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大讨论
我是工程092班的孙胜志，学号091802。（对老师）
大家好！关于课本第二章的内容，前面的同学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那么大家可能就会问了：那你讲什么？我讲历史，讲关于实事求是的历史。好啦，言归正传，我今天要讲的就是30多年前的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一）讨论的背景
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年“文革”的结果是，政治上天下大乱，冤假错案遍布城乡；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社会普遍贫穷。严峻的现实说明，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潜力已经耗尽，中国再也不能沿着老路向前走了。历史要求翻开新的一页，人民期盼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欢欣鼓舞，要求纠正十年“文革”的错误，解决遗留问题。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自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行动依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更为可怕的是，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不但没有否定和批判“文化大革命”，反而认为“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后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更有甚者，当时的国家主席华国锋却提出了“两个凡是”。 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华国锋批准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学习文件抓纲要》，公开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去。
那时，总的局面还是迷信盛行，思想僵化，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还非常严重，“两个凡是”还有很大的影响，要推倒“两个凡是”，就需要进行思想启蒙。这就是当时的背景。
（二）讨论的导火索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此文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当天，新华社将此文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首都和地方好几家报纸转载。5月13日，有更多地方党报转载此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文章强调“唯一标准”，排除了“文革”中盛行的语录标准、权力标准。文章虽没有点“两个凡是”，却尖锐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正如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所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
这篇文章发表后，得到广泛的赞扬和支持，却遭到坚持“两个凡是”者的无理指责和粗暴压制。
（三）讨论的展开和大讨论局面的形成
在关键时刻，邓小平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尖锐批评了“照抄照转照搬”（实即“两个凡是”），这个讲话是对刚刚兴起的讨论有力的支持。
1978年7月21日，邓小平找当时的中宣部长谈话，告诫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7月22日，邓小平又找胡耀邦谈话。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广大理论工作者采取开研讨会、撰写文章、讲演等方式，大力推进讨论的发展。特别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解放军各大单位主要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支持实践标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将这些高级领导干部的讲话作为重要新闻，连续报道，影响巨大。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强有力的支持和领导下，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参与，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共同努力，到1978年8、9、10月，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
（四）讨论的结束及其意义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历史问题决议》，否定了“文革”，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这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
通过这场大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破除了个人迷信，重新确立并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这场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的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虽然没有产生新的思想，但是，却使人们的思想拨乱反正，重新回归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实践方法论有了深刻的认识。大讨论使人们在大是大非面前自觉或不自觉地坚持用实践的观点分析问题，用实践的标准衡量是非。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以及后来的“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等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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