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富豪故事100篇—034~036

发布时间:2021-03-08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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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富豪故事100--034中国船王卢作孚
1893414日,卢作孚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北门外杨柳街曾家祠堂的一户贫苦人家。他的父亲卢茂林为了养家糊口,长年累月在外面贩卖麻布,被当地人称作"卢麻布"。尽管父母辛辛苦苦,家中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
卢作孚从小就酷爱学习,很想能进学堂念书。父亲因为吃够了目不识丁的苦头,所以咬紧牙关,一家人节衣缩食,把卢作孚和哥哥卢志林送进了学堂。小作孚非常高兴,学习也很刻苦。然而不幸的是,不久以后,小作孚忽然生了种怪病,浑身发烧,四肢无力。家中无钱请医生,母亲只好自己采来草药为儿子治病,哪知药不对症,药汁入口,小作孚竟成了哑巴!命运的残酷打击,使得卢作孚在小小年纪就懂得了生活的甘苦。哥哥十分心疼这个用眼睛说话的弟弟,每天放学回家,都要把当天学到的知识讲给小作孚听。
两年以后,一个明媚的春日,可爱的燕子飞进了卢家来筑窝。小作孚高兴地追着燕子玩耍,一不小心,重重地摔了一跤,没想到这一跤竟摔出了奇迹,小作孚居然能开口说话了!他回到了久违的学堂里,在14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然而,由于家庭的贫困,他只好再一次离开了学校。
第二年,家中的经济情况稍有好转。卢作孚向父亲提出继续读书的请求,父亲同意了。15岁的卢作孚只身来到省城,进成都补习学校自修。他以惊人的毅力,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学完了中文版的
数学;为了学习英文版的数学,他又奋力攻读英语,从此踏入了高等数学的大门,并且将学习心得和解题方法等编辑成书,着有《代数》《三角》、《解析几何》、《数学难解题》等。
更重要的是,卢作孚在广泛阅读古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书籍的同时,还精读了学校图书馆所藏的国内外重要书刊,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孙中山先生的讲演。他几乎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和《建国大纲》,还特别抄下了《建国大纲》中的一段话,把它贴在自己的桌上,作为座右铭。他认定只有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救中国,于是在18岁时,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把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作为自己的志向。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篡夺了。年轻的卢作孚感到中国的政治改革难以推行,1914年前往上海,寻找新的救国之路。他结识了爱国教育家黄炎培,在黄先生的影响下,卢作孚得到了一个新的结论:要使祖国摆脱政治的腐败和列强的掠夺,真正富强起来,只有唤起民众;而要使民众觉醒,就必须从发展教育开始。第二年秋天,卢作孚回到家乡,先后在合川和成都担任教师、记者和编辑。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和挥代英、肖楚女等人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还利用担任《川报》主编的便利,发表了多篇宣传反帝爱国的文章,在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时川军第九师师长杨森很赏识卢作孚的才华,邀请他到沪州担任教育署长。卢作孚乘机推行他教育救国的思想,创办了通俗教育
会,并请挥代英、王德熙等进步人士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实行教育改革,受到师生欢迎。1924年,卢作孚又被杨森聘为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他积极地开展群众教育工作,办夜校、开讲座、搞宣传,忙得不亦乐乎。
可是,当时的四川,还是军阀割据、相互混战的局面。不久以后,杨森被另一个军阀刘湘打败,四川又成了刘家的天下。接管成都的是刘湘的部下王缵结,此人认定通俗教育馆是杨森办的事业,所以不择手段地进行破坏。卢作孚无可奈何,只得放弃这项工作,回到故乡合川。
这时的卢作孚,已经不是离开家乡时的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了。将近20年的风风雨雨,使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能够冷静地思考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他终于明白了,把自己的事业同军阀联系在一起,是没有出路的。他常常对人说:"纷乱的政治靠不住,靠军人办教育,也无法建立稳固的基础。"他认为,四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主要是交通的不便造成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因此当务之急是发展省内交通事业。在对当地的自然条件、社会需要和客观可能进行综合分析之后,他认为从事内河航运,会比修建公路、铁路容易收到成效,而投资也相对少一些。
他决定创办一家以经营航运为主的股份公司。
192510月,在朋友们的大力帮助下,民生公司诞生了。新公司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资金缺乏。卢作孚在合川召开首次发起人会议,议定由发起人分头招募股金2万银元。可是,支持卢作孚的人,
多半是两袖清风的穷秀才,而那些资金雄厚的商人士绅,却都在一边观望。最后还是合川县长带头,才募集到资金8000银元。卢作孚带着这笔钱到上海,打算订购一艘载重70吨的小客轮,可是一打听,这样的一艘客轮造价要3.5万银元!卢作孚急得一连几天茶饭不思。但他毕竟是个有见识、有气魄的人,经过冷静的考虑,他大胆地决定,先用5000银元购买发电设备,造福合川,使股东见到实惠;再用剩下的3000银元作为定金,与造船厂签订造船合同。卢作孚回到合川后就着手筹建发电厂,不久,电厂开始发电,合川县点油灯的时代结束了。这项事业的成功,为卢作孚赢得了信誉。
第二年5月,新船在上海造成。卢作孚募足资金交付了船款,新船经过试航,上溯长江,经过无数的激流险滩,安然抵达重庆。卢作孚为新船取名为"民生"表示他为实现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而努力的信念。723日,对于民生公司、对于未来的中国船王卢作孚,都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披红挂彩的民生轮满载乘客,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从重庆启航,当天下午便顺利到达合川,完成了65公里的处女航。卢作孚苦心筹划的重庆——合川航线正式开通了。
民生公司以"安全、迅速、舒适、清洁"为服务宗旨,很受乘客欢迎。公司业务兴旺发达,人们看到投资航运事业有利可图,也就纷纷入股。1927年初,民生公司增加投资5万银元,又添购了2艘轮船,开辟了自重庆到涪陵的新航线。从嘉陵江支线起步的民生公司,从此进入了长江主航线。

但是,卢作孚很快就发现,在军阀割据的四川兴办实业,依赖军阀固然要不得,可是完全摆脱军阀同样也办不到。你不去找军阀,军阀也要来找你的麻烦!
民生公司的航线从重庆到合川,尽管只有几十公里,却跨越了两个军阀的防区,合川是28军师长陈书农的防区,重庆则是21军刘湘的防区。两个防区交界处的北碚镇,匪盗横行,却无人过问。航道通了,"人道"不通,民生公司同样无法顺利发展。所以,卢作孚只得着手去打通军阀的关节。
合川这边还好办,陈书农为了本防区的繁荣兴盛和地方税收的增加,乐意支持卢作罕;加上卢作孚还不时给陈书农送钱送礼,所以陈书农甚至不惜派军队为民生轮保驾护航。可刘湘那边就麻烦了。湘同杨森是死对头,因为卢作军曾担任过杨森的民众教育馆馆长,以刘湘把卢作孚看成是杨森的爪牙,处处同他为难。
然而,当时的四川军阀中,要算刘湘的势力最大。卢作孚无法回避这个难题。他先是请朋友从中协调,不料刘湘根本不买账,开口就说:"杨森的人靠不住!"卢作孚考虑再三,决定亲自去同刘湘谈一次。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去,说刘湘这人六亲不认,对卢作孚的成见又深,此去恐怕凶多吉少。
卢作孚坚定地说:"为了'民生'的发展,只有这一条路了。" 刘湘当时住在重庆李子坝公馆。卢作孚上门求见,刘湘故意让他在客厅里坐了个把小时的冷板凳,才傲慢地踱出来,久久地打量着
卢作孚不做声。卢作孚主动寒暄了几句,就开门见山地切入了正题。他庄重地说:"自民生公司创立以来,出入贵防区,常常因为航道不安全,影响了航运事业的发展。今天我登门拜访,就是希望刘军长能鼎力相助,在重庆与合川之间成立峡防局,保护地方上的安宁。" 刘湘轻蔑地说:"为了两只破船,成立峡防局,值得么?" 卢作孚针锋相对地说:"刘军长是四川人,自然了解四川的实情。四川政治闭塞,经济落后,科学文化不发达,都是因为交通不便造成的。要想繁荣家乡,当务之急在于发展交通,而公路、铁路投资太大,一时难以见效,只有大力发展航运交通,才是四川的前途所在啊!" 刘湘冷冷地说:"我是四川人,所以我要统一四川。发展四川,首先要发展土产。我有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有隆昌的白猪儿和川内的名贵药材,不靠科学也能发展,闭关也可以自守!" 卢作孚对刘湘的愚昧一时也无可奈何。
后来,卢作孚打听到刘湘不信科学,却信迷信,对算命先生刘从云奉若神明,拜刘从云为"军师",言听计从。卢作孚灵机一动,决定以毒攻毒。他不惜重金厚礼收买刘从云,请他设法让刘湘转变态度。
当时,刘湘同他的叔父刘文辉为了争夺地盘,矛盾越来越尖锐。刘从云乘机故弄玄虚地说:"古人道'一林不藏二虎,一川不容二流(暗指刘湘和刘文辉两个姓刘的人)'。根据阴阳五行,相生相克,湘字是水旁,辉字是火旁,水火相克,要水盛才能灭火!因此,凡是与水字有关的事情,你要多多关心辅助。"
刘湘听得神乎其神,懵懵懂懂地又问:"请军师明示,什么是与水有关的事情呢?" 刘从云好像不在意地说:"比如卢作孚办航运,不就是水上的事情么!" 刘湘如梦初醒,马上召请卢作孚、陈书农共商大事,决定合川、巴县、江北、壁山四县实行联防,在合川设立峡防局,由卢作孚担任局长。卢作孚凭着这个职务,首先以开辟航线的名义,获得了重庆到合川、重庆到长寿、重庆到涪陵等航线的专营权;然后,又规定了大宗货物如盐、山货、药材等都由民生公司统一装运。这些措施,使得民生公司在经营上取得了很大的优势,盈利也大大增加。
打通了航线,只是发展航运的一个方面。当时同行中的竞争也十分激烈。除了民生航运公司,还有军阀的轮船和洋人的轮船。洋轮资本雄厚,军轮有后台撑腰,都很难对付。卢作孚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决定采取逐个击破的办法,第一步先解决军轮的问题。四川军阀虽多,最大的是刘家,也就是刘湘和刘文辉。刘湘已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剩下的就是刘文辉了。刘文辉的五哥刘文彩,是驻宜宾的清乡司令兼川南税捐总办,横行霸道,财大气粗,他有蜀通号、南通号、昭通号3艘轮船,并且垄断了从重庆到沪州和宜宾的航线,不许别家的轮船行驶。卢作孚亲自来到宜宾的刘氏庄园,送上厚礼,向刘文彩"借路"希望能够得到自重庆至宜宾的通航权。刘文彩收下礼物,却寸步不让,狡猾地说:"我的轮船只在宜宾到重庆一线航行,从不打算到合川,你卢作孚就在合川到重庆一线航行,不也很好吗!"
卢作孚同他谈不通,只得再去成都找刘湘。这一回竟得到了个意外的收获。原来,就在几天前,刘湘在自己的公馆内,抓到一个刺客,审问出来是刘文彩派去的。刘湘本来就想找机会吞并刘文辉,正好抓住了这刺客事件大做文章。刘文辉此时还不想同刘湘翻脸,所以忍气吞声地作辩解。他知道卢作孚同刘湘有合作关系,便想请卢作孚从中调解,于是大骂刘文彩不懂事,叫刘文彩无条件地将轮船卖给民生公司。刘文彩嘴上答应了,但是拖着不办。没想到刘湘的大军已经打了过来,刘文辉兄弟吃了败仗,退出宜宾,轮船也落到刘湘手中。卢作孚乘机同刘湘商量,3艘轮船并入民生公司。其他军阀看见这个情况,也就乐意在刘湘面前卖个人情,将自己的轮船都卖给卢作孚。
1929年,卢作孚当上了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他利用工作之便,获得了其它轮船公司所没有的优势和特权。然后,他再以比较优厚的条件,吸引其它公司和民生公司合并。由于措施得当,到1935年,民生公司共合并、收买了39艘轮船,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四川方面的航运业。
同外国轮船公司的斗争是一场硬仗。英国的太古、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等,都是老牌的航运公司,他们串通起来,想用大幅度降价的办法挤垮民生公司。外国客轮将船票价格降到一半以下,至让乘客免费乘船,还赠送一把洋伞。洋人想用这种办法,把生意都抢过去,使民生公司无客可载、无货可装,只好关门。
但是,外国老板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逞。因为外国船员一向拿中国人不当人,随意打骂欺凌。卢作孚就看准了这一点,教育民生公
司的船员一定要尊重乘客,平等和气,并且对船员的服务质量进行专门培训。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卢作孚常常亲自上船,和船员穿一样的衣服,干一样的活,以身作则,对乘客态度和蔼,问寒问暖,扶老携幼,端茶送水,甚至为乘客提行李,打铺盖,还热情地向乘客介绍沿途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当人们知道这位跑前跑后的热心人就是民生公司的总经理时,都十分感动。乘客们都感到,乘中国船不仅生活上便利,更重要的是人格上受到尊重。所以大家都愿乘民生公司的船。有许多乘客宁可多住几天旅馆,也要等到民生公司的班船。
同时,民生公司也尽量降低票价。这样必然影响到公司的利润。但是全公司职工都憋着一口气,一定要把外国佬的气焰打下去!大家纷纷表示,宁可少领工薪、不要年终奖金,也不能让公司垮掉!这使卢作孚更坚定了同外国轮船公司斗争到底的决心。他常常几个月不领薪金。他一再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要鼓足勇气,提高信心。凡是白种人做得到的,黄种人也一定能做得到!凡是日本人能做得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卢作孚还利用航务管理处的名义,收回了原来由洋人把持的海关巡江公司窃取的航务管理权,对外轮在川江航行采取了限制措施,规定凡是外国轮船进入四川,必须向航务管理处申报,要接受中国士兵的检查,遇到木船要减速行驶,如冲翻中国船只,应赔偿一切损失……开始,外国轮船还想摆洋大人的威风,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但卢作孚强硬地表示,凡未向航务管理处申报的外国轮船,一律不准装卸。因为码头工人都是中国人,都执行有关规定,所以外国轮船也就
不得不服从航务管理处的管理。因为无利可图,外国轮船终于逐渐退出了川江航运。
在这场斗争中,民生公司不但没有被挤垮,反而得到了大发展。短短10年间,民生公司发展到40多艘轮船,开辟了9条航线,西到宜宾,东到上海,在长江沿线各大中城市都设立了分公司和办事处。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卢作单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中国人不乘外国船、中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口号,使中国的航运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民生公司更明确地提出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企业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下,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抢救了大批国家财富;而民生公司也因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100多名员工壮烈牺牲,60多名员工光荣负伤,16条船被日军炸沉。
40年代末,民生公司已拥有140艘轮船,3个附属企业和95个投资企事业,成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
卢作孚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船王"
世界富豪故事100--035经营之神松下
松下幸之助是举世闻名的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的创始人,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从一个3人的小作坊起步,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发展成为拥有职工2.5万人的世界电器之王。在几次大的经济
危机冲击下,许多企业倒闭,而他却稳稳地站住了脚跟。从他的一生可以看到日本现代工业发展的轨迹。
1894年,松下幸之助出生在和歌山县海草郡和佐村,排行老八,是最小的一个。他上面有两个哥哥和5个姐姐(其中两个很小就夭折了)。松下家,在幸之助的祖父时期是很兴旺的,是江户时代的名门望族。他家院内有一棵3人才能合抱的800年古松,枝干华美,那一带的人都称之为神木;后来因火灾被烧掉了。
幸之助4岁时,松下家的没落已成定局。他们不得不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搬到和歌山市内,开始经营一家木屐店。但由于经营不当,不到两年就关门了。后来,幸之助的父亲政楠把仅有的一点钱拿出来,到米行市去经营,全家过着极不稳定的生活。在少年幸之助的记忆中,父亲经常是垂头丧气的。
不料,厄运又接踵而至,幸之助的大哥、二哥和大姐都得了流行性感冒而相继去世。当时日本由于生活贫困和卫生、医疗水平低下,平均寿命只有40岁左右。感冒这样的小病也能夺去人的性命。老大那时已经在纺织公司工作,是全家生计的顶梁柱,他的死给这个家庭带来沉重的打击。幸之助的父母悲痛欲绝。
政楠为了养活一家人,去了大阪,在聋哑学校找到一份杂务活干,一家生活勉强可以维持。
幸之助只读到小学4年级,有一天,父亲从大阪来信,说那里有一份小伙计的工作,叫他立刻去。母亲说他还不到10岁,等小学
毕业再去。但是,父亲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于是,小小年纪的幸之助便中断了学业,远离亲人,到大阪一家做火盆买卖的店里当学徒。
在火盆店里只干了3个月,大概主人觉得他太小,做不了什么事,便把他辞了。他又被介绍到一家自行车店当伙计,一干就是近6年。
那时的自行车算先进的代步工具,是高档商品,起先只有少数人拥有,不过大有迅速普及之势。这是一个很有生气的行业。幸之助所在的那家自行车店生意也很好,他干活踏实,颇得主人的欢心。主人五代夫妇对他也不错。
本世纪初,正是日本电器事业迅速发展的阶段,不仅有了电灯,街道上也开始跑电车了。电在城市生活中越来越显得重要。渐渐地,幸之助感觉到一个电器的时代已经到来,他暗暗地下了决心:今后,要干一份与电器有关的工作。
然而,主人夫妇对他那么好,他实在无法开口对他们说:我想辞职。又干了一段时间,终于有一天,他的决心已经发展成为一股遏制不了的冲动,他连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店铺。到姐姐家他才写了一封信给五代夫妇,表示深深的歉意。
不过,他并没有立刻找到称心的工作。在姐夫的帮助下,他到水泥公司做了一段时间临时搬运工。那是真正的力气活,只有15的他,身体还很瘦弱,装着水泥的手推车十分沉重,他强撑着干,累得小便带血。不过,他还是坚持下来了。

1910年,17岁的幸之助进了大阪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当一名安装室内电线的练习工。当时他还缺乏一般的电器知识,连最基本的操作都不会,可是他来到工作地,人们还是把他当电工看待,投之以尊敬的目光,他觉得很荣耀。用户的信赖,促使他决心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没有多久,他就掌握了熟练的电工技术,加上他诚实的品格和优秀的服务成绩,很快就赢得了公司当局的信任。当时大阪电灯公司所承包的重要工程,几乎没有一项不让他参加。
1915年春,他接受姐姐的劝告,与一位名叫井植梅野的小姐见面订亲。到夏末,他结了婚。
成了家,松下幸之助有了一种责任感,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工作。婚后不到两年,他就被提升为检查员,这是个为一般工程人员所羡慕的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转机。欧洲成为战场,物资奇缺,日本的产品就成了抢手货,无论什么,都能卖得出去;而日本所需要的产品,却无法从欧洲进口。这就大大地刺激了日本工业的迅速发展,国内工商企业像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幸之助萌生了独自办企业的念头。
早在几年之前,他曾倾心于改进电灯插口的研究,并向公司提出过改进的建议,然而却没有被采纳。另外,公司有规定,职工一旦生病,就要停发薪水。幸之助从小身体孱弱,经常不得不带病工作。这也促使他摆脱环境的束缚,干自己的事业。他的设想是生产一种改
良的电灯灯头。对未来的市场,他很有信心,决心已定,便向公司提交了辞呈。
他在大阪电灯公司工作了7年,上司对他的品格及能力一向是很欣赏的,认为他提升为部门主任只是个时间的问题,极力劝说他打消辞职的念头。无奈松下幸之助去意已定。
他领到退职金,加上自己的全部积蓄,也才只有100日元。他的两位老同事森回延次郎和林伊三郎是他的支持者,加上他的妻子和内弟井植岁男,一共只有5个人,就这样办起了工厂。
事业的开端是非常艰难的,他们甚至不知道灯头的壳体是用什么材料制造的,只猜想可能是用沥青、石棉和滑石混合压塑而成,他们像盲人骑瞎马一样,摸索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搞出点名堂。
后来,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总算解决了壳体制造的难题。可是,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生产出一部分样品来之后,却又推销不出去。他们拿着样品,走遍了大阪的大街小巷,几乎每一家销售电灯的商店都问遍,一天最多只能卖出10只灯头;10天下来,总共只卖了100来只,收入不过才10块日元。这就是他们奋斗了4个月的结果。
两位伙伴都自谋生路去了,幸之助夫妇和内弟3个人仍苦苦地支撑着。那段时间真是非常艰难。50多年后,松下幸之助回忆起那一时期,仍有无限感慨。

他还保留着当年典当衣物的账册,账面上记载,从1917413日起到19188月止,共十几次将他夫人的衣服、首饰等物送进当铺抵押借钱。
然而,就在他山穷水尽、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降临了。曾经是合作者之一的森田延次郎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一家北川电器器具制造厂对他的产品感兴趣,看过样品之后,要订购1000只电扇底座,并且不需要任何金属配件。
这对松下幸之助来说,真是喜从天降,绝处逢生。
夫妇俩和年幼的内弟一起投入紧张的生产,大约10天工夫,完成了全部订货,不久,幸之助收到货款160日元,扣除成本,获毛利80日元,基本收回了当初开业时的投资。
第二年年初,又接到2000个底座的订单。幸之助预料还会有大量的电扇底座订单相继而来,小小的家庭作坊已经显得地方太小了,于是决定搬迁到大开町(街)租赁一座新建的两层楼房,楼上住家,楼下当工厂,并且在门口挂上"松下电器器具制造厂"的招牌,这就是后来松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松下幸之助是相信命运的,他选择新居的时候之所以看中了大开町的这一处,是因为他觉得"大开"两字含有展开、盛开的意思。开张后,人手缺乏,于是在门口贴出招募女工的告示,第一位来应募的竟是一位孕妇,名叫繁盛。幸之助认为,她的名字叫"繁盛"很好,且又身怀六甲,更是双重的吉祥征兆,便决定雇佣她。

他相信自己的好运来了,并坚信他的改良电灯插头一定会有销路。在生产灯头和电扇底座之余,他继续改进生产插头。
他又发明一种双灯用插头。其实这种产品市面上已有,只是质量不好。幸之助研究之后加以改良,拿到市场试销,果然大受欢迎,十分畅销。
但好景不长,几个月后,东京的竞争对手采取了大幅度减价的办法,与松下电器厂竞销。这一招很要命,各地的用户都要求总代理商吉田商店也降价。吉田商店面对这样的棘手问题,产生了悲观情绪,竟向松下幸之助提出解除合同的要求。松下幸之助仿佛当头挨了一棒。
经过反复协商,松下幸之助以暂保留保证金为条件,同意解除合同。同时,自己设法开拓销路。幸之助先拜访大阪市内各大批发商,将情况了解清楚;然后,亲自去东京开辟市场。他第一次来到繁华的首都,人地生疏,所到商店,遇到不少冷面孔。他用诚恳的态度来化解那些商人的冷漠,后来,他渐渐摸到一些推销方面的诀窍。
经过一番不懈的努力,确立了销售路线,也扭转了不利局面。在半年之内,工厂焕然一新,工人也增加了。松下幸之助认为这是自己鸿运高照,才由祸转福。他对自己的努力与才能是很少夸耀的。
松下电器厂以插头等为主要产品,起步极快,那真是一个业绩辉煌的年代。为了应付四面八方飞来的大量订单,已经增加了设备还是供不应求,必须昼夜加班工作。

在生产最紧张的时候,松下幸之助和他的妻子也下车间和工人一起干活,根本就没有休息时间,除了吃饭,上厕所,机器几乎是一刻也不能停。
厂房空间很小,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工作时间又长,工人也受不了这个罪,经常有人辞工不干了。而当时日本经济一片繁荣景象,几乎所有的行业都需要大量工人,人员缺乏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松下幸之助每天早上都站在门口,东张西望,看见工人们都来上班了,他才放下心,同他们一起开始工作……
就这样惨淡经营,历尽千辛万苦,从1919年到1920年,松下电器制造厂业务发展甚为顺利。由于松下重视工厂信誉,因而拥有许多长期基本客户,松下幸之助个人名声也渐渐大起来。
生产发展,原有的厂房条件已经不可能适应新的需要了,松下幸之助又在大开町另一地段物色了一块100坪的地皮,并投资者手兴建新厂房。19227月,新工厂开工生产,从此,他的事业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松下电器制造厂紧紧抓住"研制新产品,开拓新市场"这一环。之助是个善于发明、善于改进的人,他以电灯为中心,不断地发明出一些与此有关的新产品。但从销售数量来看,主要产品仍是"电灯改良插头""双灯用插头",这两种产品品质优良,价格低廉,其它厂家无法与之相比,因此需求量年年上升,市场渐渐扩大到东京、名古屋、九州乃至日本全国。

这时,松下电器制造厂的从业员工也只有50人,每月营业收入达到1.5万日元。在当时国内的电器产品生产厂家中,无论企业规模还是生产能力,都还是比较小的。幸之助知道,要想赶上去,只有一个办法:研制新产品。
那时候,脚踏车已成为日本日常交通工具,而城市的市政设施还比较落后,道路和路灯跟不上,人们夜间骑车面临着照明的问题。用电石的瓦斯灯不仅价格昂贵,构造也复杂,而且经常容易出故障。一般人都是用蜡烛或煤油灯照明。蜡烛是很容易被风吹灭的,煤油灯挂在车头也很不方便。可是,因为没有理想的代用品,人们也只好这么凑合着用。虽然用干电池的车灯已经问世,但由于电池使用时间太短(仅3小时),所以也没有实用价值。
松下幸之助认为只要能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一种理想的车灯是应该能生产出来的。为此他拜访了生产干电池的朝日公司总经理松本。松本告诉他,主要问题在于这种车灯的小灯泡需要重新设计,干电池也要改良。
就在这时候,很凑巧有一种用电仅需120毫安的小型灯泡问世了,松下幸之助看中了这种新型灯泡,经过约半年的试验,他终于制造出一种炮弹型的电池车灯,用3节干电池,使用时间可达到近40个小时。这种车灯设计巧妙,价廉物美,产品投放市场后,果然大受欢迎。
这时,有一个叫山本武信的商人找上门来,这人极会做生意,在大阪很有些名气。他向松下幸之助提出由他担任大阪地区总代理
商,保证1个月售出1万只炮弹型车灯,3年代销36万只。如果销售不出去,损失由山本商店负责赔偿。更令幸之助大为吃惊的是,山本武信答应将3年的货款一次付给松下电器制造厂。
松下幸之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松下幸之助还是第一次和这样爽快的商人打交道。这样一来,松下幸之助可以及时收回货款,且不用为销售操心了。在后来的岁月里,松下幸之助常向人说,他平生最佩服的人有两个,一是美国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另一个就是山本武信。这两人教会了他经商之道。尽管,后来在合作的过程中,他们产生过一些矛盾,但山本给松下幸之助的帮助却是他永远难忘的。
松下电器从此走上一条迅速发展的道路,当然也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挫折。192391日的东京大地震给包括松下电器制造厂在内的许多企业带来巨大的灾难,交易断绝,货款无法收回……但渡过危机,事业总是又有一番新的进展。松下幸之助不断地把新的电器产品推向市场,相继生产出电熨斗、电炉、电热器、真空管和收音机等。他本着"高于他人的质量,低于他人的成本,优于他人的服务"宗旨,在日本国内占据越来越广大的市场。他的工厂多次扩建,并相继收购了一些私人企业,20世纪30年代初,松下电器公司已是拥有8工厂的著名大企业了。产品有配电线器具、电热器具、收音机和车灯干电池等四大部分,产品项目扩充到200多种;总公司、分公司、营业所及8个工厂的从业人员总共将近1000人了。

1932515日,首相犬养毅被暗杀,从此,日本军人势力越来越大。日本国民在不知不觉中被军国主义引入歧途,而经济方面,却以此为转折点,进入一个空前的迅猛发展时期。
1932年是松下幸之助锐意扩充业务的一年。他的工厂昼夜不停地生产,仍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业务空前兴旺,公司也不断地扩大,新建了许多厂房。这时他在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分权组织制度,从研究、开发到制造、销售、宣传,全部严格地实施公司内各组织单位分担业务责任;各部门责任明确,各自有账户,进行独立经济核算。这在当时日本企业界引起许多议论,因为不要说在日本,就是在企业管理先进的美国,也只有如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少数几家大公司实施分权组织制度。
松下幸之助非常注重树立企业精神,他为公司员工订立了产业报国、正大光明、亲睦合作、奋斗向上、遵守礼节五条精神,统称为"松下精神"。每天早上工作以前要做朝会,公司全体员工在自己的工作地点高声朗诵;举行晚会时,大家合唱公司歌。
1932年至1937年是松下电器公司飞速发展的时期。到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际,政府公布"国民总动员法",开始对实业界实行控制,称:"今逢战时,为达到国防之目的,希望最有效地发挥国家全体的力量,拟对人力物力资源,加以统治运用。" 战争时期,松下公司为军方生产了一些军需产品,如干电池和军舰上用的无线电收发报装置。

1941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前期的交战中,日军占优势;及至19432月,南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一场战役使日军转胜为败。之后,盟军加强反攻,节节胜利,日军开始从各个战场一路败下来。由于海军军舰丧失过多,军需生产所需材料严重不足,尤其是钢铁成为主要紧缺物资,松下公司奉命设立松下造船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制造木船。后来又造飞机,机身也是木制的。这时,已经是1945年春天了。
1945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占领日本列岛,实行军事管制。由于松下公司在战争期间设立了许多子公司,俨然是个大财团,美军当局将它与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阀一样看待,并列为财阀家庭,加以严格限制。松下幸之助认为这样是不公平的,因为,不论公司历史还是其事业内容,松下与其它三大财团都有天壤之别。他向美军当局提出抗议,并准备一份洋洋5000页的英文说明书,亲自前往东京交涉。
这是一场挽救企业命运的艰苦的马拉松长跑,整整4年中,他无休无止地撰写文件,答复美军当局提出的疑问;一次次搭乘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火车奔波于东京和大阪之问。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美军当局最后的决定仍是要松下幸之助辞职。不仅如此,下属的子公司,因在战时制造重要军需物品,凡常务董事以上职位的人都一律解职,并不准上诉抗议。
眼看山穷水尽,可是突然峰回路转,刚刚成立的日本工会发起了支持松下幸之助的运动,要求美军当局取消对松下幸之助的解职处
分,工人们奔走呼吁,不遗余力。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连幸之助本人也感到突兀。
其实,工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工人的利益,但同时也保护了总经理。他们认为,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团的主持人解职并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而松下公司则完全不同,失掉松下幸之助,全体员工的生活必将受到严重威胁。
与此同时,日本全国松下电器公司的代理店老板们也加入了工会发起的请愿活动。在这种形势下,占领军方面派主管官员到松下电器公司的工厂视察,并和松下幸之助会谈,官员非常赞赏他的企业经营理论。
1个多月后,当局又对他进行一次资格审查,然后下令将松下幸之助的处分由甲级改为乙级。第二年5月,又进行了一次审查,批准撤销对松下幸之助和其他高级职员的解职处分。
可是危机并没有过去,对于企业的种种限制也还仍然有效。当时日本正值通货膨胀,资源缺乏,而工会团体又发起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松下电器公司继续急速滑向衰落。1948年年底,松下公司竟到了发不出卫分钱年终奖的地步。
工人们大批地辞职或自愿退休,到1949年,公司只剩下一半员工。业务极其困难,公司拖欠的税款数额之大,占日本第一位。松下幸之助本人也只拿普通工务人员的工资。战争后期生产木体船和木制飞机时的巨额资金,当时按军方要求是由松下幸之助向银行借贷的,
战争结束,谁认他的账?因此,松下幸之助成了全国负债最多的一个人。
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形下,松下幸之助创立了"PHP研究所"导一种以重新创建日本繁荣复兴为目的的社会启蒙运动,并创刊"PHP杂志",他本人每期写一篇文章。阐述自己对民主、劳资关系、税收及教育诸方面的理解,以期唤起日本人民重建生活的信心。
1950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争需要大量军用和民用物资,这对于长期萧条的日本企业界来说真是否极泰来,大量积压物资几乎是一销而空,而美军的订货单仍如雪片一样飞来。
松下幸之助抓住这个机会,与荷兰菲利浦公司合作,引进技术项目,大量生产高质量的电灯泡、日光灯和电子管,发了一笔战争财。由此,松下公司开始起死回生,年有盈余,并重新发展起来。
仅仅数年间,日本工商企业复兴速度惊人,到1954年,日本国民的生活已超过了战前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人想也不敢想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开始进入普通人的家庭,被称为家庭的"三种神器",这标志着一个消费革命时代的到来。在这场"革命"中,松下电器公司担当了主角。虽然同行竞争激烈,但松下电器毕竟是在战前就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而且在企业管理方面早已吸收了欧美的先进经验,产品不停地更新换代,质量和价格都占有优势;加上松下幸之助高明的销售手段,自然能超越同行,企业在这个时期的发展空前迅速。

1968年,松下电器公司成立50周年,这一个年度,公司的销售额为4671亿日元,银行存款超过了1800亿日元。算起来,每天可获1亿日元纯利。
1973年,松下幸之助已是80高龄的老人,他引退到幕后,把权力交给女婿松下正治掌持,自己只担任顾问。一般情况下,他不想再过问业务,只隐居在京都的"真真庵"别墅,每日听经,修身养性,颐养天年。静默之中,他回忆自己一生的道路,常常有所思,有所感,便触动了著书立说的念头,于是昼夜不停地埋头写作。他的著作一本接一本地问世了。
时至今日,松下电器公司已是名震全球的企业,拥有20万职工,年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器制造商。创造如此奇迹的松下幸之助在85岁高龄时,仍是耳聪目明,精神矍铄。他自己也想不到幼年身体羸弱的他竟能如此长寿,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有人说他的一生是求财得财,求名得名,求寿得寿。
他的一生多姿多彩,充满刺激性和传奇性。他自己则认为除了运气好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是个弱者,从小既非生在富贵之家,也没受过高等教育,正因为这样,他经历了人世的酸甜苦辣,在摸索和实践中产生了自己的主见。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强者,这一点是很耐人寻味的。
世界富豪故事100--036借贷成富翁

人们通常知道有位希腊船王——奥纳西斯,他有一支庞大的船队,使他得以跻身于世界大富豪之列。想不到美国也有位船王,他的财富比起奥纳西斯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他的声名远不如奥纳西斯那么显赫。他拥有世界上最大吨位的油轮6艘,他的船队大小船只加起来约有500万吨位。除了航运业,他还经营着旅馆饭店业、房地产投资业,以及自然资源开发业等等。他的名字叫丹尼尔·洛维格。
丹尼尔·洛维格,1897年盛夏生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南海漫,那是一个很小的城镇。洛维格的父亲是个房地产生意的中间人。在洛维10岁那年,父亲和母亲因为个性不合离婚了。这样,洛维格跟随父亲离开家乡,来到了得克萨斯州的小城——阿瑟港,一个以航运业为主的城市。
阿瑟港是个美丽的小港口,风景如画。那里有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船只。有大得像山一样的油轮,也有小得远看像片叶子的小舢板。风平浪静的时候,海浪一波一波轻推着停在岸边的船只,海天相接的地方有海鸥上下盘旋。童年的洛维格生性孤僻,不喜欢与别的孩子来往,他喜欢独自到海边码头上去玩。小洛维格最爱听轮船呜呜的汽笛声和啪哒啪哒的马达声。那时候,他总梦想着将来有一天能够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轮船,然后乘着它出海航行。
洛维格对船极度着迷,终于,高中没念完就去码头工作了。开始他给一些船主做帮工,做些拆装修理轮船引擎的活计。洛维格对这一行有出奇的灵气,简直称得上无师自通。常常在别人休息的时候,性格内向的他独自在那里把一些旧的轮船发动机拆了又装,装了又
拆,苦苦钻研。很多年老的修理工见他这么有灵气,手脚又勤快,纷纷把自己独到的手艺和技巧传授给他。洛维格终于成了一名熟练的轮船引擎修理工,而且名气越做越大。多少出了怪毛病的引擎,只要经他的手一拨弄,便又能完好如初。几年以后,他不再满足于东家做做、西家干干的状况,在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个固定的工作,专门负责安装去全国各港口船舶的各种引擎。
由于他不凡的手艺,揽的活越来越多,忙都忙不过来,于是干脆辞去了公司的工作,独自开了个修理行。
洛维格租下了一家船厂的码头,专门从事安装、修理各种轮船。生意刚开始很红火,洛维格积攒了一些钱。可是,这些靠手工活挣来的辛苦钱,一点儿也没能让他满足。在西方世界经济开始高度发展的那个年代,贫富的两极分化格外明显。很多发了财、拥有资产的人坐着高级轿车,住着花园别墅,过着极度奢华的生活,而大多数人的生活却越来越贫困潦倒。出身于中低收入家庭的洛维格不甘心过平凡穷苦的生活,他要赚很多的钱,让自己充分体会成功的感觉。
可是怎样才能发财呢?洛维格在那时只有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积蓄,不够做生意的资本。年轻的洛维格在企业界里磕来碰去,摸索赚钱的方法,可是总不得要领,甚至屡屡面临破产的危机。
就在洛维格行将进入而立之年的时候,灵感开始迸发了。童年的一个小小的赚钱经历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那是在他9岁的时候,他偶然打听到邻居有条柴油机帆船沉在了水底,船主人不想要它了。洛维格向父亲借了50美元,用其中一部分雇了人把船打捞上来,又用一部分从船主人手里买下了它,然后用剩下的钱雇了几个帮手,花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把那条几乎报废的帆船修理好,然后转手卖了出去。这样他从中赚了50美元。从这件事,他知道如果没有父亲的那50美元,他不可能做成这笔交易。对于一贫如洗的人,要想拥有资本就得借贷,用别人的钱开创自己的事业,为自己赚更多的钱,这就是洛维格的发现。
向银行申请个人贷款,是洛维格能选择的唯一办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纽约的很多家银行里都能见到他忙碌的身影。他得说服银行家们贷给他一笔款子,并且使他们相信他有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的能力。可是他的请求一一遭到了拒绝。理由很简单,他几乎一无所有,贷款给他这样的人风险很大。希望一个个地燃起,又一个个像肥皂泡样破灭。就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洛维格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他有一条尚能航行的老油轮,他把它重新修理改装,并精心"打扮"了一番,以低廉的价格包租给一家大石油公司。然后,他带着租约合同等去找纽约大通银行的经理,说他有一艘被大石油公司包租的油轮,每月可收到固定的租金,如果银行肯贷款给他,他可以让石油公司把每月的租金直接转给银行,来分期抵付银行贷款的本金和利息。
大通银行的经理们斟酌了一番,答应了洛维格的要求。当时大多数银行家都认为此举简直是发疯,把款子贷给洛维格这样一个两手空空的人,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大通银行的经理们自有他们的道理:
尽管洛维格本身没有资产信用,但是那家石油公司却有足够的信誉和良好的经济效益;除非发生天灾人祸等不可抗拒因素,只要那条油轮还能行驶,只要那家石油公司不破产倒闭,这笔租金肯定会一分不差地入账的。洛维格思维巧妙之处在于他利用石油公司的信誉为自己的贷款提供了担保。他计划得很周到,与石油公司商定的包租金总数,刚好抵偿他所贷款子每月的利息。
他终于拿到了大通银行的贷款,便立即买下了一艘货轮,然后动手加以改装,使之成为一条装载量较大的油轮。他采取同样的方式,把油轮包租给石油公司,获取租金,然后又以包租金为抵押,重新向银行贷款,然后又去买船,再去……如此一来,像滚雪球似的,一艘又一艘油轮被他买下,然后租出去。等到贷款一旦还清,整艘油轮就属于他了。随着一笔笔贷款逐渐还清,油轮的包租金不再用来抵付给银行,而转进了他的私人账户。
属于洛维格的船只越来越多,包租金也滚滚而来,洛维格不断积聚着资本,生意越做越大。不仅是大通银行,许多别的银行也开始支持他,不断地贷给他数目不小的款项。
洛维格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他总觉得自己的脚步迈得还不够大,他有了一个新的设想:自己建造油轮出租。
在普通人看来,这是一个冒险的举措。投入了大笔的资金,设计建造好了油轮,万一没有人来租,怎么办?凭着对船特殊的爱好和对各种船舶设计的精通,洛维格非常清楚什么样的人需要什么类型的船,什么样的船能给运输商们带来最好的经济效益。他开始有目的、
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油轮和货船。然后拿着设计好的图纸,找到顾客,一旦顾客满意,立即就签订协议:船造好后,由这位顾客承租。
洛维格拿着这些协议,再向银行请求高额贷款。此时他在银行家们心目中的地位已非昔比,以他的信誉,加上承租人的信誉,按照金融规定,这叫"双名合同",即所借贷的款项有两个各自经济独立的人或团体的担保,即使其中有一方破产倒闭而无法履行协议,另一方只要存在,协议就一定得到履行。这样等于加了"双保险"的贷款,银行家们当然很乐意提供。洛维格趁机提出很少人才能享受的"延期偿还贷款"待遇,也就是说,在船造好之前,银行暂时不收回本息,等船下水开始营运,再开始履行归还银行贷款本息的协议。这样一来,洛维格可以先用银行的钱造船,然后租出,以后就是承租商和银行的事,只要承租商还清了银行的贷款本息,他就可以坐取源源不断的租金,自然也成为船的主人了。整个过程他不用投资一文钱。
洛维格的这种赚钱方式,乍看有些荒诞不经,其实每一步骤都很合理,没有任何让人难以接受的地方。这对于银行家们、承租商们都有好处,当然洛维格的好处最大,因为他不需要"投入",就可以"产出"。用别人的钱打天下,是洛维格独到之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经营天才的思维。
如果说洛维格的初步成功,是靠了他的天才思维,那么后来他的事业跨上巅峰,多少还是靠了一定的机遇。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也就是洛维格40岁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规模不小的船厂和码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开始和加剧,美国政府大
量需求船只。洛维格和政府机构很快搭上了头,政府向他定购了大量的船只。洛维格的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
战后,美国经济渐趋繁荣。可是洛维格却逐步陷入了困境。因为政府对造船业的税率大大地提高了,各种各样的税赋压得这一行业的人喘不过气来。同时,工人工资提高、原材料价格上涨,形势逼人。就在此时,洛维格看得比别人远,他决定走出美国,向国外输出资本。
机遇总是伴着天才的思维而来。
50年代的日本,政府积极恢复经济,正急需引进外资,以求发展。洛维格的目光投向了那里。日本战前的海军重港,从前专门生产其主力舰、航空母舰的地方——吴港,因为战争的缘故,被美军夷为平地。工人们纷纷被遣散,造船厂也关闭了。当时日本人一心想恢复它,但又不敢惊动美国政府,怕美国把吴港作为美军的军事造船基地。精明的洛维格猜透了日本政府的顾虑,便以私人的身份来到这里,行带去了大量的现钞和贷款协议草本。他很快赢得了吴港地方官员的信任,跟他签订了造船协议,并向他提供了廉价的劳工和平价的钢铁,以此作为回报。
洛维格租下了码头,不仅租金低廉,而巳还享受着日本政府的免税免赋政策。吴港的发展给洛维格的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他所造的船吨位越来越大,船队也越来越庞大。在世界各地的海域里,都有了洛维格的船只。

洛维格接着又把目光投向了利比亚和巴拿马,在那些地方,洛维格的公司同样享受着赋税减免的待遇。
航运业的发达,使他又向更多的领域进发。他在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地设立了钢铁公司、煤矿公司,还进行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开发。在巴拿马等地,他又设立了石油化学工业炼油厂。他还在各地办蓄款放贷公司,建旅馆、饭店、大厦,进行房地产投资等,他的家业丰富多彩,跨很多行业,他的事业终于攀上了顶峰。
许多成功的人,他们并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他们有庞大的家业需要去打理,需要应付名誉官司、财产纠纷、同业竞争、政府政策,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因而很多富商们总是有许多花边趣闻,成为人们乐于议论的话题。
成功后的洛维格是个看起来很神秘的人。他生性少言寡语,从不轻易谈论自己的事。无论是接受记者采访,还是在公开场合露面都是这样。没有人能够有机会与他深谈,即使是他的下属职员,或者他的邻居。因他很少直接与人打交道,所以集团公司里只有少数几个高级管理层的人才认识他,在公司的总机目录上,也找不到他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虽然已是亿万富翁,但洛维格的生活依然非常俭朴。他多年居住在属于中产阶级人家的小型住宅里。平日他习惯步行,很少驾车外出,不像有些富豪那样前呼后拥摆排场。

洛维格喜欢独处,不仅在生活上,还表现在事业上。他从不与别人合伙经营公司,也很少出卖自己的股票。他喜欢独享经营权,力求全部资产为个人独有。
他的背部有点驼。那是在他创业之初,有一次运输途中,轮船上的油箱爆炸了,舱里有两位船员被浓烟熏倒。许多人只顾自己逃命,而当时已经身为公司老板的他奋力冲了进去,冒着生命危险把两个人拖了出来。在救人的过程中,他的背遭到重创,导致一直背部弓曲,时常疼痛难忍,而他多年来对此事却一直不曾向别人提起。
洛维格结过两次婚,晚年与第二任妻子一起度过。他们夫妇居住在一个小镇上,深居简出,从不抛头露面,他们的邻居压根儿也想不到他们身边的这一对老年夫妇就是世界有名的大亨。
事实上,人们很难了解到洛维格有什么样的想法,他的生活同其他大亨们沸沸扬扬的生活简直有无壤之别,他这种神秘的个性让人们猜疑纷纷。
许多美国人,常可以看见这位世界闻名的富豪,像一个普通老人一样,弓着背,步行在小镇的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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