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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文学地位和贡献

发布时间：2010-07-16 12:18:09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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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生平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洵次子，宋仁宗景佑三年（1037年1月8日）生于四川眉山纱縠行（今三苏祠内），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终年66岁。唐宋八大家之首，千古第一文人。他自幼聪慧，七岁知书，十岁能文。苏轼幼时，其父游学在外，由母程夫人教授诗书，即“奋厉有当世志”。宋仁宗嘉佑三年（1057），与弟辙同试礼。国子监直讲梅尧臣读了苏轼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顿觉“有孟轲之风”，遂将试卷交主考官欧阳修。修见轼卷，“惊喜以为异人”，拟取为第一，又疑其为门生曾巩所作，为避嫌疑，才取为第二；接着，礼部复试，又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欧阳修兴奋地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并高度褒奖苏轼“善读书，善用书”，预言苏轼文章“必独步天下”，“三十年后世人更不道着我”。苏轼兄弟遂同科进士及第。其后又同辙参加秘阁的制科考试，入三等（最高等，宋王朝建国以来制策入三等的仅二人），从此，苏轼、苏辙文章名扬天下，学者多从讲问，皇帝还自诩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他官至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曾任兵部和礼部尚书，先后出任凤翔、杭州、密州、湖州、徐州、颍州、登州、扬州、定州等地方官，他救灾治水、发展生产、抑制豪强、整顿军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苏轼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学艺术大师，他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以及他天赋的创造性，使他大大超越了同辈作家，高高处于北宋文艺的颠峰。其诗境界开阔，题材广泛，内容深刻，风格自然奔放，圆美流动。既有现实主义力作，如《五禽言》、《李氏园》、《荔枝叹》；又有浪漫主义佳篇，如《游径山》、《百步洪》，充溢着有磅礴的气概，又如《崇惠春江晚景》、《饮湖上初晴后雨》写得清新明净，华美自然，尤其是后者更成了咏唱杭州西湖的千古绝唱，正如宋人武衍《正月二日泛舟湖上》所云：“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对苏诗艺术风格的浪漫豪放评价道：“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苏轼的词一洗五代绮丽柔靡之风，启豪放词派之先河，高远清新之意境，形成了豪迈奔放的风格。他拓宽了词的题材，“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世概》），表现了全新的风貌。苏轼的婉约词同样写得真挚细腻，深沉淳厚，回肠荡气，一往情深。苏轼的散文更是平易自然，笔力纵横，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使他成了继欧阳修之后北宋古文运动的当然领袖。苏轼的书法列“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在宋代书苑中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苏轼是一位画家，是中国文人画运动的发端和中坚人物。其写意和传神、常形和常理、诗画本一律等理论，广泛地为文人画派所传诵，并奉为金科玉律，影响至今。苏轼的家庭是音乐世家，三苏都是弹古琴的高手。《历代琴人传》引张右衮的《琴经?大雅嗣音》记载说：古琴世家中最著名的是眉山三苏。

苏轼的博学多识还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他对中医药学很有研究。流传至今的重要医书《苏沈良方》就是将苏轼收集的医药良方与宋代另一位大科学家沉括收集的良方汇编在一起而成的。他在农业、水利、烹饪、养生等领域有极高的建树。

像苏轼这样在文学艺术各个领域都有巨大成就的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真可谓“千古第一文人”，他发出的夺目光辉使整个北宋文坛为之灿然。宋神宗皇帝精辟地说：“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宋孝宗皇帝称苏轼：“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清代学者王国维认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四位诗人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而其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的影响能超越苏轼之上”。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诗人陈毅元帅吟道：“吾读长短句，最爱是苏辛。东坡胸次广，稼轩力万钧。”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委员长高度评价三苏父子：“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苏轼忠诚报国，爱国爱民，政绩卓著，是一个深爱人民爱戴的良友。苏轼曾两度杭州为官，向朝廷力争不能废除西湖，并带领杭州人民治理西湖，使西湖得以留存至今。他还疏浚六井与运河，平抑粮价，赈灾济困，创立中国第一所公立医院——安乐坊。“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这段出自《宋史?苏轼传》的话，真实地反映了人民对苏轼的无限感激之情。他主张轻徭薄赋，富民兴国，主张严于选材，善于任用。他反对王安石激进变法，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受到新旧两党夹击，一生坎坷不平。元丰三年（1079），他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筑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晚年遭贬惠州，又从惠州再贬到儋州。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还，提举成都玉局观，次年行至常州病逝，葬于河南郏县小峨眉山，追谥“文忠公”。

苏轼的逝世引起朝野的巨大震动。“浙西淮南、京东、河北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杭州人民纷纷走上苏堤悼念苏轼；太学生们也在寺院举斋志哀。士大夫们写了很多祭文吊唁他。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方叔的祭文写道：“道大难容，才高为累。皇天厚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曲洧旧闻》）。祭文一出，传遍大江南，世间“人无贤愚皆诵之”。

苏轼一生，在坎坷与困难中不断追求、积极进取。他以他全部独特的政治、思想、文学和艺术生活状态塑造了崇高的道德和典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智能和生命智能，展示着灿烂的人格魅力。以苏轼为代表的三苏父子，以其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和卓越的政治实践，深邃的哲学思想和高尚的人格精神，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名人文化体系——三苏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遗产。

浅析苏轼对词体革新的历史性贡献

　宋初诗文为“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的西昆体所笼罩。作品多作于酒筵歌席遣兴娱宾之际，内容多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为君持酒对斜阳，旦向花间留晚照”等流连风月、感伤时序的闲情闲愁，与“缀风月，弄花草”的西昆体诗文既无什么差异，亦未逸出花间词的侧艳樊篱。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突破词的传统格局，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苏轼的出现，真正打破了“艳科”藩篱，革新浮靡词风，给词以新鲜的血液和生命力。他主张诗文应“有为而作”，在“文以意为主”的前提下，自由自在地表现世间万物，抒写主体情性；“冲出常言，法度去前规”，使得“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带到词坛，引诗入词，在词的内容、题材、风格、情趣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革新。

一、“以诗为词”——突破诗尊词卑的词论

　　苏轼词的突出特点是“以诗为词”，他“以词的躯壳而赋予诗的神气”。
　　“以诗入词”是苏轼对词体解放的巨大贡献，在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诗为词”，简单说来，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写词，把诗的题材、形象、意境、创作方法尽情入词，使词“诗”化成为新的独立词体。“以诗为词”本来是陈师道对苏词的评论（《后山诗话》）。陈氏以为“以诗为词”不是词的“本色”，其源固出于保守的词学观，但在客观上却准确地揭示了苏词这一手法开创性的特色。
　　历来，人们对诗与词的区别，有所谓“诗庄词媚”的说法：诗言志，词寄情，诗为“正道”，词为“艳科”。换言之，词只是表现男女恋情、离愁别恨或充当歌舞宴席上娱宾工具的艺术形式而已，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久而久之，这种观点自晚唐五代的“花间派”词作流行以来，数百年间逐渐演化成一种程式化的专写艳情的绮靡陈腐的格套。此即所谓“艳科”词。到了北宋初年，词体便由于题材、内容的雷同和狭窄而走向了衰落。此时，苏轼毅然举起了“有为而作”的大旗，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推进到词的领域中去，“以诗为词”，从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苏轼对旧词体的改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他对诗词的关系有一个十分精辟而符合艺术规律的看法，即认为诗、词原是共源而分派，同工异曲的；词不过是“长短句诗”而已。苏轼从理论上提倡词在表现深厚的情感内容，要有高远的立意和阔大的境界。他的词学理想是推赏唐诗的气象和境界。苏轼用唐诗之审美标准以衡词，其用意自然是希望宋之小词能具有唐诗高华浑厚之美，正是他一贯的“以诗为词”观念的体现。
　　他还明确指出：“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祭张子野文》）这就是说，词只是诗的“后裔”，词即是诗。在他看来，词之于诗，既是相对诗的不同文艺体裁，又是诗的产物，更是诗人不同创造形态的创造物。即词来源于诗，与诗同质异体。“以诗为词”是苏轼的词学本体论。在苏轼看来，词在本质上可以同诗一样，表现主体的情性襟袍，可以抒写人生之遭遇，反映社会的盛衰和历史的浮沉；可以像诗一样有山光水色般的清丽，又可以如唐诗般的高华悲怆，气象恢宏，可以有铁马金戈、鼓角齐鸣的壮观，更可以有天风海涛浩浩荡荡的气势。可见，苏轼“以诗为词”的理论，旨在呼应自己为词拓境千里的创作实践，为词注入强烈的主体生命意识，突出表现了抒情主题的个性风貌，扩大词的抒情功能，把小词的艳科小道的品质地位提到诗的地位上来，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注重以词陶写情性，是其倡导词的诗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与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艺形式结合到一起，注入词中，改变了五代以来词所缘之情多为相思眷恋的狭隘性，开拓了词的抒情功能，予词以诗的清高，提高了词的品位，也增强了词的生命力。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作者熔铸了磅礴的诗的意境和诗的气韵，令人耳目一新，心胸振奋：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在词的上阕写围猎场面，渲染出词人的外在“狂”态，特别是“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词人与孙权相比，用典自然。这里更含蓄显现出他勇武豪壮和有所作为的品格，从而使词充满了诗的豪情，诗的韵致。词的下阕则写作者内在“狂”态，结语表现作者要求保卫边疆，为国效命的决心。
　　总而言之，“以诗为词”的手法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词体。

二、“情性之外，不知有文”——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

　　苏轼的一生升沉不定，备历险难。他有经世济民的抱负，有独立的政治见解，耿直敢言，黑白分明，内外如一，而生活于派系倾轧严重，朝政反复无常的北宋后期，仍要激流勇进，卓然自立，无可避免会受到他人的排挤。同时，也遭受了非常多的毁谤和打击。但他始终保持着对人生和美好事物的追求。他重视文章的社会功能，强调文要“有意于济世之用”，反对空虚无实的形式主义之风，提倡“有意而言，有为而作”的现实文风。所谓“言必中当世之过”，就是要言之有物，避免“未有甚得于中而张其外”（《李方叔书》）。他还要求文学创作要反映人民疾苦，“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十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二首》），这又使他的现实精神具有了强烈的人民性。在他的词中，可以看到他抒写人生之遭遇，反映社会的盛衰，历史沉浮，山川之秀美等方面的作品。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放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可以像诗文一样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可以充分广泛描写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正如元好问所说，东坡词是“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
　　苏词的内容把他的政治生涯，人生的遭遇揉合在一起，含有广阔的生活内容，丰富多彩的知识，形象鲜明生动。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是一首悼亡词，作者用平易质朴的语言写对去逝十年的亡妻的哀思，并融入自己仕途坎坷的身世之感，感情极为深挚。词人在悼念王弗的时候，触发起自己对十年来艰难的人生经历，宦海风波的一番回顾。这首词上阕写作者对王弗的思念，下阕记梦中还乡，深切地表现心中的悲痛。而在另一首《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中，作者借习武出猎抒发了自己报国杀敌的志向，但由于朝庭内部剧烈的明争暗斗，迫使他离京外任，“书剑报国”的壮志难酬，从而在他内心兴起迟暮的苦闷和牢骚。在词中作者以魏尚自况，显示自己希望能得到朝庭的信任和重任，以效力疆场，实现抗击侵扰之敌的宿愿。苏轼有这首豪放词，是当时以革新政治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精神的曲折反映，他以敏锐的时代感和富于开拓的创造精神，使其词在脉脉柔情的传统词风中，敲响了慷慨激越，纵横奔放的豪迈鼓乐，从而解放了词体，扩大词中的创作意境，赋予词以鲜活的思想和生命。
　　元丰五年，苏轼在黄州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揭示了作者不得志的心情，透露出欣慕古人，渴望建立功业的心情：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作者面对长江抒发感慨，喟叹人生的短暂，长江之无穷尽，无数的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像被波浪所淘汰一样，已经无影无踪了。人物虽已成为过去，但他们的功业却仍然留在人间。作者面对祖国大好河山，想起历史上出现的悲壮场面，古今人事的变化，更感到时不待人，而此时自己不能成就事业，发出了人生短暂的叹息。
同时，苏词的部份作品还深入探索人生哲理。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咏月而兼怀人，抒写了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亲人的思念，表现出对于现实人生的执著态度和豁达胸怀。上片写对月饮酒，以问月发端，由现实进入幻想，又由天上回到人间，展现了作者内心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和自我解脱的感情变化过程。下片写对月怀人，作者由月到人，由古到今，将物理的变化与人事的迁移联系起来，对人生的悲欢离合，作出了具哲理意味的解释。在为月解脱的同时以理遣情，得到自我慰解，进而发出了美好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作者表现的情感有些压抑，但境界开阔高远，基调是积极乐观的。全词在叙事，抒情与议论的结合描写中，有对现实迫害的愤慨与藐视，有对人生的执著，有对人生哲理的议论，有对弟弟的深切怀念。现实的迫害使它产生出世之想，而这种想法是暂时的，一刹那的。他的执著人生，热爱现实，对现实的热切希望战胜一切。同时在这首词中，也流露出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表现了一种对人生社会的怀疑情绪。
　　苏词以反映农村生活，田园风光，乡土人情为题材的作品则别有一番风味。如在徐州写的《浣溪沙》描写了村姑、醉叟、络娘和卖瓜人等农村人物，描绘了清新秀美的农村生活场景，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而“捋青捣麦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则反映了民间的疾苦。再看《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晚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刻画秋日农村景象，鲜明生动，历历如见。上片四句分别取四组景象，远景近景相同，听觉视觉互用，动态静态结合，宛如一幅幅变动的图画。下片写人的活动和感受，表现词人对生活的热爱。
　　在苏轼的众多作品中，他不但用词写前人惯写的题材，而且用词写政治情怀，报国壮志，民生疾苦，农村生活，朋辈情谊，贬居生涯……空前拓宽了词的创作视野。词到他手中，确实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三、“自是一家”——婉约正宗之外开创豪放词风

　　苏词的风格刚柔兼具，多姿多彩，横竖烂漫。他的词同他的诗文一样，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故其风格也随着内容特点，情感基调的变化而变化。他的词具有诗的沉郁，诗的豪放，诗的淳朴。正如陈之说的：“读其词而入其境如见其人，江山气象，人物风流，高情逸怀耿介旷达，而绝异于传统小词的女儿情态；读其词可以感奋激昂以壮击揖中流渡江复国之雄气，也可以宁静澹泊东篱种菊洁身自好。”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婉约，豪放，清丽，韶秀，旷远等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他在《与鲜于子俊》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抒情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同时可以看出，苏轼在婉约正宗之外开创豪放词风，是相当自觉的，也颇有自知之明。
　　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全词由中秋赏月而引起抒发，引起想象，问天，游仙，想宫阙，写玉宇，直到对月之“阴晴圆缺”的探索。体现出苏轼豪放词的特色，笔势超迈，格调雄键，而别有一种飘逸空灵，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词上片全为写景，因景抒情，因月及人。现实的黑暗使作者要离开现实，幻想游仙天上，但又不能忘却现实，并用“起舞弄清影”来安慰自己。下片由月及人，由人及情，作者热爱生活的思想、怀念亲人的深情，又为词带来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作者从自然现象中找到解答，他的沉郁心情因自然现象的启示而得到宽慰。词的结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表达了乐观、豁达的胸襟。此外，语言自然流畅，特别是词中多处化用前人诗赋中的句子，达到了浑然无迹的程度。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起句直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咏叹式的句法写景写情，境界阔大，感情深厚，写得概括而有气势。接着写乱石、惊涛，全为古战场设色，气势雄伟，气魄宏大，渲染了古战场的自然景色的雄奇，为古代风流人物的出现构成浓厚的环境气氛。下片以“遥想”由景物转入古代英雄，生动地描绘了赤壁大战的场面，而“小乔初嫁”，“羽扇纶巾”、“谈笑间”的具体细致描写，十分鲜明而突出地刻画了周郎“雄姿英发”的形象。全词意境开阔，气势磅礴，其风格可用“豪放”和“高旷”来形容，但结束在“人生如梦”低沉音调上，形成豪放而沉郁的风格。这是苏轼在遭受了“乌台诗案”打击之后的抒怀之作，借赤壁的雄奇景色和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抒发其功业无成的感慨。
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但不只是以豪放词著称。他写恋情，伤感的词，则委婉而细密，如悼念之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词的情感内涵要比一般专写男女之情的词来得厚重，而文笔的萦绕回环、细腻绵密又近似之。再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全词塑造了一只孤独寂寞的鸿雁形象，寄托作者在遭受政治挫折之后孤独、迷惘的心境和孤高不屈的态度。写得幽深清绝，每个意象都凸现幽寒的气氛，全词笼罩了一层浓厚的孤独和感伤。再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将春日思妇的形象与飘舞的杨花相互映衬，层层渲染一种哀怨的情绪，又写得特别轻柔、细巧。还有一些写日常琐事杂感或田园风情，生活习俗的小词，则清新、淳朴、风趣轻松，像《浣溪沙》第一首：“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麦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上片三句，每句看出一初夏乡村的特征性事物，写作者一路行来的所见所闻的景象。首句以层层叠叠的茂叶，构成初夏世界的基本色调。热烈而又沉静，以作物的茂盛衬托出农村的生机，而二三句则写乡村的气息人情。下片则写作者以太守的身份寻访农家，垂询田叟，亲切如话家常。全词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在组词二首中，写村女相拥观使君，“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亦写尽农家女子的情态，尽现给我们一种淳朴天然之美，为历来词中绮罗脂粉的女性世界增添另一种色彩。
　　苏轼改革词体的创新精神，除了主要表现在上述三个方面以外，在用题序、用典故以及对待音律的态度方面，亦有所体现。
　　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并无题序。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所以词作所抒写的是何种情志或因何事而发，必须有所交代和说明。然而词体长于抒情，不宜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在词中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本文构成有机的统一体。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于词调之外另加标题；《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则于词调之后加上小序。苏轼之后，多数词人即把题序作为填词的常规。
　　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这种方式在诗文中并不鲜见，而在词中经苏轼开先河，后继者不绝如缕，尤以辛弃疾为突出。如苏词《江城子·密州出猎》用孙权射虎、冯唐见召典，辛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连用孙权、刘裕、刘义隆、廉颇典，都属善用典故的范例。
　　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范围却往往不为音律所拘。正因为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也在所不顾。对此，后人褒贬不一。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换言之，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陆游说，苏词“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显然对苏词的声律特色表示理解。而李清照却颇有微词，认为苏词“往往不协音律”。尽管各人所见不同，但都说出了苏词不以音律损害气韵的特点。这一特点，从诗歌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无疑是进步的，至少是无可厚非的。
　　综上所述，苏轼在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重大的贡献。他扩大了词境，改变了词风，开创了词作的新阶段，特别是开创了有别于传统的婉约词而自成一家的豪放词，使宋词展现出全新的面貌，而影响了以后许多词人的创作。苏轼，堪称我国文学史上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堪称我国词坛上一颗光照千秋的巨星。

浅论苏轼对词体发展的贡献

提要：苏轼以复古的形式为更新的手段，突破了北宋词的所谓的传统。给词以新的生命力，造就了两宋词坛的辉煌，并影响了词的发展走向。作为开一代词风的旗手和舵手，苏轼在词坛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对后世的词人诸多方面产生永不衰变的影响。《四库全书》曾评苏词“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史》中认为苏词风格特征在“宋代词坛的地位，正如李白之于唐诗”。若就词体之备（长调、小令）格调之全（豪放婉妁）内容之广，比之唐代众体兼备而又独擅其美的杜甫也未尝不可。清刘熙载《艺概》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本文将就东坡词“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及提高了词的意境；转变了当时词的风格，形成了柔情、细腻的豪放词派；打破了音律对词的束缚，实现词与音乐的分离等诸多方面论述苏词对词体发展的伟大贡献。
关键字：苏词；以诗为词；诗词有别、诗词一体；豪放词，用典

一、苏词“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及提高了词的意境

（一）从传统来看诗词有别，就词的外表形式而言，相对于齐言的律绝近体诗，绝大部分的词皆为杂言体。但诗词之别仅限与此，那对于文人的创作是没有什么大碍的，特别是对苏轼这样的大家，不过只是改变一下词句的安排，完全是胜任有余的。但诗词之别主要是在意境上，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也是就词的基本风貌而言的，因为“婉约词”相对于所谓的“豪放词”占了词的总量的绝大部分。

关于诗词之间意境题材的不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极精到的评述：“词之为体，要渺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所谓“境阔”当是指“诗”的意境题材相对于“词”应雄阔大气、气象恢弘，所谓“言长”则是婉转细致之意，故而带来的意境则是纤弱柔美。所以“词”较之于“诗”应多婉曲。诗与词在“本色”上不同，这一点无论从词的历史传承还是总体创作实践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对苏轼而言，把诗的“本色”（审美特征）带入词里，以词来表现诗的题材、境界，又会是怎样的一种风味呢？
（二）表达治国平天下之志的“言志词”。自古以来，有“诗言志”说，使人们对诗的社会功效十分重视，在人们的认识中，诗词分疆各司其职，诗词社会意义，不可更移而苏轼“以诗为词”从某此方面打破了这一格局，将词的社会作用提高到与诗同样的位置，将词从歌赋小楼、男女艳情中解脱出来，使这一文体面向更广阔的社会，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如：
江城子
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这首词笔力雄健，一扫当时词坛盛行的脂粉气，的确如他所言“无柳七郎风味”。词中写出猎时的盛况，可谓有声有色，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下半阕气概尤为豪壮，结语“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他以天下为己任，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扫平边患的壮志。
（三）借古抒怀的“咏史词”。“咏史”是我国古典诗歌中，极常用的一种题材，大都是通过对古人古事的歌咏来抒发自己的怀抱。论及苏轼“咏史”词的创作，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念奴娇
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描绘了赤壁附近的壮阔景物，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赞美，抒发了诗人的理想抱负以及老大无为的感叹。上片写景，由景入情，引出对古代英雄的怀念。开篇“大江东去”二句，大气包举，笼罩全篇，反映出词的主导思想：历史上的“风流人物”都免不了要被浪花“淘尽”，更何况无声无臭的碌碌凡夫！无穷的兴亡感慨由此生发。次二句以精炼的笔墨点出时代、人物、地点，为英雄人物的出场做好铺垫。“人道是”三字，既烘托出古代战场家喻户晓、世代相传的声名，同时又暗中交待这个“赤壁”并非当年真正鏖战之地，只是人们的传说而已。“乱石穿空”三句是词人目击之奇险风光，惊心动魄：穿空的乱石、拍岸的惊涛、如雪的浪花，都似乎是在向后代显示着当时的威烈，诉说着当年“风流人物”所建树的丰功伟绩。这三句，有仰视、俯视之所见，有远景、近景之交叉，有色彩，有涛声。全词只这三句正面描写赤壁景色，但却写得意态纵横，精神饱满，古战场的声势被和盘托出，渗透到全篇的每一角落，只待人物出场了。“江山如画”两句，一笔收束，总上启下，自然地由古代战场过渡到古代英雄人物。下片可分两段。从“遥想”到“灰飞烟灭”，刻画周瑜少年英俊，从容对敌的雄姿，抒写作者赞佩与向往之情。从“故国神游”到结尾是又一层。这五句既表现出作者对理想境界的“神游”，又反映出作者对人生所持的虚无态度。就全篇而言，贯穿始终的并不是“人间如梦”，而是对“风流人物”的赞美，对远大理想的追求，以及因政治失意而产生的牢骚和愤慨。瑰丽雄奇的自然风光，雄姿英发的英雄人物，对人生理想的追求，这三者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从而构成这首词高旷豪迈的风格。它那永世不衰的、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也就产生在这里。这首词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便是它创造性地刻画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把登临怀古词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念奴娇》艺术上的另一特点，便是发展了情景兼融这一传统艺术手法。作者从眼前的自然风光起笔，引出历史人物，抒发个人感慨，险奇壮丽的赤壁风光成为词人追慕古代英雄人物、抒发个人豪情的有力烘托，自然山水、历史人物、个人感慨三者交织在一起，并以抒写词人的理想抱负与老大无为的感概为核心。词中描摹江山如画，渲染周瑜的功绩，都是为了使这一感慨表现得深沉、悠长而又具体。这首词另一特点，便是语言精炼而有特色，用墨不多而形象却异常鲜明。写景：“大江东去”，“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滚滚长江，波涛汹涌，赤壁矶头，山势险峻。在此背景里出场的历史人物却是“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当年的周郎何等风流儒雅，从容不迫，料敌如神。凡此种种，均有效地增强了这首词雄奇的意境与豪迈的风格。无怪被后人叹为“古今绝唱”了。
（四）寄托遥深的咏物词。喜欢苏词的人一定也不会陌生苏轼这首渗有柔情之味的词《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这是东坡次韵友人咏杨花之作，虽是和韵之作，却不受原唱之作拘束，而是另辟新境。全词情调幽怨，感情顿挫，写花写人，惜春伤别，情物交融而至浑化无迹之境，堪称咏物抒情的绝唱。综观全词，其新有二：一避开实写杨花，而从虚处着笔，即化“无情”之花为“有思”之人。二“直是言情，非复赋物”（沈谦《填词杂说》）。有此二端，遂使通篇不胜幽怨缠绵，又空灵飞动。从而，诚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言，苏词“和韵而似原唱”了。

我国诗歌从《诗经》开始，就有所谓“兴寄”的传统，而《楚辞》又开创了以“香草美人”抒发情志的优良传统。使用“比兴寄托”的手段，抒写人生感悟的咏物抒怀、借景抒情之作在宋诗中是很常见的。

在词的创作中，单纯以咏物为表象贯穿始终，并且在其中包含遥深寄托的词作，苏词也作出了很好的表率。如：

卜算子

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本词作于宋神宗元丰六年，是在“乌台诗案”后，苏轼以罪人身份谪居黄州，在政治上极度失意时创作的，词中借咏孤雁而自况，表达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而宁可固守冷落的人生态度。词中通篇只有意象，其中人与雁，浑然一体，取象托譬，寄托遥深，风格清奇冷隽。山谷评："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 这种"高风绝尘"的形象与境界，实质上大多是词人自我人格理想的寄托。
（五）苏轼除以上怀古、咏物等体裁外还有写离情别意，表达与友人情谊并借此抒写人生之叹，时世之感的作品。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文学史上，悼亡诗写得最好的是潘岳与元稹，他们的作品悲切感人。前者状写爱侣去后，处孤室而凄怆，睹遗物而伤神；后者呢已富贵追忆往昔，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啊，读之令人心痛。同是一个题目，东坡这首词的表现艺术却另具特色。这首词是“记梦”，而且明确写了做梦的日子。我们确认作者的“梦”是真实的，不是假托的。作者将悼亡妻与个人身世之叹并在一起，感情真挚，悱恻动人。读他这类词，看不到书香味，嗅不到脂粉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轼还将农村风光作为词的描写对象，开启了农村风光词的先河，如《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是此种内容的典型代表。从这方面拓宽词的领域，不仅给当时词坛吹进了一股新鲜空气，而且为词在文学史上与诗并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东坡还是那样一个东坡：“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一半执着，一半旷达，便是他精神世界的高度浓缩。阅读苏轼文学作品，的确能感受到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续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强烈使命感。也正是由于他对国家、民众、文化的这种使命感，使得他一生的仕途远不及他的文学道路来得显赫坦荡，由于他始终身处新旧党争的旋涡之中，而他处世立身，自有本末，不会以一己之私或政治好恶而有所趋附。以至于他一生之中总是充满了小人的讪谤与迫害，而苏轼却始终故我。在他身上充分地体现出了士大夫的人格力量与主体精神。诚如王国维所言：“即使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二、转变了当时词的风格，形成了柔情、细腻的豪放词派。

众所周知，宋初词基本上承了晚唐五代“绮丽香泽”“绸缪婉转”的风气，晏、欧、柳诸人承前人已形成定势，恪守“诗庄词媚”的审美观念，更将婉约视为词的正格，并形成大的潮流，影响着词坛。苏轼则自成一家。就是说自己自意于婉约之外，别创豪放派。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词到了东坡，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是很确切的。虽然在苏轼之前，有李白所作的《忆秦娥》范仲俺的《渔家傲》，但这只是整个文人词史上的个别现象。直到苏轼才以雄大的才力，开阔的胸襟打开词风豪放一脉。以柳永为代表的艳词，本身就是对"诗言志"社会功利说的一次解放，但如将此视为金科玉律，势必就成为另一种禁锢。苏轼并没有使词回到服务政治的传统老路，而是要以词全面地反映宋以来士大夫阶层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新的审美情趣。因此，举凡怀古、讽时、悼亡、送别、说理、咏史、宴游、述怀、出猎、戏谑、煮茶品茗、山水景物等，无不可歌之咏之。
　《江城子.密州出猎》的豪放洒脱的气概和胸怀，“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大肆入侵中原沃土的义愤和愤懑幻化成了词人笔底的万丈波澜。一词初出，便横扫旧有诗词的软骨媚气，全然“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声情激越，气势豪迈，用狂飙突起、挥洒自如的语言，那内心的世界表达得淋漓尽致，打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奠定了苏轼豪放词派的开创人的地位。嗣后更是蕴蓄多年的激情一朝喷薄而出就是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抑扬人心的豪情和通达，就是这首举世推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向被誉为“铁板铜琶”式的豪放之作，词中刻画了雄姿英发的青年将军的形象，酣畅淋漓地描绘了赤壁古战场雄奇壮丽的景色，使这首词呈现了豪放壮丽的风格。但壮丽的江山三千里，英雄美人，功业功名，与自己的斯人独憔悴，守拙黄州形成了巨大的人生落差和反拨，年近半百、华发苍颜还是一事无成。独自地对视着浮华空丽的若梦人生，无以寄雅抒怀。横槊赋诗也罢，酹酒江月也罢，词人抑郁沉闷，惨遭压抑，心情难以安宁平静缺不能就地悲歌嘶鸣。朝廷党争闹闹不休，和弟弟苏辙数年不见。一朝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萧索枯寂之情，溢于言表。“人有悲欢离开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向世间所有离别的亲人发出了深挚的祝愿，给全词增加了积极奋发的韵致。故此，历来被推崇备至，“ 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按照司空图《诗品》所列的艺术风格，豪放词包括雄浑、冲淡、高古、典雅、劲健、疏野、悲慨、超诣、飘逸、旷达等等。苏轼的上述词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展现了这些独特秀丽的风格。豪放之外更扩散和兼容了浪漫主义的手法。给词以新鲜的生命力和源头活水。苏轼的其他种种形态的豪放词不一而足，都汪洋恣肆，尽显了豪放派词人的魅力和格调的大手笔。从而一新天下的耳目，辽阔了宋代词人狭窄壅塞局促的生活圈子和场所。自此以降，豪放词与婉约词出现了巨大的分野，兵分两路，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内开创了让后世文人所津津乐道和啧啧称叹的成就，犹如两个闪烁着夺目灿烂的光华的金星，左右和主导了千百年词坛的发展脉络、走向和趋势。
　而豪放词发展到南宋又兴起一度高峰，峰回路转。多少南渡词人都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祭奠为金戈铁壁所践踏和凌辱之地，为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政权招魂。但无论是辛弃疾还是陈亮都闪烁着豪放词鼻祖--苏轼的魂魄和灵气。“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为南宋的复兴和重整河山，这些豪放派的继往者都赳赳昂昂地举身赴国难投清流。
　　苏轼作为有宋一代豪放词的首倡者和开宗立派的宗师，苏轼的影响都是卓越无比的其创世纪的影响给了后世的文人以豪迈倜傥的风范，同时也是高奏了一曲当时时代在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情形下的最强音。后代的学人士子无论是谁，只要话题谈锋转到豪放词上，都无一例外地把目光聚拢到这位时代的巨子身上，从中可以光显出我们这个民族蓄积积久的民族情怀和韬略。

三、打破了音律对词的束缚，实现词与音乐的分离。

　　苏轼填词有不协音律之作，并因此为李清照等所诟病。认为填词若“不谐音律者”，所作的词便是“句读不葺之诗”。这可被认为是李易安所表述的“以诗为词”。词由于需入乐的缘故，在声律上与诗的确存在着不小的差别。而有关苏轼填词是否协音律的问题，前人各执一端，莫衷一是，而词在今天早已不能被歌唱。所以孰是孰非，已难稽考。其实，谐不谐音律对于我们今人而言，决不会有李清照般的敏感，因为不能按乐歌唱，也就无从比较谐与不谐音律的优劣。
　　在创作实践中，词比之于诗，对作者在形式上的束缚显然更多。有鉴于此，陆游曾说：“先生非不能歌，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宋人王灼也说：“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以上二位都有为苏轼开脱之意，因为“非醉心于音律者”似乎有不熟悉音律之嫌，而“不喜裁剪以就声律”更是间接指出苏词的确有不谐音律之作。
　　就苏词不谐音律的本质而言，由于苏词的美学风格属于阳刚，不同于表现阴柔之美的婉约词，类似于西人所言的“崇高”。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注重于内在的理念精神的抒发，而不重视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声律在词作中当属于后者，被苏轼所轻，当是难免的。
　　所以，无论苏轼对于音律是否精通，当他所要表达思想内容与声律之间产生冲突时，他无疑将选择对声律作调整，以适应内容的表达。
　　面对苏轼这样对传统的“反动”，并非人人都能象胡寅、刘熙载两位一般给予他肯定评价的，与此相反，当时的情况是认可的不多，反对的不少。而攻击的方向大致有二，一是对词境的拓宽上，二是在声律上。宋人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记录了苏轼一段逸事：“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与柳七郎如何？’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东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词按当时的惯例，显然是应由“十七八女郎”来歌唱的，若由关西大汉替代无疑将改变词原有的审美趋向。这幕士的看法与陈师道不谋而合，看来这应当是当时的一种普遍观念，上文已经论述了诗与词在“本色”上的确有所不同，但给苏轼“以诗为词”的行为作出一个是非好恶的判断确是很为难的，因为不论是基于审美欣赏的“趣味无争辩”，还是基于正视历史存在，苏词都开创了词的另外一面，存在即合理。
　　词本来依赖音乐而形成，音乐是词的生命。然而苏轼并没有废弃词的音乐性，他的词也可唱，他的许多作品是和弦而歌的，这无论是从他的部分词的“题序”中，还是前人文献资料的记载中都可得到证实，但有的打破乐句束缚的词作品中是突破词牌固定声律的，他也并非不懂音律，而以能够抒情达意为标准，以慷慨激昂的语调为基准的如《永遇乐》《贺新郎》等等。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十三字，论调当于“是”字断句，论意当于“边”字断句，在他看来词这种文学样式不能完全依附于音乐，被音律捆死，而应像诗一样有其自身的表现力，“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三句，下片定格应是六四五字，而东坡则写成六五四字。他并不是不懂音律词格，而是为文字内容所随之。在当时及后来许多有识之士，早已看出苏轼这样做是在为宋词的发展开辟了新路，正是他们的这种做法，使宋词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又前进一步，使词摆脱了音乐的附庸而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独立诗体，在词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东坡词中绝妙的用典上承老杜之余风，下开辛稼轩词。

苏词中的典故，不但不给人以“隔”感，而且达到了借他人之酒杯，浇自我心中之块垒的艺术效果。苏词中所标举的历史人物，往往或是自我写照，或是对照自我。如咏“三国周郎赤壁”的周郎，《密州出猎》中暗喻的魏尚等。当然，也应该指出，苏词中的历史人物，已非李白笔下的“谢安”、“姜尚”。“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的壮志，早已化为“归去来兮，吾归何处”的陶渊明式的咏叹。苏词是面对往昔"人生的事，来往如梭"（《满庭芳》）的喟叹，是"曹公黄祖俱飘忽"（《满江红》）的佛老禅境。
苏轼作词，虽未达到“字字有来历”，但也经常以史书经典为依托，如“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分用孟子“善养吾浩然之气”和宋玉《风赋》；“破帽多情却恋头”（《南乡子》）则反用晋人孟嘉重九登山帽子被风吹去之事，极富雅趣。《贺新郎》“乳燕飞华屋”则分用杜甫、刘禹锡、《晋书》、《世说新语》、李益、白居易、韩愈、皮日休、元稹诗文典故，读后有“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的幽古清雅之美感享受。
词中用典，与词境的雅俗是否有关联，只消想想李清照批评秦观“少故实”的一段话就可明白：“譬如贫家美女，非不妍丽，而终乏富贵态”。将“乏富贵态”解成“乏雅致”就是正解了。
其实，作诗吟词，不必“字字有来历”。但学者之词与民歌之词即使都不使事用典，其中也自有雅郑之别。学者之词，其使用的语言，经历数千年文化的积淀浸泡，即使是“信手拈出”，脱口而来，其中也常有着文化传统的内蕴。这一特点，到李易安为极致--不必使事用典而文化素养、高雅情趣尽在其中。这当是“字字有来历”的正解。
苏轼是词史上一个词派的开创者，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揭幕人，苏词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其最主要的是为词这种文学样式品位提高开辟了道路，准备了条件。苏轼的开宗立派，对同时以及后来的作家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北宋后期词人对苏轼词的肯定还是零散的，只言片语的，如黄庭坚称赞苏轼词“超逸绝尘 ”，晁补之称赞苏轼词“横放杰出”等等。到了南宋，由于社会环境的巨变，家国面临危难沦亡之际，词人内心的慷慨悲愤之气需要抒发，苏轼词的巨大影响立即显示出来。同时，苏轼词也获得南宋词人、词论家的一致肯定。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也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这就是说，苏轼打破了词的狭窄的樊篱，为长短句歌词注入了新的生命，激发起豪杰志士的爱国激情。所以，在“靖康之乱”以及其后宋、金对峙的漫长历史时期（包括元灭南宋前后），爱国词的创作风起云涌，并成为词史上永世不衰的优良传统。苏轼词派分为南北两支。一派因苏学行于北，如蔡松年、吴激，以及元好问。另一派传于南，则为叶梦得、陈与义、张元斡、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等。直至清代，陈维崧、曹贞吉、顾贞观、蒋士铨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苏轼的启发。无论是前朝后代还是异乡他国，苏轼的影响都是高山流水，无与伦比的。特别是在豪放词方面苏轼是时代的领跑者和当时的先锋派，也为后代的文人墨客的创作和再创作提供了一个卓越的美学范式和空间。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身前的曲高和寡、幽谷回响还是身后的独享高名、超迈古今，自始至终，文人的寂寞都是难以排遣和疏散的。无论如何，历经千年而不衰变和褪色的豪放词都是让我们深深感怀和心潮澎湃的。
总之，东坡词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把词引入了一个新境界，开创了中国豪放词风。李方叔的为苏的祭文这样写道“道大难容，才高为累。皇天厚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文中称颂东坡的道德文章，慨叹东坡一生的不幸遭遇，书写了作者对文坛巨星陨落的哀痛心情。“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斯人已去，但他那襟怀坦荡的风骨依然不减当年的高处和气魄。

苏轼的地位和影响

一、苏轼是欧阳修之后的又一文坛领袖，也是诗文革新运动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学创作代表着北宋时期的最高成就，宋诗、宋文、宋词都在他手中达到了高峰，书法、绘画也有极高的造诣。他是在宋型文化滋养下，产生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天才与全才，在他身上，也典型地体现着宋型文化的精神。

二、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苏轼在当时的文坛即享有崇高的声誉，奖掖、团结了一批重要作家，如“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等，他们在创作上各有建树，形成了北宋中期强大的文艺阵营，为宋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 苏文在实用性、审美性、通俗性诸方面都达到了一定高度，一直被后代文人奉为典范，其政论、史论成为后世科举士子摹拟的范文；其小品文，被明代的竟陵派、公安派视为学习的标本，直到清代的袁枚、郑燮的散文，仍可找出沿袭的线索。苏诗是北宋诗坛的一座丰碑，直接影响了有宋一代的诗歌面貌；金代奉苏诗为楷模，产生了所谓的“苏诗运动”；苏诗还对明代的公安派、清代的宗宋派有重要的启迪。苏词首开豪放词风，使宋词的创作发生了重要转型，并直接为南宋的爱国词派所继承，其影响还一直波及到清代的阳羡词派。

3. 苏轼执中持平的品格，飘逸洒脱的襟怀，宠辱不惊的处世姿态，开朗幽默的“坡仙”气质，超然达观的人生态度等，共同构筑成他独具魅力的人格范式，为后人景仰、倾慕，更为深刻地影响着封建士人的精神与心态。

〖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系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