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學士的排名及首輔的確定
甄鵬
摘要：大學士是明代的核心官職。學界對大學士的排名規則以及首輔的確定缺乏深入研究。文章認為明代大學士擁有宰相的核心特征，具有宰相之實。大學士的排名遵從四個規則：排位首看加官；加官同，看殿閣；官職同，看任職先後；同時任命，看列名先後。根據這些規則，總結出了仁宗以後歷任首輔名單。明代大學士排名之嚴格，是前代以及隨後的清朝所沒有的。明朝的內閣與首輔制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
關鍵詞：大學士；首輔；內閣；宰相
大學士是明代的核心官職。學界對此官職的研究眾多，然而對明代大學士的排名規則缺乏系統、深入的研究。查閱中國知網、萬方、維普等數據庫，未檢索到對明代大學士排名規則有具體研究的文獻；檢閱相關學術著作，也未找到具體研究此問題的內容。
學人對清代大學士的排名有一定研究，例如劉洋的《清朝大學士班次問題初探》[1]。清代的大學士受到軍機大臣的挑戰，作用大大不如前代；而且，清代官場的民族因素突出，排名規則具有特殊性。相對而言，明代的大學士更重要，排名規律更具普遍性。
明清時的大學士與唐宋時的翰林學士有重要的傳承關系。翰林學士的首長是承旨，也就是說翰林學士的首長是任命制，誰擔任承旨誰就是。明代的內閣首輔不是官職，它是排名最高的大學士。《明史》雲：“以位次居首。” [2]（卷253，張至發傳）大學士的排名關系到首輔的確定。
本文以《明史》中的《宰輔年表》[2]（卷109、110，宰輔年表一、二）為主要研究對象。註意到其中存在錯誤，學界已有人進行了訂正，例如胡丹的《〈明史•宰輔年表〉校正〉》[3]。本研究結合《明史》其它內容、《明實錄》等進行了校勘。
一、 大學士是真宰相
皇帝在宰相的輔助下行使國家的最高決策權，是封建社會的普遍規律。朱元璋廢除了丞相這一官職，卻廢除不了宰相制度。逐漸發展起來的大學士，成為明代中後期的宰相。決策權包括兩部分：做決定之前的議事權和最後的決定權。最後的決定權屬於皇帝，而閣臣擁有做決定之前的議事權。閣臣、首輔常分別被稱為“輔臣”、“元輔”，閣臣輔助皇帝行使決策權在明代得到正式承認。
朱元璋廢丞相後設置大學士，作用不顯。朱棣即位後選擇閣臣參預機務。然這些閣臣品級太低，不能稱為宰相。“（宰相）具有較高的地位，起百官領袖作用。這裏的地位一般指官職。這個要素把決策層中的決策人員和秘書、輔助人員區別開來。”[4]
大學士要成為宰相，必須提高品級。最簡單的辦法是提高大學士這一官職本身的品級。仁宗朱高熾可能顧忌到朱元璋的禁令，走了一條曲線救國的道路。他在即位之初（1424年8月），分別為楊榮、金幼孜、楊士奇、黃淮加官為太常寺卿、戶部右侍郎、禮部左侍郎和通政使。這些官職都是正三品，距離正二品的尚書還有一段距離。
9月，晉升楊士奇為少保，楊榮、金幼孜為太子少保。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大學士通過加官，躍居於尚書之上。此後，大學士處於決策層、具有較高地位，具備了宰相的兩個核心要素，可稱為宰相。[4]加尚書等頭銜，品級在正二品及以上的為正宰相；加侍郎等頭銜，品級在正二品以下的為副宰相。首輔（首相）就是排名第一位的宰相。
白鋼等人認為：“它（內閣）不是最高政務機關，六部不是它的下屬，首輔並不能真正完全等同於宰相。”[5]他們片面地認為宰相僅限於行政首長。《論秦漢時期的宰相》一文己指出了這些錯誤。
大學士的官銜通常分為兩部分：學士銜和尚書、侍郎銜。這兩個官銜的連接用“兼”字。例如仁宗即位那年的8月，楊士奇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似乎他兼有兩職。實際上，大學士兼領的尚書、侍郎是虛職。如果要處理部務，應加“掌”、“判”等差遣用詞。
《仁宗實錄》記載：“（楊士奇等人）俱掌內制，不預所升職務。”[6]（仁宗實錄卷1，下）《嘉靖以來首輔傳》記載:“故事，居內閣者不當出理部事；理部事不當復與閣務。（高）拱稱掌，不言兼，當為部臣矣。”[7]（卷6，高拱傳）再如，嘉靖二十三年，吏部尚書許贊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無權，說：“何奪我吏部，使我旁睨人。”[2]（卷308，嚴嵩傳）由此可知，尚書、侍郎官不是兼官，而是加官。為了提高地位，大學士的官職上出現了第三部分——師保官（以及散官、勛官）。師保官無具體執掌，也可視為加官。
大學士所冠殿閣包括四殿二閣，分別是中極殿（舊名華蓋殿）、建極殿（舊名謹身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這些大學士都是正五品，地位較低。文華殿與太子有關，加大學士銜罕見。作為一種例外，曾有兼兩殿閣大學士者。例如景泰七年五月，陳循兼華蓋殿大學士和文淵閣大學士，高榖、王文都兼謹身殿大學士和東閣大學士。大學士的本職在翰林院。自仁宗時，大學士不再入院理事。翰林院撤銷了大學士的辦公桌，引起抗議和皇帝的幹涉。[2]（卷73，職官二）
《明史》雲：“雖居內閣，官必以尚書為尊。”[2]（卷72，職官一）大學士入文淵閣參預機務是權力所在，加官尚書和師保則大大提到了地位。此二者是大學士成為宰相的要素，缺一不可。仁宗及以後，少數閣臣沒有大學士頭銜，大學士也用作致仕加官或者死後贈官。[8]考慮到多數情況，可以將仁宗以後的大學士視為閣臣的代名詞。
二、大學士的排名規則
排名問題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大學士與其它官職的排名；第二，大學士內部之間的排名。第一個問題關系到大學士作為一個整體時的地位。朝位班次本以品級、衙門排列，井然有序。大學士地位上升後，與部臣發生了位次上的爭議。
《明史》記載：“自弘治六年二月，內宴，大學士丘濬遂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之上。其後由侍郎、詹事入閣者，班皆列六部上矣。”又載：“嘉靖以後，（大學士）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2]（卷72，職官一）這兩條記載互相矛盾。原因在於位次之爭都是個例，幾經反復。嘉靖年間正式確定內閣與錦衣衛單獨列班，居文武朝臣前。閣臣與部臣的位次之爭得到了解決。具體時間在嘉靖九年。[9]
本文重點討論大學士的內部排名問題。經過研究，發現它遵守如下規則：
第一，排位首看加官。品級高者在前，同品則按照官職和衙門次序排列。三公（太師、太傅、太保）是正一品；三孤（少師、少傅、少保），太子三師（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是從一品；太子三少（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是正二品。師保的排序為師、傅、保，六部的排序為吏、戶、禮、兵、刑、工。三孤在太子三師前，太子三少在六部前。
如嘉靖五年五月，費宏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楊一清為少師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師高於太子太傅，故宏“居一清上”[7]（卷1，費宏傳）。嘉靖十年九月，李時為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翟鑾為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時後入，以宮保官尊，反居鑾上。”[2]（卷193，李時傳）
第二，加官同，看殿閣。四殿二閣的排位自高而低依次是中極殿、建極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翰林學士低於殿閣大學士。翰林以殿閣大學士之外的頭銜進內閣須額外註明，例如“入”、“直”內閣等。
嘉靖五年七月，費宏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華蓋殿大學士高於謹身殿大學士，故費宏地位高於楊一清。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夏言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嚴嵩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夏言取代嚴嵩成為首輔。
然而，殿閣排序有時出現例外。隆慶元年四月，陳以勤為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居正為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勤官位在前，殿閣銜卻低於張居正。當兩條規則發生矛盾時，以第一條規則為準。
第三，官職同，看任職先後。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夏言、嚴嵩同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夏言任華蓋殿大學士在前，故地位高於嚴嵩。
第四，同時任命，看列名先後。“（天啟）三年正月，（朱國禎）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顧秉謙、朱延喜、魏廣微並命。閣中已有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又驟增四人，直房幾不容坐。六月，國禎還朝，秉謙、延喜以列名在後，謙居其次。” [2]（卷240，朱國禎傳）再如泰昌元年十二月，方從哲致仕，劉一燝、韓爌都是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但劉列名在前，是首輔。
此外還有一條補充原則：同時任命，看報到順序。萬歷三十五年，葉向高、李廷機同時擔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葉列名於前。按照規矩，葉向高理應排名在前。由於二人關系很好，李又比葉早報到半年，二人互相推讓。結果皇帝聽從了葉向高的意見，並贊揚他的美德。[6]（神宗實錄卷440）任命順序與報到順序兩規則發生矛盾時，原則上以前者為準，後者一般需要皇帝的特批。
三、歷任內閣首輔
按照以上規則，本文統計了自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九月大學士初兼師保之官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明亡這一時期的首輔。依次是：楊士奇(1424.9-1444.3)、楊溥(1444.3-1446.7)、曹鼐(1446.7-1449.8)、陳循(1449.8-1457.1)、徐有貞(1457.1-1457.6)、許彬(1457.6-1457.7)、李賢(1457.7-1466.3)、陳文(1466.3-1466.5)、李賢(1466.5-1466.12)、陳文(1466.12-1468.4)、彭時(1968.4-1475.3)、商輅(1475.3-1477.6)、萬安(1477.6-1487.10)、劉吉(1487.10-1492.8)、徐溥(1492.8-1498.7)、劉健(1498.7-1506.10)、李東陽(1506.10-1512.12)、楊廷和(1512.12-1515.3)、梁儲(1515.3-1517.11)、楊廷和(1517.11-1524.2)、蔣冕(1524.2-1524.5)、毛紀(1524.5-1524.7)、費宏(1524.7-1527.2)、楊一清(1527.2-1529.9)、張璁（後改名張孚敬）(1529.9-1531.7)、翟鑾(1531.7-1531.9)、李時(1531.9-1532.3)、張孚敬(1532.3-1532.8)、李時(1532.8-1533.4)、張孚敬(1533.4-1535.4)、李時(1535.4-1535.7)、費宏(1535.7-1535.10)、李時(1535.10-1538.12)、夏言(1538.12-1539.5)、顧鼎臣(1539.5)、夏言(1539.5-1541.8)、翟鑾(1541.8-1541.10)、夏言(1541.10-1542.7)、翟鑾(1542.7-1544.8)、嚴嵩(1544.8-1545.12)、夏言(1545.12-1548.1)、嚴嵩(1548.1-1562.5)、徐階(1562.5-1568.7)、李春芳(1568.7-1571.5)、高拱(1571.5-1572.6)、張居正(1572.6-1582.6)、張四維(1582.6-1583.4)、申時行(1583.4-1591.9)、王家屏(1591.9-1592.3)、趙誌臯(1592.3-1593.1)、王錫爵(1593.1-1594.5)、趙誌臯(1594.5-1601.9)、沈一貫(1601.9-1606.7)、朱賡(1606.7-1608.11)、葉向高(1608.11-1614.8)、方從哲(1614.8-1620.12)、劉一燝(1620.12-1621.10)、葉向高(1621.10-1624.7)、韓爌(1624.7-1624.11)、朱國禎(1624.11-1624.12)、顧秉謙(1624.12-1626.9)、黃立極(1626.9-1627.11)、施鳳來(1627.11-1628.3)、李國普[一](1628.3-1628.5)、來宗道(1628.5-1628.6)、李標(1628.6-1628.12)、韓爌(1628.12-1630.1)、李標(1630.1-1630.3)、成基命(1630.3-1630.9)、周延儒(1630.9-1633.6)、溫體仁(1633.6-1637.6)、張至發(1637.6-1638.4)、孔貞運(1638.4-1638.6)、劉宇亮(1638.6-1639.2)、薛國觀(1639.2-1640.6)、範復粹(1640.6-1641.5)、張四知(1641.5-1641.9)、周延儒(1641.9-1643.5)、陳演(1643.5-1644.2)、蔣德璟(1644.2-1644.3)、魏藻德(1644.3)。
天順元年正月英宗復辟，徐有貞以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高榖辭師保後為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兼東閣大學士。按照加官則徐有貞在前，按照殿閣則高榖在前，考慮到當時處於政變的非常時期，這一矛盾可以理解。按照實際情況，徐有貞自陳循充軍後當為首輔。
嘉靖五年，《宰輔年表》將楊一清排名於費宏前，有誤，理由見前文。《宰輔年表》出現錯誤的原因在於遺漏了費宏擔任過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嘉靖十二年，《宰輔年表》將方獻夫排名於李時前，有誤。嘉靖十一年八月，張孚敬致仕，《宰輔年表》記載李時的官職是“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按照《明史•李時傳》、《世宗實錄》、《首輔傳•李時傳》，當為“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與方獻夫的官職相同。《首輔傳》載：“俄而孚敬復用，時居次。” [7]（卷2，李時傳）《世宗實錄》自嘉靖十一年五月方獻夫入閣到十三年四月致仕這段時間，都將李時列於方獻夫前。由此可知，嘉靖十一年八月張孚敬致仕後李時為首輔。
萬歷三十六年十一月朱賡死，繼任首輔的應當是葉向高而不是李廷機。理由是二人官職相同，而且此前一個月李就養病不到內閣辦公，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他退休。萬歷二十六年十月至二十九年九月，趙誌臯在家養病，那麽首輔為何不是沈一貫呢？原因在於：趙誌臯官職排名於沈一貫之前，且他在養病前已繼任首輔。《明史》承認這兩種情形的不同，分別記載：“會誌臯於九月卒，一貫遂當國。” [2]（卷218，沈一貫傳）；“明年，首輔賡亦卒，次輔廷機以人言久杜門，向高遂獨相。”[2]（卷240，葉向高傳）
天啟四年，《宰輔年表》將顧秉謙排名於朱國禎前，有誤。前文已分析過。韓爌致仕後，朱國禎繼任首輔，當時內閣中地位最高的是孫承宗。然孫承宗出鎮，主要負責軍事。他一直兼任兵部尚書，其尚書銜、殿閣銜與師保銜不成比例。這可看作他不能作為首輔的標誌。
崇禎十四年，《宰輔年表》將張四知排名於謝升前，然張的官職卻低於謝。查《明史•張四知傳》，張擔任過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間當在崇禎十三年五月姚明恭罷相之前，《宰輔年表》失載。今從《崇禎實錄》，按照“範復粹、張四知、謝升” [6]（崇禎實錄卷14）的順序排列，張四知地位高於謝升。
四、分析和結論
仁宗即位以後，總計81人次出任首輔。其中有重復出任首輔的，最多的是四任首輔的李時和夏言。計有首輔61人，平均任期為3年7個月。超過十年的有：楊士奇19年6個月，嚴嵩15年8個月，萬安10年4個月，張居正10年。首輔任期較短的原因有二：皇帝頻繁地變動閣臣和首輔，例如崇禎年間；原首輔去職後新首輔尚未到職，次輔臨時接任首輔。
在內閣首輔中，加官低於正二品的只有正統年間的曹鼐和天順年間的許彬，都是以侍郎銜入閣。以翰林學士銜成為首輔的有正統年間的曹鼐、陳循，天順年間的徐有貞、許彬、李賢，成化年間的陳文、商輅。後來，除曹鼐、許彬之外的人在任首輔期間都提升為大學士。以後，內閣首輔加官為正二品及以上，本官為殿閣大學士。這標誌著閣臣地位的提升。
首輔不僅僅是排名居首的閣臣，他還擁有至關重要的票擬權。[10]然而，首輔在閣臣中不一定權力最大。例如，“時李時為首輔，政多自言出。” [2]（卷196，夏言傳）“（翟）鑾以資地居其上，權遠出（嚴）嵩下。”[2]（卷193，翟鑾傳）“階雖為首輔，而拱自以帝舊臣，數與之抗，樸復助之，階漸不能堪。” [2]（卷213，高拱傳）“及高拱再入直，淩春芳出其上，春芳不能與爭，謹自飭而已。” [2]（卷193，李春芳傳）
首輔的實際權力與與閣臣的個性以及皇帝的信任程度有關。例如，“翟鑾資序在嵩上，帝待之不如嵩。”[2]（卷308，嚴嵩傳）再如，“張居正柄國，權震主。申時行繼之，勢猶盛。王錫爵性剛負氣，人亦畏之。誌臯為首輔，年七十余，耄矣，柔而懦，為朝士所輕，詬誶四起。” [2]（卷219，趙誌臯傳）另外一個原因是,首輔僅是內閣的領班人，不是負責人。他不是其他閣臣的上級。
明代大學士的排名非常嚴格，且遵循一定的規則。這是前代以及隨後的清朝所沒有的。例如，唐、五代、宋時期的翰林學士排名主要看資歷。清代的大學士排名也主要看資歷，領班大學士則常由皇帝指定。清代的大學士自身品級極高，不需要加官來提高身份。
宰相概念的第一要素是“處於國家最高決策層”，而不一定是最高行政首長。[4]唐朝的政事堂、明朝的內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共中共政治局常委會都是典型的例子。（《人民日報海外版》的一篇文章將政治局常委會稱為“集體總統”。 [11]不準確，應為“集體宰相”。）明代的內閣制和首輔制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是中國政治制度史上精彩的一章，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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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胡鞍剛.輝煌十年,中國成功之道在哪裏[N].人民日報海外版,2012-07-03(1).
（甄鵬.明代大學士的排名及首輔的確定[J].中國石油大學勝利學院學報,2014,28(1):36-39.）
[後記]這是一篇我最重要的文章，雖然它發表在一個不知名的雜誌上。我的一些發表在CSSCI源刊上的文章，我反而認為不重要。本文充分體現了“文理結合”的優勢。有理科背景的人研究文科，思維縝密，邏輯性強。其一，先建立概念再進行分析，例如我在《論秦漢時期的宰相》中首次提出了“宰相”的科學概念；其二，善於用歸納法發現規律，例如本文。這是原稿，發表時為了保持版面的完整，略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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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字左木右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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