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职业地位与高等职业教育的个人需求(1)

摘 要：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需求可分为经济需求与个人需求，其中个人需求对于高职院校招生工作的影响更为直接。由于存在着社会分层，求学者的个人需求体现在追求预期职业地位的最优化。预期职业地位的决定因素包括毕业生选择职业的机会、就业率和职业评价。从总体上看，目前高职院校的预期职业地位相对较低，因而对求学者缺乏吸引力。可以通过舆论宣传、推行“订单培养”及促进专本衔接等途径提升高职院校的预期职业地位。

关键词：预期职业地位；高等职业教育，个人需求

随着“教育是生产力”观念的流行，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之间似乎已在理论上建立了某种正向的联系，特别是为了培养大批亟须的高级技能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理应存在旺盛的需求。但目前高职的办学形势并不十分乐观，不仅就业困难①，招生环节也出现了问题，已录取学生的报到率普遍偏低。国家以教育作为振兴的利器，然而教育是一种社会性存在，社会所遵循的游戏规则毕竟不能等同于国家的政策号令，而更多的是反映社会主流的价值导向及心理倾向。那么，高等职业教育目前所面临的诸多困难，折射出社会主流怎样的价值导向和心理倾向呢?

一、高等职业教育的经济需求

与个人需求

正如发展教育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经济因素对教育的有效需求也不能起到充分的决定作用。由于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双重需求主体特征，对高职的社会需求不可一概而论，而必须同时考虑两个方面的具体情况：其一是经济部门(主要是行业和企业等用人单位)对生产服务第一线人才的客观需要，即经济需求；其二则是社会大众(主要是学生及其家长)在高职与其它类型高等教育之间的现实选择，即大众需求，从求学者个人决策的角度亦可称为个人需求。个人需求虽以对教育活动的主观评价为基础，却体现了求学者接受某类教育的实际意愿，对高职院校的生存与发展更具直接影响。

仅就成本与收益的角度考察高职的个人需求，那么现已形成的高收费和低就业率的不良印象无疑将极大地束缚高职的发展潜力。但若学生还有接受学术型高等教育的可能，高职教育的机会成本，即放弃学术型学习机会带来的损失则更值得当事人认真考虑。现实生活中，教育类型的选择对于求学者的决策往往至关重要，我们看到的现象便是“高考复读”市场的快速成长。尽管复读伴随着成本支出，且与用人单位的需要并无直接关系，但它至少为学生保留了继续追求学术型高等教育的机会，因而有着广泛的个人需求，这也加剧了高等职业教育的生源紧张。

由此可见，社会大众对学术型高等教育的偏好是限制高职个人需求的充分原因，这种偏好的背后，恰恰是各种教育类别彼此悬殊的价值判断。

二、个人需求体现为寻求预期

职业地位最优化

1．教育的个人需求偏好源于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是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体系。在这种不平等体系中，有的群体可以获得更多争取社会资源甚至攫取公共资源的机会，其他群体则在资源的获取机会上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此处资源的概念是广义的，包括权力、财富、声望等成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即以权力(政治标准)、财富(经济标准)和声望(社会标准)的三维标准对社会分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将社会地位看作这三个因素的综合。以柯林斯等为代表的西方冲突理论认为，引起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因来自社会群体之间地位的竞争。不同的社会群体为了维护和改善社会地位，总是力求使后代接受比自己更多的教育。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希望通过这一竞争来改善社会地位，他们的进取、成功，促使处于上层地位的群体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层次，以维护其社会地位，正是此种对社会分层的留守或超越的动机，成为影响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虽然这一观点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但应当承认，它在解释“考研”持续升温与高职受到冷遇之类的问题上具有一定的价值。

2．教育的社会功能与预期职业地位

教育的理想是人的全面发展，然而教育的现实无法回避社会分层问题。学校在社会学层面上被视为选拔性机构，通过人才选拔，促使社会成员在阶层之间流动，藉以改变社会的结构。古时的八股文教育是取得科举身份的手段，今天的教育同样可以帮助个人实现正向的社会流动，只不过追求的目标从“社会身份指标”转化为“非身份指标”。在当代中国，社会成员增加或减少获得资源的机会更多地取决于职业的流动与职位的升降。不同的职业依据本身的社会结构占据不同的社会位置，这便是职业地位，从事不同职业的社会成员因其职业地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权力、财富和声望，所以谋求地位较高的职业是个人获得心理满足并肯定自身社会价值的必然选择。中外有关研究显示，教育状况是一个比较恒定地对职业地位的获得起干预作用的变量。这不仅因为受教育年限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劳动者的素质与创造力，更为重要的是，接受各种专门化教育是取得职业资格的必要条件，越是“文凭社会”，教育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越是突出。

尽管高等教育有明确的专业定向，但在“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下，各专业并不与具体的职业岗位一一对应，而通常只代表一种预期，即对毕业生初次职业地位的预期。初次职业地位与个人日后在社会分层中所处的地位密切相关，因而学校的“出口”(就业)决定了“人口”(招生)，面临入学选择的个人总是在种种条件(如录取分数、学习费用等)的约束下，寻求预期(初次)职业地位的最优化。所谓预期职业地位，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接受特定形式的教育，学生有望获得何种职业地位。因为地位是相对的，所以此处不用“预期职业”的提法。预期职业地位说明，社会选拔功能的实现对教育机构的生存与发展甚为关键，许多社会现象，如“新高职”不及“老中专”(学生包当干部之时)，农业教育不及“离农教育”等等，原因多在于此。

单个主体对职业地位高低的判断带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而整个社会关于某种职业的评价却服从统计规律，因此是可测的，以下的定量分析将会说明，从整体上看，高等职业教育的个人需求因其预期职业地位不高而受到抑制。

三、预期职业地位的度量

1．预期职业地位的影响因素

预期职业地位的影响因素包括毕业生选择职业的机会、就业率以及明确的职业评价。

计划经济体制下“统包统分”的高等教育，实施严格的对口培养，学生既无择业的机会，也不必担心失业，此时的预期职业地位几乎等于专业的培养目标，可以一目了然。实行“自主择业、双向选择”后，计算预期职业地位必须考虑各种可能的就业情况，从而增加了不确定性。

同理，高校毕业生失业现象的出现也使预期职业地位的计算变得复杂，虽然在一般情形下，求学者报考志愿时首先看到的是就业后的待遇(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现今艺术类专业报名踊跃)，但如果某类教育、某个学校或某一专业的就业率距离理想状态过远，那么就业机会也将成为至关重要的条件。

至于职业评价，无疑是其中最具主观性也最难量化的因素，然而社会学者对此却不乏尝试，如仇立平在进行上海社会结构的研究时即将职业地位作为社会分层的指示器，并综合加权财富(收入)、权力和声望对职业地位的评价进行了量化处理，最高者为“企业厂长经理”(得分90.2)，最低的是“勤杂工” (得分2.0)，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列举。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0b14acd9ccbff121dc3683a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