵为宰相的张说、张九龄，有一生亦官亦隐的王维，有王昌龄、独孤册、卢象、张子容等一些官职不显要的友人。孟浩然固然结交了这许多官场上的朋友，也不能否认这不是他求仕时曾寻求的一种途径，但仅仅把这视为他交友的目的而忽略了他真性情中的另一面，那就把人物片面化、简单化了。如此，孟浩然也不过是一个热衷于追求食禄的大俗人，李白也不会发出如此追慕之声，“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李白《赠孟浩然》)[1]2。在他的心目中孟浩然也不再是“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李白《赠孟浩然》)。李白素有“浪漫主义诗人”之称，给予孟浩然如此高的称赞，融入如此浓郁的感情，这不是一个醉心功名，与人交往时不忘带上功利的孟浩然可以激发的，甚至连结交都未必可能，何况还是“忘年之交”。科举不第，求仕无望，伤心离京，诗人胸中虽有千般沟壑，但面对送别的王维，割舍不下的依然是那份深情厚谊，“寂寂竟何代?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古人违”(《留别王维》)①。古人很重离别，离别唯恐是诀别，多少话儿涌上心头，只怕从此“知音世所稀”。人生贵得一知己，后会未必有期，其间流露的感情可谓真挚深沉。面对友人失意离去，王维也不无伤感，但还是尽可能地宽慰他，希望他“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送孟六归襄阳》)[1]319。经历了宦海沉浮的王维如何不知道为官之艰险，功名固然重要，但生命的意义不止于此。对诗人而言，把守住精神的家园，操持好高洁的品行，也是人生的一种所在，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王维可谓用心良苦。对一个为进入仕途，一心以朋友为方便之门的人，王维是不会如此苦口婆心。这正说明孟浩然性情中“真”的一面。
　　从孟浩然的寄赠诗中，亦可看出诗人对朋友那份真挚、纯洁的感情。如《湖中旅泊寄阎九司户防》“久别思款颜，承欢怀接袂。接袂杳无由，徒增旅泊愁。清猿不可听，沿月上湘流。”人在旅途，漂泊无依，势必思乡怀友，而这不仅不能抚慰旅途的孤寂，反而徒增伤感。但诗人还是痴心于这份思念，也就不顾那凄清的猿叫声，纵然“长沙饶瘴疠”，依然“沿月上湘流”，以早点结束旅程，见到朋友，了却思念之苦。经历科举失败的大挫折之后，归于南园，在家乡形山胜水的滋润、抚慰下，诗人的心境日渐明朗。为了不让老朋友担心，他特意写了首《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寄赠友人。也许心愁难以一扫而空，但总体而言还是淡然了许多，“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这正是王维在送别诗人时的希望。孟浩然体会到了友人的良苦用心，以实际行动告慰友人。即便是“归来冒炎暑，耕稼不及春”，孟浩然也没有为春的逝去而伤神，而是“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过着适意随性的隐居生活。不仅如此，孟浩然还怕京城的朋友顾虑自己仕途的不如意，对自己心有愧意，因而细细地劝解道，“因声谢同列，吾慕颍阳真”。这些细心之处，不是一个交结朋友重在求仕的孟浩然所能做到的。这是一个对朋友真心实意，坦诚相待的真性情的孟浩然。
　　在孟浩然的诸多朋友中，张子容可谓是他的生死之交。张中举前，与诗人同隐鹿门山。诗人送张子容赴京赶考时，不忘叮咛要记住彼此的情谊，不要一试高中就忘了山中的他。“茂林余偃意，乔木尔飞翻。无使《谷风》诮，须令友道存。”(《送张八子容赴举》)二人的情谊还表现在诗人写给子容的多首诗中。如《同张明府碧溪赠答》：“别业闻新制，同声和者多。还看碧溪答，不羡绿珠歌。自有阳台女，朝朝拾翠过。舞庭铺锦绣，庄牖闭藤萝。秩满休闲日，春余景色和。仙凫能作伴，罗袜共凌波。别岛寻花药，回潭折芰荷。更怜斜日照，红粉艳青娥。”对友人，诗人满心称赞，与友人同乐同醉，尽情享受游赏的欢乐，绿珠女美妙的歌声也不足以触动诗人的心。对友人从繁杂的公务中暂时解脱出来，也是满心欢喜的，“秩满休闲日，春余景色和。仙凫能作伴，罗袜共凌波。”这一点在《奉先张明府休沐还乡海亭宴集探得阶字》一诗中也有表露，“自君理畿甸，余亦经江淮。万里音信断，数年云雨乖。归来休日，始得赏心谐。朱绂恩虽重，沧州趣每怀。树低新舞阁，山对旧书斋。何以发佳兴，阴虫鸣夜阶。”友人休假归乡，诗人才觉得有了游赏的兴味。对友人任官而使得二人分居两地，心中是有所不悦的，认为是对情感的伤害，“朱绂恩虽重，沧州趣每怀”。这“沧州趣”并不是诗人一己的情趣，而是二人多年感情的契合点。“何以发佳兴，阴虫鸣夜阶”，夜幕降临，草虫夜鸣，人心闲淡，正是对坐吟诗，携手谈心时，一种自适自得的淡然情怀，无世俗之纷扰，所会的是挚友，所话的是诗酒，所享的是逸趣。这是和二人同隐鹿门山时的美好时光紧密相关的。由此也可以看出，诗人是一个至性至情的人，是很重感情的，这种感情也远远重于交友求仕的需求。此外，由此也可以知道，孟浩然之所以有王维、李白这样一些“忘年之交”，并不仅仅是他的诗才受到他们的敬仰，也和孟浩然的交友态度有关的，前已有论述，此不赘言。 　　孟浩然处在开元盛世的时代大环境下，不可能无半点仕进之心，也不可能全身远离庙堂，因此，希望得到友人的帮助，实现人生功名的愿望，有其合理性与现实性。但孟浩然却不愿意让这种目的伤害到朋友间的感情，尤其是在不恰当的时候，于功名于友情，二者发生冲突时，诗人断然选择了友情。根据《新唐书・文艺传》的记载，“采访使韩朝宗约孟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约期。’浩然叱曰：‘业已饮，惶恤也!’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1]318孟浩然如果是如此强烈地希望通过朋友的引荐进入仕途，也就不会拒绝韩朝宗的援引，让机会溜走。对于孟浩然的仕或隐，余忠恕先生有一个很恰当的解释。“仕和隐、寄身尘世和隐逸幽栖，在他们的生活中，至少观念上不那么对立，甚至可以做到协调、融通。这是盛唐人特有的一种心态。仕也好，隐也好，主观上都是惟求其适意。客观上彼时隐居不会过分寂寞，主观上也还不致完全扭曲个性。”[2]这也使得孟浩然对友情格外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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