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三千年长夜的灯火

“山的博物馆”引出的话题

穿越三千年长夜的灯火

当刘沉香在宝莲灯的帮助下救出三圣母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那份感人肺腑的人间亲情，也依稀能在宝莲灯的的火焰中看到光明与希望。华夏三千年的灯火，照亮的不仅仅是千家万户，还照亮了一条文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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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和灯字究竟起源于何时，战国以前都还没发现名为灯的实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也未见灯、烛之类字样。西周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烛”应是最早的照明用器的记载。

“烛”：钱买不到的尊贵

“庭燎”是当时只有天子活着诸侯夜晚议事或宴饮时才会用到的礼仪，齐国功业最显赫的君主齐桓公后来竟用来招贤纳士。据说，求贤若渴的齐桓公在自己家里设了庭燎，准备有贤才来时点燃以示敬意。但持续了一年，却没人响应。这天，有个人前来求见，称自己会九九之术(古代数学的一种算法名称)。桓公问：“只会区区九九之术怎么能来见我呢?”那人回答：“我知道会九九之术自然不足以见您，您是天下贤德的君王，四方的学士都自觉见解不如您，所以即使您设了一年的庭燎也没人敢来。‘九九’是简单的本事，如果您连有这种能力的人都以礼相待，更何况那些掌握比‘九九’更深奥学问的人?”齐桓公恍然大悟，连连称是，急忙让下属点燃庭院里的火炬，用最隆重的礼仪接待了他。

如此的“庭燎招士”，不到一个月，四面八方的贤士们果然相携而至，但也必定会招致一些非议。《礼记·郊特牲》中说，齐桓公破坏礼制，春秋时僭越王权，用了一百个火把，而在当时，应该是只有周王有这样的等级待遇——天子用百，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所以，仅为诸侯的齐桓公而用百，即是一种僭越。从现有的文献上看，不知道齐桓公究竟设了多少庭燎招士，也不知道《礼记》中的这段记载是不是与这次招贤有关，不过，烛火用法在当时是一种严格的礼制毋庸置疑。

一个照明竟有这么多讲究，用的人数不同，烛火设置位置也不同，有此必要吗?有必要。因为当时大部分烛火需要人手持，其原因仍然是为了防火和防止火把熄灭，而需要的人越多，说明灯火使用者的身份越高贵。

古人对灯火啥时候点也很讲究，客人不到齐了，便不会开始宴席，也不会点灯。文献记载，假若有的客人来晚了，但是宴会还没有开始，主人则要向后来的客人介绍，坐在黑暗的房间里某个角落的是张三还是李四。在《晏子春秋》就看到这样的记载：齐国宰相晏婴与齐景公一起喝酒，天色暗了，但还没到点灯的时候，所以宫人没有掌灯，于是景公“呼具火”。大贵族还这样抠门，似乎让人难以理解，但究其原因，实际上与当时的这种火把“烛”的材质容易引起火灾，不够清洁而且很浪费人力、钱财有关。

“灯”：美轮美奂的“豆”

战国时期，河北石家庄西北面平山县有个由少数民族白狄建立的国家，叫中山国。这个国家有一位国君的墓葬被如今的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其中出土了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铜灯。它的视觉中心是一个站立的男性小人，发丝细密，嘴上髭须短密，镶有黑宝石的双目炯炯有神。小人左右手各持不同的灯盘：左手捉着一只螭龙，龙身上下各有一个灯盘，右手则擎着一盏细高柄的豆形灯，较长的灯杆上还有一只不时向下回望的小猴，似乎是怕遭到螭龙的捉弄，而警觉地观望对方的动静。假若将它们全部点燃，同时会有多个灯头，火光辉映之下，一个杂技艺人玩猴耍蛇的场面活灵活现。

战国初年，已有“灯”字。但“灯”字不是写作“燈”，而是写作“镫”。古文字材料显示，“镫”与“登”本是相互通用的字。而“登”在战国时期，实际上指的是一种在考古学上被称为“豆”的陶器。所谓豆，原本是一种带有圈足的盘状器物，有陶质、竹木质、铜质等多种质地。《尔雅·释器》里说：木质的豆叫豆，竹编的豆叫笾(bian)，而陶质的豆则叫镫。

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的灯，无沦造型如何艺术化或者夸张，装载燃料和放置灯芯的部分基本都是以豆盘的形式出现的。这一现象说明灯的出现一定与豆有关系。实际上，考古发掘已经证实，在春秋时期的陶豆中，已经出现一种在豆盘中心有一个乳突状的小凸起的陶豆。可不要小看这个小凸起，它提示我们，这一类陶豆可能已经脱离了作为蘸碟的作用，而肩负起了引领光明的使命。

但是在春秋以前，是否也有陶豆可能是被作为灯具使用的呢?按照考古学家叶小燕先生的研究，豆作为灯存在，应该“已不是原始阶段的灯了，在它们之前，灯的发明和演变已经经历了相当的时期，只是我们没有发现和未能认识罢了”。

灯具高度：中国人生活习惯改变的见证者

中科院自然研究所戴念祖先生所著的《光学史》一书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统计，统计对象是出土的西汉灯具的高度。统计结果显示，两类汉代铜豆型灯一半高度分别在10-20看、厘米、30-40厘米之间，戴先生认为，适当的灯具高度才能得到最亮的照明，这两大类灯台的高度对于汉代的跪坐与伏案而言，都是恰到好处的。

如戴先生所说，汉代的几、案、床、榻都比较矮，据史料记载，汉代饿书案一般高约30-40厘米，汉魏的独坐式小榻高度一般只有12-28厘米。灯具一般是放置在室内低矮的家具上，也可放置于地上，以适应古人席地而坐的习俗，因此汉代灯具尺度一般与人们跪坐在地上的高度大体相符。如长信宫灯高度为48厘米，置于书案上的总高度约为70余厘米，有精致的灯罩，灯光从灯罩的一侧照出，也与人们跪坐时眼睛的视线基本适宜。

在豆形灯高度总体降低的同时，宋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高挑的灯——高柄擎灯。在南宋马麟所绘的《秉烛夜游》中，就有两盏这样的灯，它有四曲足形底座，细长的灯柄，柄上托有一灯盏，盏内是高高立起的圆柱形蜡烛，被放置在庭院里的树下。河南登封城南庄宋代壁画中，也有一盏三枝高柄擎灯。它们普遍都很高，王强教授认为，应是为了适应宋元时期垂足而坐的生活习惯而形成的。

灯下生活：长夜中无法抗拒的诱惑

夜里有了灯火，生活也会因之而发生变化。商周时期的政事、战事或者祭祀活动在夜晚进行的情况越来越多。《周礼·司烜氏》说“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在当时，国之大事，就是祭祀和打仗，夜里不论打仗还是祭祀，都要灯火通明。《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公孙卿聘卫国，是“终夕于燎”，可见一夜灯火不绝。

有了灯火，人们的夜间活动开始增加，导致了春秋晚期人们用餐习俗的转变：以前人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吃丰盛的早餐，叫大食，下午吃较简单的午餐，叫小食，太阳下山不久即回家就寝。据史料记载，在战国早期，人们开始在黄昏与夜暮之间加上“暮食”时间，并逐步形成一日三餐的习俗。

有了灯火，也有了因光而有的风化问题。《毛诗·巷伯》里讲了一个有关于以灯火证清白的故事。颜叔子一个人独居，隔壁居住的是一个独身女子。有一天夜里天降大雨，女子的房被冲塌了，便上颜叔子家来避难，颜叔子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规矩，于是让自己的邻居坐在墙角，双手捧着小火把坐了一夜没有动，火快灭了就抽出自家房顶上的茅草捆在一起烧，这样不停地换火把直到天明。如此让女邻居“使执烛”——清白是清白了，未免少了点怜香惜玉之心，更有悖待客之道。

在战国到汉代时期，灯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造型上花样频出，除了常见的豆形灯之外，新出现了像小火炉一样的三足炉形灯、各种动物造型的动物形灯、像小盒子一样的奁形灯、像树一样的多枝灯、像真实人物手捧一样的人物造型灯，精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据记载西汉杂史的《西京杂记》说，汉高祖刘邦进入咸阳宫遍查秦朝的国库，“金玉珠宝不可称言，尤其惊异者，有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鳞甲皆动，焕柄若列星而盈室焉”。用玉石做成高达七尺五的龙形灯，在灯点燃后火光还会转动，像星光一样闪烁迷离，拿王家卫执导的影片《东邪西毒》里转动的灯笼与之相较，是大大地甘拜下风了。

有了这么些灯，是不是汉代的夜生活就更丰富多彩，长安城是不是也因此会变成不夜城呢?假若时光可以倒流，读者能够穿越到汉代的长安，只怕一定是失望透顶的。在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候，夜里都是实行宵禁的。所以，即便灯具再华丽、再普及，您也只能放在家里欣赏，这些错丽的花灯，并没有给夜生活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但是，改变仍然是存在的。虽然夜晚的宵禁制度使得人们不能随意外出，但是灯火的普及，仍然延长和扩大了室内活动的时间和范围。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在冬季农闲时期，妇女们会在夜晚聚集在一起纺织赚钱，而一定要聚在一起的原因则是为了共用灯盏，以节省点灯的费用，因为在西汉时，点灯对于贫民来说仍然是一件很靡费的事情。

《列女传》里有个故事更加形象地记载了灯油的贵重。一个姓徐的山东女子，冬日与邻居李姓女子一起纺线。徐家穷，每次都是用李家的灯火，时间久了，李姓女子就很生气，讥讽到：“烛数不属，请勿与夜”，明确表示不愿与她共用灯火。徐女士人穷志不穷，辩驳说：“我是没出灯油钱，可是我帮你打扫场地，而且每次纺线刺绣，我都坐在角落里，少我一个，您家的灯油也没见省下啊。”这徐女士的不卑不亢、有理有节让人敬佩，却也从侧面反映了灯火普及带来的变化，人们的生产活动由白天延长到了深夜，人地活动时间，被拉长了。

此外，在汉代，对于人夜间行为影响最大的，恐怕还得算是行灯。所谓行灯，实际上就是改良的有手持柄的简易豆形灯。由于宵禁是针对所有人而设定的法律，贵族亦不能例外，所以行灯的出现，表现了贵族们在夜间的活动已经不再局限在室内，而是有可能已经扩展至庭院中了。

不过，灯火虽然已经出现，人们的夜生活在逐渐拉长与扩展，但直到宋代以前，古人的夜仍然是室内灯影摇曳，而城市中，依然是长夜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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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灯：白昼没有的美

宫灯的出现，表明灯的作用从单纯的照明向装饰艺术品方向发展。各色美丽的宫灯渐次出现在王公贵族的庭堂廊阁上，让夜晚在灯影间更添美好的韵律；在灿烂的灯节，又让平民百姓能够穿越黑夜，投奔到辉煌的灯火下，享受白昼所没有的魅力魅力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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