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经典作品解读 - 佚名：《一千零一夜》

外国文学经典作品解读——佚名：《一千零一夜》

内容梗概

　　国王山鲁亚尔因为王后不忠，震怒之下不仅将其处死，而且决定报复所有的女人。他每天娶一位新娘，第二天便把她杀死。国中女子皆出逃他乡，奉命为国王挑选新娘的宰相为此苦恼不已。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帮助处于困境中的父亲，也为了解救所有的女性姐妹，自愿成为国王的妻子。在妹妹的配合下，她在新婚之夜开始给国王讲故事。因为故事引人入胜，山鲁亚尔决定听完故事后再杀死山鲁佐德。但山鲁佐德的故事使他欲罢不能，夜复一夜地吸引着他，终于讲了漫长的一千零一夜。在此其间，山鲁佐德还为山鲁亚尔生下了儿子。最后，山鲁亚尔体会到了山鲁佐德的珍贵，放弃了他残忍的想法，封山鲁佐德为王后，和谐到老。山鲁佐德的故事有长有短，但以夜为单位。基本上通过故事套故事（故事中人物的回忆或讲故事）来推进发展。其中有《阿拉丁与神灯》、《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辛巴达航行记》、《渔翁的故事》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在全世界广为流传。作品整体风格奇幻瑰丽，夹杂韵文诗歌。《一千零一夜》的框架结构对西方的《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乃至《唐吉诃德》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研究综述

　　中国对《一千零一夜》介绍和研究可以说是从19世纪开始的。1900年，周桂笙在《新庵谐译》中首先将《一千零一夜》的部分故事介绍到中国。百年来，中译本达百余种。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7至58年出版了回族学者纳训从阿拉伯文直接翻译的三卷本，1982至1984年出版他的6卷全译本。1999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李唯中先生的分夜足译本，以夜为单位，体现了《一千零一夜》的特色。

　　长时间来，中国对这部庞大的阿拉伯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以一般性的介绍为主，一些基本的观点在这些年来出版的若干部东方文学史中得到了反映。国内对《一千零一夜》的介绍，大致包括材料来源、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这几个方面。整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一千零一夜》的认识比较一致。比如公认《一千零一夜》的三个来源：一是波斯故事集《赫佐尔艾夫萨乃》，它可能源自印度，由梵文译成波斯文，再转译成阿拉伯文；二是十至十一世纪编写于伊拉克的故事；三是十三至十四世纪编写于埃及的故事。同时，这一时期的学者们还普遍强调《一千零一夜》主题，即反映了穷人对贫富悬殊的现实的不平和反抗，以及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等，并关注《一千零一夜》在艺术上的浪漫主义特色。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一千零一夜》的研究也有一些拓展。国内的研究开始关注叙事结构、人物形象、故事类型与主题等多方面问题。在叙事结构的研究上多运用了现代西方文论，对人物形象的研究则集中在商人与妇女形象研究上，而关于《一千零一夜》的主题研究，主要是在比较故事学的领域，如刘守华《比较故事学》。

　　一、结构研究

　　学者们普遍关注《一千零一夜》的结构方式，并在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影响下注意它的叙事方式。郅溥浩在《〈一千零一夜〉中的印度母题和结构》中着重探讨了《一千零一夜》故事套故事结构对欧洲文化的影响，认为此书通过两大渠道：定本前通过商贸与十字战争，定本后通过翻译等方式流传到欧洲。其结构对《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辛伯达的航海故事对欧洲的冒险游记也有影响。

　　刘安军的《生命在话语中延宕山鲁佐德叙事话语分析》则是一篇试图运用现代理论分析古老民间文学作品的论文。作者认为：山鲁佐德的隐形话语在山鲁亚尔的知识话语的遮盖下凸现推进。作者将知识话语定义为一种居于现时的主流话语，体现着这个时代的知识结构，具有约束性和构成性。而将隐形话语定义为一种非主流话语，具有一种潜在的和被遮蔽的特性，具有解构性和消溶性。作者对第一个故事即全书的源起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引述了E弗洛姆、福柯、拉康等西方现代思想家的观点，认为全书是激烈的话语对抗。他的结论是山鲁佐德的隐形话语对是知识话语的智慧的超越，隐喻了女性在男性权利的阴影下寻求安全的最好方式。这一研究较为新颖独特，但在融合西方现代、后现代理论的过程中还显得有一些生硬。

　　二、人物形象研究

　　俞久洪的《〈一千零一夜〉中的妇女形象》把研究焦点集中到作品中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上。他认为《一千零一夜》在女性形象塑造上存在着矛盾的态度，其中有不少站在男性立场上对妇女的丑化，但也刻画了一些有胆识的女性，如《陶望督督和学士答辩的故事》中的陶望督督、《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中的马尔基娜、《阿里沙琳和沙祖绿曼的故事》中的沙祖绿曼。郅溥浩在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中对此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一千零一夜》在妇女形象塑造上的矛盾其实是体现在对自由妇女与女奴形象塑造上的差异。故事其中对自由妇女的描绘多是贬义的，充满偏见；而所塑造大女奴形象则大多光彩照人。

　　《一千零一夜》中有着大量的商人形象。王向远在《东方文学史通论》中认为商人主角占全书的80%，从而指出阿拉伯民族本质上是一个商业民族。他对阿拉伯民族的商业精神作了较为准确的分析：阿拉伯人发挥了惊人的想象力，他们善于把耳闻目睹的异域风物加以渲染和夸张，凭想象构筑出一个个神奇的、诱人的世界，突出地表现了阿拉伯民族作为喜欢行动的民族所具有的开放好奇的民族心态。东方文学史上恐怕没有一部书像《一千零一夜》这样对外部世界投入如此大的兴趣。他们外出经商，往往凭一种强烈的冲动，不像中国古典小说集三言二拍中的商人那样仔细推敲论证、力求万无一失。他们表现出一种依靠自觉而行动的探索性。

　　龙发科在《谈〈一千零一夜〉中经商和航海旅行故事的意义》一文中，通过希提的《阿拉伯简史》里记载的情况来说明《一千零一夜》的现实性，认为它展现了一幅完整的琳琅满目的中古阿拉伯社会生活的画卷。文章指出，书中的商业领袖、行会机关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关系，并强调处在兴旺强盛时期的阿拉伯民族对新的科学、新的知识的求知欲望和探索新世界的进取精神，与强大的阿拉伯帝国的形成是分不开的。

　　四、相关学科研究

　　梁今如的《〈一千零一夜〉的音乐史料价值》引述了《阿拉伯音乐史》、《阿拉伯音乐一瞥》等著作对《一千零一夜》中的音乐作了分析，为我们对《一千零一夜》的理解与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与视野。但关于《一千零一夜》的跨学科研究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一千零一夜》研究专著：郅溥浩《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西方对《一千零一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故事来源、分类，产生的大致先后顺序，从流传到定型的成书过程。而郅溥浩的研究着眼于整体上的主题学及《一千零一夜》的比较研究。他在书中条分缕析地讨论了救蛇得报、被囚禁的少女、换尸案等20个母题；爱情、神幻物等7种主要故事类型。作者还着重分析了《一千零一夜》中的双重观念，除了矛盾的妇女观之外，还展现了作品在天命、宗教观、对君主的态度等方面的对立。

　　我国的《一千零一夜》研究虽然开始渐渐摆脱泛泛而谈的情节介绍、艺术手段分析，但真正有价值、有深度的研究还不是十分多。不但比之西方文学研究显得薄弱，与日本、印度等东方国家文学研究相比也有差距。这是一个尚待开发的、有着广阔拓展空间与发展潜力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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