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的故事2

之前在课堂上早已经看过《风的故事》片段，当时就对这个荷兰老头伊文思的鬼马想象钦佩不止。可是一直没有看完，这次有看胶片的机会，自然不欲错过。银幕由暗变亮的一瞬间，风声鼓动着老人记忆里的那架飞机的螺旋桨，猎猎作响，就像起飞的欲望在发声，轰鸣，震动，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影片中交错着许多不同的时空，一个是伊文思来中国拍摄纪录片时的真实情境，一个是他内心对童梦的回忆，一个是他对中国文化五千年的探寻和解读，甚至还有更多的，都杂糅在一起，最后整合成一个庞大的心灵系统，以一种近似于梦呓的影像语言来纪录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浩荡如风的岁月山河的感悟。而风和孙悟空，却是两个始终贯穿影片的线索，在几个时空中跳闪腾挪，来去自如，时时点醒着观众的智慧。看这样的纪录片，不仅需要一颗沉静的心灵，还需要飞翔的想象力，跟随着导演的魔杖，触类旁通地跳开去，游走，徜徉于无止境的思索中。

　　

　　虽然已不是第一遍看到了，但是在大屏幕上再一次看到风吹稻浪、沙海的奇境，看到穿越时空和年少时的自己对话并行时，仍然为伊文思的想象力折服。影片中有许多流动的诗意之笔：

　　

　　伊文思病倒在床，孙悟空前来看望。他在病床上展开一卷画轴，为纸上的墨龙点上双睛，接着风感龙气而生，门户大开，伊文思骑在纸龙身上一跃升空的剪影。这个剪影因为假，所以显得非常俏皮、灵动，是一个老头以顽童的心态，嬉戏般地踏上他的探寻中国文化之路。

　　

　　再如时代的列车轰然开至，带来了这样一班人。在时代的舞台上，所有的演员各司其职，这边厢有人在做慷慨激昂的演讲，那边厢京剧霸王别姬唱得轰轰烈烈，而那一头又有结婚闹洞房的喜宴，更未想边上就是一些红花儿童齐唱革命歌曲。这组场面拍得非常有杂耍的感觉，相当的热闹、欢庆，而孙悟空自如游走其间，开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这就是伊文思眼中的现代中国么？这样的中国无疑是滑稽的、游戏的，这样的历史亦是被轻松解构后的历史。而这之后，当伊文思脸上绘着孙悟空的面孔出现时，这一幕混淆了他和孙悟空的身份，或说他和孙悟空合二为一了。他从一个旁观者摇身一变为参与者，一个游戏历史、嬉戏当下的神话人物。

　　

　　还有兵马俑那一幕，更是令人震撼。伊文思只获得拍摄兵马俑十分钟的时间，他非常无奈、恼火。情急之下，灵机一动，去市场买了好些假兵马俑，活生生摆出一个假兵马俑阵来。之后，他站入兵马俑阵，正当我们疑惑何以那些假兵马俑如此高大时，那些兵马俑居然活动开来，原来是人扮的。而此刻，伊文思站在活动的兵马俑阵中，看着他们一一走下前去，就好像，他在一旁，静静看着中国历史复苏的过程。

　　

　　像这样的神来之笔有很多，不及一一述说。有的纪录片献给父母，有的献给子女，有的献给朋友，有的献给老师，而伊文思的这部纪录片，他是忠实地献给了自己，献给了自己的想象力，献给了激发这股想象力的中国文化和他对中国文化的想象。

《风的故事》是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最后一部作品。这部《风的故事》使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位90岁的老人又回到了初期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部影片就象风一样自由，在虚构和真实之间，根据个人经验拍摄的另一种形式的影片。”不仅有记录，还有戏剧情节，有舞台表现，有回忆和梦境。可谓是一部扑朔迷离的作品。伊文思上天入地，遍寻山川，夹杂着个人历史和中国神话，臆想和奇思。一个持摄影机的老人渴望召唤和拥抱风，风也成为他自身的写照。

对于伊文思，我一直有着特殊的偏爱。也似乎因他的影像启蒙，我迷恋上了纪录片。至今仍然很清楚的记得第一次看《风的故事》（又译《风的传说》）时的震撼。那是在电影学院的课堂上，旁听的身份混课，竟然得以看到如此珍贵的影像，那个春天幸福之极。

这部作品是伊文思的封镜之作，拍摄时他已届90高龄的耄耋之年。最喜欢影片中的这样一个镜头：风呼啸而过的新疆沙漠上，伊文思迎风伫立，双眼深邃的遥望着远方，风吹着那张历经沧桑的面颊，扬起一头蓬松的银发……天地沉浸在一片风声中，仿佛天籁。我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在大师的镜头中会如此诗意动人；我不知道，伊文思对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如此的深情和依恋，跋山涉水，走遍整个世界来到中国这个角落完成自己一生最后的影像。他的无言，让我感动至无言，唯有用心去体会，试着用他的眼光来看待脚下的土地和生命。

《风的故事》有伊文思前期作品《雨》的诗意，又比它厚重。也许，在拍摄《愚公移山》时伊文思就对古称西域的新疆有了太多记忆：吐鲁番、乌鲁木齐、喀什……所到之处触动了多少思考，无人可知。这些都像蜡尘封在《风的故事》那些迷一般的影像中。

伊文思曾说过：“政治和艺术应该辩证地结合在一起，艺术家应该在作品中表现自己各种不同的感情。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既是一个有政治思考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诗人，一个电影艺术家，因为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无疑，《新的土地》、《西班牙的土地》、《印度尼西亚在呼唤》、《四万万人民》、《愚公移山》等作品属于前者，而《雨》、《塞纳河畔》、《风的故事》等属于后者。伊文思清醒的进行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纪录片创作，在他这才是纪录片最精髓的所在吧。

影片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明显的叙事结构，大体由两个线索构成：一个是老年的伊文思在苦苦地寻找追踪着“风”，另一个是罗丽丹摄制组拍摄伊文思追寻风的过程。伊文思通过玄学和梦境来讲述自己“风的故事”，打破了纪录电影的一切忌禁，将自己60多年的电影艺术生涯与一生执著的事业追求进行了总结性的反思。1988年该片为90岁的伊文思获得了威尼斯金狮奖。

他们来到中国，他们为何而来？他们能否理解这片土地上的国家和人民？不同的理念和文化，不同的社会和制度，他们能否穿越障碍？他们要像世界展示一个怎样的中国？60年间，中国的形象曾遭误读，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中国？在中国，他们看懂了吗？

　　“这位老人是故事的主人公。他于上世纪末出生在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居民曾不断地致力于‘同大海和大风作斗争’。他手里拿着电影摄影机，历经二十世纪沧桑，始终站在历史风暴的中间。现在他90岁了，这位老电影艺术家将再次出发去中国，为的是实现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将看不见的风拍成电影。”



　　这是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最后一部作品《风的故事》的片首字幕，也是他一生拿着摄影机战斗的写照，可谓壮怀激烈。这个片子1988年拍摄于中国，时隔多年，我们得以在一套法国ArteVideo出版的《伊文思作品集》DVD里看到这部电影。



　　伊文思自己曾说：“人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看待我的生平。既可恪守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范畴，看到一个投身于革命运动并为那些为他们的尊严而斗争的人服务的电影家和社会活动家；也可以将之视之为一部小说，一部留给年轻人的小说。那便成了一个荷兰青年弃离家园，带着他的摄影机去发现世界的历险故事。对我来说，两者没有什么区别。”或许只有了解他漂泊的一生，看《风的故事》才能品味出千万种滋味。



　　伊文斯被称作“漂泊的荷兰人”。1920年代以先锋电影出道，1930年代跑到苏联成了左翼。1937年跟着国际志愿者来到西班牙，拍抵抗佛朗哥的纪录片《西班牙的土地》，该片由海明威撰写并朗读旁白。1938年，他飞到中国拍摄抗日战争影片《四万万人民》。在台儿庄前线完成拍摄后，他走的时候把摄影机送给了八路军，成为共产党手里第一部电影摄影机。1945年，伊文思应荷兰政府之邀担任印度尼西亚电影专员，结果伊文思拍了一部支持印尼人民独立的电影。从此，伊文思被他的祖国流放，不许他归国。20多年后，荷兰想授予他个荣誉，被他拒绝。后来，伊文思满世界拍片，基本都是第三世界，中国、非洲马里、古巴、智利，当然还有越南，最后回到“文革”中的中国拍摄《愚公移山》。结果使他的政治信仰和电影理念都受到极大的冲击和质疑。



　　我们能看到的“文革”时期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像，目前主要来自两个外国人：一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二是伊文思的《愚公移山》。“文革”被中国方面否定之后，在西方伊文思被认为利用摄影机“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伊文思本人也很痛苦，他曾表示“自己也是这个弥天大谎的受害者”。后来他一定要回中国拍《风的故事》，在这部作品里，是有一种壮烈和失落的情绪。在《风的故事》的某一个片段中，伊文思用一个戏剧空间，搭成了一个现代中国的缩影，热闹、激昂略显荒谬，老人在脸上绘着孙悟空的面孔出现，游戏其中，这或许可以看作他对拍摄《愚公移山》的“文革”时代的一个回应。



　　伊文思在1966年就为风这一无形的事物拍过诗一般的作品《西北风》（在法国拍摄）。而这部《风的故事》使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位90岁的老人又回到了初期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部影片就像风一样自由，在虚构和真实之间，根据个人经验拍摄的另一种形式的影片。”不仅有记录，还有戏剧情节，有舞台表现，有回忆和梦境。可谓是一部扑朔迷离的作品。伊文思上天入地，遍寻山川，夹杂着个人历史和中国神话，异想和奇思。一个持摄影机的老人渴望召唤和拥抱风，风也成为他自身的写照。

　　也许乍看这部作品时，当你看到一位外国老头和孙悟空在一起、看到嫦娥出现在梅里爱的月球、看到突然李白吟《将进酒》，会觉得那么不伦不类。如果你往下细看，却会被这个外来者的想象和表现力迷住。和1966年的《西北风》里对风从外在的诗意来表现不同，在《风的故事》里，他尝试用中国古老的理念将风视为内在的“气”，流动的灵魂。是那些伊文斯热爱的、好奇的,但依然陌生的中国历史文化传说，给予他新的哲思。它从天上来,也从地下来，来自遥远的过去，也来自空旷的沙漠。在未获得拍摄兵马俑足够的时间之后，他和工作人员在市场上买了若干假兵马俑（工艺品），摆出俑阵来；接着又让演员扮演兵俑。当伊文思本人站在其中时，大风起兮，兵俑舞蹈，气氛令人震撼。也许这可以让人想起他曾说的话：“历史的齿锋是锐利的。同样的情况，许多我们曾热切地盼望其消失的东西，现在却都回来了。”



　　在整部《风的故事》里，伊文思表现出一种参与历史的满足感；有时又谦逊地将自己拍得天真和渺小起来。在大量地航拍中国景象的镜头时，不露面的伊文思显得有些“狂妄”，但是在大漠里迎接风的到来时，却自嘲了一下——那个最终为她召唤来风的女巫所需的道具是两只电风扇。这时候张开双臂的大师既是那么壮怀激烈，又仿佛是回到玩飞机模型的童年。在这部影片的开场，出现了伊文思家乡的标志——转动的风车，在大风中，童年伊文思坐在飞机模型里说：“妈妈，我要飞翔，我要去中国。”

“文革”时期，外国人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拍摄纪录片，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的有两部。一部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另一部是伊文思及其夫人罗丽丹拍摄的《愚公移山》。同安东尼奥尼在中国短短22天的行程不同的是，伊文思的《愚公移山》历时5年完成，片长达12小时，这12集的系列片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世界电影史上伊文思被称作纪录电影的先驱，而他一生中大部分时光是在其他国家度过的，被称为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他用摄影机为武器支援民族解放的运动。更因为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1938年拍摄《四万万人民》到1988年在中国拍摄完成《风的故事》，他与中国的交往长达半个世纪并多次用摄影机记录下变动中的中国，他亲切地把中国唤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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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电影史上伊文思被称作纪录电影的先驱，他与中国的交往长达半个世纪并多次用摄影机记录下变动中的中国，他亲切地把中国唤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在《愚公移山》中伊文思陷入一个乌托邦式的中国。

伊文思和他的夫人是一对精神和创作上的伴侣。

1988年完成的《风的故事》是伊文思生命的结语。

　　原中央新影副总编、《伊文思眼中的中国》系列片导演邵振堂

　　伊文思跟中国的关系太密切了，1938年他第一次来中国拍《四万万人民》时就送给中国一台摄影机交给了吴印咸。他还曾在50年代中国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再次来到中国拍摄《早春》，到了“文革”时期，他拍摄《愚公移山》，直至1988年完成遗作《风的故事》，时间跨越了半个世纪。



　　伊文思是中国的老朋友，和周总理的关系非常好，也曾经是我们“中央新影”的艺术顾问，我1966年调到厂里，听过他讲课，很早就看过他的片子。



　　拍《愚公移山》是周总理的建议，因为“文革”时中国在外国的声誉降至最低点，考虑请伊文思来是因为他长期与中国朋友间的关系，以及他本身国际主义战士的“左翼”身份，希望他拍出一部为中国“正视听”的纪录片让西方人看到中国的情况。



　　伊文思的矛盾与困扰



　　伊文思曾在准备拍摄筹备阶段回到法国去了解民意，他搜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好奇“你想了解中国什么”，可是矛盾在于当时中国邀请他来拍片是出于“中国给西方国家看些什么？”这个创作观念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伊文思，虽然他在拍《愚公移山》时拥有官方批示和各个部门的有效协助，有关领导的生硬干预让伊文思大伤脑筋。



　　尤其是在新疆的经历，摄制组为他安排的地方与他所想表现的中国相差太远，伊文思称之为“喀什的噩梦”，还有他在大寨拍到的井然有序、安居乐业和清华大学拍摄的大学生们被安排的发言等素材一律被伊文思最终舍弃，没有编入《愚公移山》里。据当时任伊文思翻译的陆颂回忆说伊文思曾多次提出要去西藏拍摄，但是中央以他年事已高并患有哮喘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



　　1976年《愚公移山》在巴黎的放映十分困难，没有宣传经费，完全靠伊文思自己筹备。影片放映了6个月，得到观众和评论家的好评。但是很快，10月“四人帮”垮台，中国政局巨变，使得很多人怀疑伊文思拍摄影片的真实性，甚至有人骂他为“骗子”，使得伊文思从峰顶跌落深谷。



　　没有任何一个名字可以取代



　　中央新影保存的伊文思的影像资料较全，他在中国拍摄的多数影片都有完整拷贝，惟有《愚公移山》不全。影片素材达120个小时，我们现在都知道它有十二集，其实在12小时版本外，最初还有一个27小时的版本，就更没有能够看到了。为了拍摄《伊文思眼中的中国》我找到一部分片子，比如《球的风波》、《上海第三制药厂》、《大庆油田》、《上海印象》等，但是大多数是“双片”，就是声、画分离，未合成的拷贝，做胶片转磁带的工作时，发现声音找不到，只能猜测片子里的人在说什么。这部片子奇特的一点就是因为它拍摄时间很长、投入的人力物力最多、历经磨难，但最后却没有人完整看全过。



　　他选择了《愚公移山》这个名字作为他对于中国印象的“潜台词”值得寻味和慨叹，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名字可以取代这个名字的力量。



　　口述：邵振堂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作品



　　《四万万人民》



　　1938年伊文思第一次来到战火中的中国，拍摄了《四万万人民》这部纪录片，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1939年《四万万人民》在美国及法国上映，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



　　《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由12个部分组成，放映长度为12小时。涉及到当时中国的各个行业，《球的故事》记录了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围绕一次学生向老师掷球的事件而进行的一场辩论；《上海第三药店》记录了上海第三药店职工的服务精神等。



　　《风的故事》



　　《风的故事》是伊文思对自己几十年艺术生涯总结式的表述。伊文思在《风的故事》中尝试他心目中的多种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表意：猴王、射日、嫦娥奔月、李白醉酒、兵马俑等。中国摄影师吕乐曾在伊文思剧组担任《风的故事》选景工作及其中一组的摄影。



　　电影笔记



　　寻找失落的现在



　　“寻找失落的现在”，米兰·昆德拉用这句话启发我们注意到小说中时间的艺术。我不知道曾经用深情的目光注视过中国这片热土的伊文思，如果依然健在，会用什么样的心情再次聚焦中国，又会用什么样的心情回望曾经放逐自己的祖国。



　　1938年伊文思首次来到中国，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在《四万万人民》中他没有对各种政治力量进行颂扬和嘲讽，有的只是展示事实，纵然审查官们费尽力气，他的摄影机还是与那些控诉战争的目光不期而遇。1946年，伊文思在拍摄纪录片《印度尼西亚在召唤》以支持印尼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后，被自己的祖国荷兰视为叛徒，此后的四十多年一直漂泊异乡。



　　在《愚公移山》中伊文思就变成了一个隐性的角色，他的使命就是保持沉默。那时中国在世界各国中显得异常孤立，伊文思预想沟通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理解，但是却陷入一个理想乌托邦式的中国里：一切都是人为安排的。1976年，《愚公移山》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艺术影院上映，映期长达6个月，然而它在西方得到的喝彩却是短暂的，随着中国政坛的巨变，有人开始怀疑这部有着乌托邦色彩纪录片的真实性。伊文思选择了沉默，而沉默的代价是使得他们在欧洲长达10年找不到工作，被历史的齿轮无情咬伤的伊文思用深情的热爱疗养伤口。



　　其实真正让我感动不已的是曾经看过的伊文思那些诗意盎然的影片。《雨》让我想象年轻的伊文思肯定正在谈一场恋爱，他会让朋友们一旦发现有雨就赶紧打电话通知他，他就抱着摄影机去拍那场雨，去赴一场约会，等待与那个人相遇，但那个人却如此喜怒无常，或许只是一场阵雨，或许那个穿着米色风衣，抱着摄影机的年轻人只是空欢喜一场。回顾伊文思早期的纪录片《桥》同样是运动的诱惑，滑轮的转动、绳索的抖动、光影的变化和愉快的节奏使得伊文思引导观者在思考的不仅是运动的本身，而是无生命的机械像人一样，而“我”又在哪里？伊文思将诗意丛生的美妙想法介入纪录片的拍摄，无生命的物体布满了作者目光的投影。



　　寻找青春诗意的《塞纳河畔》获得了当年的戛纳电影节大奖，站在这个点上对于《雨》和《桥》是一种回忆，却也酝酿着《风的故事》的深奥思绪。更值得慨叹的是它们有意或无意地被夹在了政治电影的文献之中，却如此淡定和安然。1988年完成的《风的故事》是伊文思一个久远的梦想，是他生命的结语，也是大师的绝命之作。伊文思有很多话想说，他是导演又成为了演员，90岁的他眨着迎风流泪的眼睛，注视着镜头，白发翻卷，泪眼模糊，伊文思在风中手舞足蹈的像个孩子，他自由了。对于一个被放逐一生的人，一个具有怀疑精神又无比真诚的人，御风而行是他最直接要表达的意义。



　　伊文思从小就渴望自由飞翔，影片的开始就是他坐在自己制作的木头飞机里，他说“妈妈，我要去中国”。而他的祖国，人们依旧称伊文思为“飞翔的荷兰人”。在《风的故事》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伊文思从一位艺人手里接过一个烧纸的面具，作为回谢，他送给艺人一盒胶片———他的第一部电影。面具与片盒，风与电影……1989年，伊文思在巴黎去世，但是时间输了，对永生者而言。张悦、010－631900

新中国诞生之后，曾有一批西方电影人到访，并以中国为主题拍摄电影纪录片，其中包括安东尼奥尼、伊文思等大师级的人物。不过，文化和制度的双重差异，让西方人眼中古老“东方龙”焕发朝气的景象，也在不经意间成为误读的影像。



　　由上海文广新闻中心制作的纪录片《看懂中国——外国影像里的60年》，梳理了建国60年来一些曾经引发争议的关于中国的海外纪录片。通过截取纪录片的镜头，以及拍摄者的回忆和讲述、经典重访，回溯30年的变迁，再现中西文化从误读到理解的过程，以及世界对中国的重新认识。



　　——编者



　　《北京的星期天》，错别字挡不住激情 克里斯·马克——写给儿时向往的回信



　　从《北京的星期天》海报和片头错误百出的汉字中，不难看出那个年代，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认知的缺乏。不过在20分钟的篇幅里，法国导演克里斯·马克处处流露出对中国的爱慕，《北京的星期天》几乎就是导演写给自己儿时向往的回信。



　　影片的开头，他就以讲述者的身份直陈了对中国的热情，说北京其实是他童年时最向往的地方：30多年来，身在巴黎的我一直向往着北京，尽管我对她一无所知。我天马行空的想象从书本里得到了一些依据。

　　从《愚公移山》到《风的故事》 尤里斯·伊文思——从忘却到记忆

　　1970年代，和《中国》一样具有影响力的，是荷兰的伊文思和罗丽丹的《愚公移山》。前者历时22天拍摄了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影片。后者则历时4年完成了总计长达12小时的12集系列纪录片，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愚公移山》，4年素材12小时影片



　　从1972到1975年，伊文思用4年的时间，走遍大半个中国，包括大庆、上海、南京、青岛、新疆等地，接触了中国的工人、农民、教师、学生、演员、解放军、售货员等各种人群。《大庆油田》，《上海第三医药商店》，《上海电机厂》，《一位妇女，一个家庭》……通过12集的分标题，就可以看到《愚公移山》取材之广。在这部最终长达12小时的纪录片中，伊文思努力地理解当时中国出现的新的思想，新的语言，以及新的社会面貌。伊文思想用几乎中国人都知道的愚公移山，形容当时他看到的新中国的变化。



　　1972年3月，伊文思和罗丽丹来到北京开始准备影片的摄制工作。虽然拥有共和国总理的批示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协助，拍摄过程仍困难重重。伊文思夫人、助手罗丽丹回忆说：“起初周恩来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带摄像机来中国。我们回答说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周恩来说，你们不一定要光拍中国美好的东西。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回到法国做好了准备工作，再次来到中国，开始拍摄《愚公移山》。”



　　1975年，当时伊文思一行回到中国来补拍一些镜头时，他们已经完成了《愚公移山》12个章节中的7个。罗丽丹说：“我们遇到了很多阻挠，江青是当时的电影协会会长，向我们提出影片中61个地方需要删减。这并不是出自周恩来的意见，他当时病得很重。周恩来通过别人告诉我们，尽快结束电影的拍摄，并且带到巴黎去放映。”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伊文思悲痛万分。同年3月，《愚公移山》在巴黎上映，随后伊文思又带着影片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最终捧回了金狮奖。美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电视机构争相购买播映权。



　　《风的故事》，和孙悟空一起看中国



　　1980年代，已年近90岁的伊文思再次来到了中国。这一次他选择了中国西部苍凉悠远的沙漠，历经沧桑的他将摄影机对准的是一个几乎无法拍摄的对象——风。



　　《风的故事》的主角是位老人，在上个世纪末诞生于一个努力驯服风和大海的国家。带着一台摄像机，老人游历于整个20世纪。他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将自己拍下的展现给世界。暮年，他启程前往中国。他那疯狂的念头就是去拍摄风。这部带有自传意味的纪录电影，将伊文思对中国的激情展露无疑。



　　生于荷兰的伊文思，从小就在和风赛跑，熟知风的力量。风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力量，甚至是一种精神。在电影界，伊文思的绰号之一就是“飞翔的荷兰人”。为了寻找这种力量，他来到中国，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去寻找这种风。罗丽丹说：“伊文思在法国也拍过关于风的影片，但拍不出想要的感觉，于是我提议去中国拍，比较中西方的文明，通过风在两种文化间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我们的观点是，风在摧毁事物之后，也创造了条件去建立一些新的事物。”



　　在影片中，白发苍苍的伊文思和孙悟空一起，在中国的历史和传说中任意穿越。李白、嫦娥、长城、兵马俑，这些古老的意向和现实的中国不断叠加，组成了一幅幅超现实主义的画面。中国文化中最有生命力，也最为西方观众熟悉的孙悟空，成为风的使者。伊文思认为中国形象中孙悟空是最有创造性的。经过和中国半个世纪的交往，他最后跨越了现实的意识形态，进入文化层面的融合，成为欧洲文化评论界认为是“对中国认识最深刻的西方人”之一。



　　经过4年的艰苦拍摄，1988年电影《风的故事》在第45届威尼斯电影节上首映并荣获金狮奖。90岁的伊文思用他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将他在半个世纪里所领悟的中国文化展现在世界面前。次年6月28日，伊文思在巴黎去世。从1938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在随后的50年中，他继续着同中国人的往来。在西方电影人之中，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伊文思这样。

　　《北京的星期天》(1956年 法国)



　　导演：克里斯·马克



　　简介：影片在20分钟的篇幅里，将时空浓缩到一天中，多角度地展现了共和国诞生之初首都北京的朝气蓬勃的面貌。



　　街道上老式的人力车和马车，天桥耍着大刀的艺人，天真活泼的孩子以及热闹的国庆游行，这些镜头是那个年代的珍贵历史写照。影片的中文顾问是被誉为“新浪潮祖母”的法国著名导演阿涅斯·瓦尔达。充满浓郁中国情调的北京传统文化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给两位大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仅从影片海报上的错别字就能看出那时的西方电影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知半解。



　　《中国》(1972年 意大利)



　　导演：安东尼奥尼



　　简介：或许是有史以来最有争议的一部中国题材的西方电影纪录片。《中国》以及其导演安东尼奥尼的名字为许多人所知晓，影片本身直到2004年才在中国国内首度公映。



　　1972年，曾包揽金狮奖、金棕榈奖等众多奖项的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到中国，他称自己为“一个带着摄像机的旅行者”。在22天的时间里跨越北京、林县、苏州、南京和上海，最后将自己的所见集结成一部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尽管影片深深烙上了西方人对于“神秘中国”的惊异目光，甚至带有夸张和误解，但是岁月流逝，它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在今天越发为世人所了解。



　　《风的故事》(1988年 荷兰)



　　导演：尤里斯·伊文思



　　简介：伊文思是国际著名导演，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曾经在半个多世纪里4次来中国拍摄电影，《四万万人民》、《愚公移山》、《风的故事》等作品已经成为世界电影史的经典，伊文思与中国长达50年的交往塑造了一个电影人与一个国家的传奇。



　　1938年，为了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伊文思第一次到中国拍摄电影，结识了中国共产党领袖周恩来，并把摄影机送给了正在筹备的延安电影团。新中国建立后，伊文思多次来中国拍摄电影，并担任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顾问、中国电影资料馆顾问，为北京电影学院授课，因此被誉为“对于中国认识最深刻的西方人之一”。



　　1984年至1988年，年近90岁的伊文思又多次来中国，拍摄他酝酿已久的电影《风的故事》，这部电影是伊文思对自己几十年艺术生涯的总结。他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将他对于中国的理解和热爱融进这部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诗意的哲思的影片之中。这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1988年威尼斯电影节把金像奖颁给90岁的伊文思。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1979年 美国)



　　导演：默里·勒纳



　　简介：美国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是文革后第一位来华访问的西方音乐家。他1979年的中国之旅被美国最负盛名的音乐传记片、艺术纪录片导演默里·勒纳拍摄成新闻纪录电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这是一部流淌着美妙音符的纪录片，它记录了中国由闭及开的那个时刻，记录了那段交流中感人至深的一段故事，一流的制作和剪辑为影片赢得了1981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电影。(记者王磊)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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