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国焘、遵义会议及“另立中央”的企图

发布时间：2017-06-13 14:11:54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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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国焘、遵义会议及“另立中央”的企图

摘要：张国焘虽然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但是从张国焘的相关论述中，可以对遵义会议的发生、进程及结果做出一定的解释，对遵义会议的相关史实作出澄清。同时，也可以了解遵义会议后党内为何能成功开展对张国焘“另立中央”行径的斗争的原因做出分析。从这个角度来看，遵义会议与粉碎张国焘“另立中央”是相关的。

关键词：张国焘；遵义会议；“另立中央”

作者简介：张杰，男，1988年生，江苏扬州人，柳亚子纪念馆馆员，史学硕士。

张国焘并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但是因为当时张的地位，不可能与此会议完全无关；特别是其回忆录《我的回忆》的价值，可以了解未参加会议的中共高层的态度，遵义会议前后中共高层内部的相互关系，也可以进一步研究遵义会议召开后的相关问题。另外，遵义会议后不久，张国焘“另立中央”，但是其企图很快被击破，这个同遵义会议的召开也有内在的联系。然而，学术界对于这几者的关联研究着墨很少，几乎没有太多的研究性文字直接涉及于此。因此，这样的研究是有价值的，透过张国焘的相关著述，结合其他论著，可以进一步拓展遵义会议的研究外延，很有必要。

一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对中共早期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做出贡献。1927年7月陈独秀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训令”改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后补入瞿秋白为成员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同年7月，他受临时中共中央委托赴南昌贯彻中央决议。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

张国焘于1931年初回国。同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在米夫的操纵下，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张会后到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主持开展错误的白雀园“肃反”。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后，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

应该说，张国焘早年参与创立共产党，并担任重要职务，是中共早期历史的风云人物，也对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而在三十年代早期，无论是在鄂豫皖根据地，还是在川陕根据地，他对根据地的稳固与发展也做出了相应的贡献。只是，张国焘犯下的错误也很多，经常同中央的相关会议精神违背，同中共中央背道而驰，因而其人性格和野心决定了张最终颠沛流离的人生。张国焘虽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但是可以通过其言行，来分析会议召开前后中央高层的若干问题；而特别是之后张国焘叛党一事，也同遵义会议有极深的联系与瓜葛值得探究。

二

在张国焘事后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记述到与遵义会议相关的主要有这两条：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我们在宁羌地区接到中共中央来电，告诉我们遵义会议决议的大要。其内容是确认中共中央苏维埃运动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军事路线却犯了严重的错误，主要是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误用保卫苏区的口号，采取了保守型的军事防御策略，放弃了游击战争的优良传统，因而招致了军事上的失败。此外，这个电报还告诉我们，中央政治局增选毛泽东为委员。”[1]P204

“他（笔者注：朱德）进而说到不必过于重视遵义会议。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均都处境艰危，老毛有许多不同意见，也有正用得着的游击经验，因而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内部的争论也就平息了。……至于中央工作的检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前途究竟如何，这类政治问题，此时都无暇讨论，朱德这些话自然就是暗示我不要提到政治问题。”[1]P223

以上两段话，第一段是张国焘在宁羌地区接到中央来电，对中央来电的转述，内容基本无误；第二段话，是张国焘和中共中央会师之后，朱德对张国焘讲的话，真实性有待考证，不过朱德的这段话确实反映了遵义会议后部分参会中央领导的态度，倒是不假。

从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出这么几点：一、遵义会议最关心的议题自然是军事问题。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不得不实行转移，开始长征，但是在渡湘江的过程中损失惨重，八万红军锐减至三万。错误的军事指挥，再加上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使得红军和党中央处于生死存亡之中。不仅毛泽东、朱德这些人要求改变军事指挥，张闻天等留俄中共高层也支持。甚而至于博古也认识到军事指挥存在的问题。“遵义会议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抓住了关系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主要矛盾，反映了红军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所以开得十分顺利和成功。会上只有博古、何克全和李德坚持错误，其他与会者都支持遵义会议的决议。”[2]只解决军事问题确实对中共中央的稳定起到了很大作用。

二、政治路线基本没有涉及。不仅仅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涉及到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在张国焘与毛泽东等人会师后朱德对张国焘所讲也劝张国焘不要涉及政治路线问题。并不是毛泽东等人不愿意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极力对王明路线提出批评。关键在于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后这段时间，中央领导人多数只认为军事路线的问题，而不认为政治上有多少需要改变的。彭德怀就认为，“对王明路线，我只是在具体实践时，才被迫抵制的，认识是不深刻的。直到一九四三年冬到延安，……在学习两条路线和研究若干历史问题时，我才进一步认识两次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性”[3]P229，彭德怀所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事实上，遵义会议没解决政治路线，却意外地帮着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解决了另外一件重大事件，这在后文会有提及。

张闻天认为：“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让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4]此为中肯之言。

3、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参与组成周恩来、王稼祥军事三人组，对军事问题可作出相关决策。一般认为，这时毛泽东开始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标志，事实上，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而且，在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党内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呈现复杂态势的。张国焘转述朱德评价“老毛有许多不同意见，也有正用得着的游击经验，因而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内部的争论也就平息了”有一定合理性，至少有不少中央领导是这样认为的。当然，毛泽东的优点和特长渐渐被其它中央领导所认同，其领导地位也最终得以形成。

至于在两河口会议、松潘会议和张国焘单独组织的第四方面军会议上，张国焘提出的审查遵义会议的建议，则是其意图谋夺中央领导的尝试，即利用遵义会议未对政治路线进行批判一事作为工具，达到其目的。因此，张国焘才会以遵义会议出席代表、遵义会议流程和遵义会议决议等问题向中共中央发难，并在会议前后进行一系列活动，妄图得到对己有利的局面。所有张国焘的这些行为其实并不是特定的反映出张对遵义会议的不满，只不过是张的策略问题。从张国焘前后的言行来看，张并没有明确否定遵义会议的迹象。

三

张国焘所属部队与中共中央会合后，到张宣布取消“第二中央”止，长达一年的时间，张一直和中共中央进行博弈，以满足自己的欲求。先是张国焘要求出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未成，转而任红军总政委，而后张国焘希望增加四方面军在中央的组成人员，即9名政治局委员，最后增加了3位。最后张国焘希望挟持中央南下，达到自己目的，却不料中央急行军北上。在张国焘愈演愈烈的前提下（主要指张国焘另立中央），中央召开多次政治局会议，对张做出严厉批评。由于自身处境不佳和四方面军内部的反对声音，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再次和中央会合。

在此过程中，参与遵义会议的中央领导表现极为一致。有记载：（当中共中央北上后，陈昌浩令参谋长李特劝他们南下，毛泽东等人表示不同意后）李特立刻跳起来，大喊大叫地列举毛泽东的罪状，说毛是“逃跑主义”，放弃江西苏维埃等等。李德非常焦虑，他想李特已完全失去控制，于是他紧紧抱住了李特。李特挣扎了几下，但没有从他铁钳般的双臂里挣脱出来。5]P152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评的李德也同毛泽东等人站在一起，同张国焘分裂行径作斗争。同样，博古和张国焘也话不投机，“（1935年6月26日）晚上，（博古）与张国焘一起交还对红军政治工作的意见，由于话不投机，不欢而散”[6]P395。

换而言之，在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和红军时，无论是毛泽东、朱德，还是彭德怀，还是博古、李德，还是张闻天、王稼祥，他们实际上是站在同一战线的。正是他们的通力合作，才让张国焘的野心没得到实现。这一点相当重要，可以说是另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避免了党的分裂。反观遵义会议，没有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实际上客观也起到了党内团结的作用，不至于引发更深的危险。因此，虽然毛泽东有意在遵义会议上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以及早让党走上正轨，却因为党内同志具体情况而未成，但正因为这个巧合，促成了反对张国焘路线和维护党的团结与安全的成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在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大会上发言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是党的历史决议所下的判断和结论。因为，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粉碎张国焘对党的分裂来看，当为恰如其分之言。因而，历史是复杂的，也是让人无法捉摸的，其吊诡之处正是如此。

参考文献：

[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M].东方出版社.1998.

[2] 张世贵、尹吉成.遵义会议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的重要策略意义[J].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3).

[3]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M].人民出版社.1981.

[4]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C].1943年12月16日//曾成贵.八七会议与遵义会议比较论.江汉论坛.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