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批判

发布时间:   来源:文档文库   
字号:

微观经济学批判
地点:中央民族大学时间:200412
非常荣幸有机会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进行学术交流。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微观经济学批判”,这也是我今年四月份推出第二本著作的书名。我在三年前推出的第一本书的名字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那本书是根据我的博士论文改写的。当然,博士论文是不能起这样一个具有冲击力的题目的,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叫《资本结构相关论模型研究》。
我是在博士阶段转入经济学学科的。此前,我是学概率统计的。我对概率统计这个专业一直比较感兴趣,本科和硕士都选了这个专业。没想到的是,我的硕士导师对信息论和信息经济学的问题一直都比较感兴趣。有一天,他拿了一篇英文文献找我和我师弟,让我们看一看。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思·阿罗的一篇1971年的文章,其中提到信息的需求价格的求解问题。我的导师说,这个问题在文章中未能得到解决,而他从1988年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没想到两周后,这个拖了25年的问题就被我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解决,让我感到,原来西方的经济学大师的数学水平不过如此,凭借数学优势自己完全可以在经济学领域大有作为。恰好这时有个机会,我就转行成为了金融学专业的博士生。
我当初进入经济学界,是想发挥自己的数学特长,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注重数学工具的应用的做法来为经济学的发展拾遗补缺,作出贡献。事实上,一开始,我也的的确确是这样做的。对一些经典的金融学理论进行了一些修修补补,比如曾发表过的《西方经典货币交易需求模型述评》《“用负债比例显示企业质量”模型述评》等文章,并且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思路,研究了一些经济学问题,比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关于人民币是否符合贬值的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实证研究,比如关于经常项目下人民币汇率的最佳均衡模型的研究等等。
当时,我还没有想到要批判微观经济学,这大概也与我当时研究的经济学问题主要是金融学问题有关。相比较微观经济学而言,金融学中的意识形态成份要少一些,因此其中的荒谬成份也相对地少一些,不那么突出。
由于本科和硕士阶段的专业都不是经济学,我感到自己的底子比较薄,所以在攻读博士学位时,一方面补一些硕士阶段的核心课程,强化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另一方面,我决定看一看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在本科阶段曾经看过一些马列著作,比如《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但《资本论》我只看了二三十页就看不下去了,但我也没有坚持看下去。这大概是因为,那个时候,国内的私营企业还比较少,国有企业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现实中的情况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情况相距较远。而且,我当时的专业也不是经济学方面的,所以尽管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象我这样的读者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并提醒我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但我还是没有努力去看《资本论》。现在,由于专业转换的原因,我觉得无论如何要好好看一看《资本论》,所谓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不对比《资本论》我又怎么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到底进行了哪些发展呢?我的导师知道我在看《资本论》对我说它早就过时了,要我跟踪阅读最新的西方经济学文献。但我从25年前那个问题的解决上看到,西方经济学一些早



期的东西并未得到解决,如果基础不牢,楼盖得再高,也会轰然倒塌。于是,我还是坚持把《资本论》三卷看了一遍,而且由于我身边的一些人就在私营企业里工作,因此这次看《资本论》要相对顺利一些。
《资本论》第一卷所叙述的一百多年前的英国的事情,就发生我身边的那些私营企业里,理解起来没有任何困难。只是《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相对吃力一些,因为这两卷的内容,马克思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初稿,是几个段落、几个段落地联成的。当初,马克思是让恩格斯拿他的手稿为材料,连贯地好好写一下的。但恩格斯决定保持马克思的手稿的原貌,只做了一些连结的功夫,所以阅读起来不那么连贯,需要让思维不时的跳跃一下,显得吃力一些。
通过阅读《资本论》,我发现,现代西方经济学里非常推崇的东西,早就被马克思批得体无完肤了。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就已经过时了,而现在它不过借助了一下数学的包装,就又显得像新的一样。这样的包装,让学数学出身的我感到既亲切又可笑。正是因为现代经济学中用了大量的数学,才使得我的博士生导师考虑招我这样数学基础比较好的学生来捧金融学的饭碗,但是,在数学基本功比较扎实的我面前,这些包装就像皇帝的新衣一般。
但是,既然导师不是很喜欢《资本论》的主张,我也不想发生正面冲突。我就考虑选一个避开意识形态的选题来做博士论文,以免被迫批判西方经济学浓烈的意识形态。当时,我接触了一个称为资本结构无关论的理论。这个理论以两个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出者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的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命名,称为MM理论,是财务管理和金融学必讲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大意是,企业的价值是由其经营收入决定的,而与其资本结构即负债率无关。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打过一个比喻:“按照莫迪利安尼——米勒的意思,们可以把厂商比作一个馅饼,债券持有者和股票持有者得到不同大小的馅饼块;但是整个馅饼的大小,也就是厂商的实际价值,却完全不会受到馅饼分割方式的影响。公司的融资结构只影响由谁获得公司赚得的美元,即这个利润馅饼如何被分割以及谁承担厂商的风险,仅此而已。”
因为与当时认为资本结构与企业的市场价值之间存在一定内在关系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这个理论一提出来,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在近三十年的争论后,这一理论开始盛行于西方财务学界,并逐渐确立了它在学术界的主流地位,被视为现代理财理论的奠基之作。尽管这是一个权威的理论,但我接触后总觉得它很别扭。在我看来,尽管馅饼块看上去都一样,但利润看上去却不那么一样:同样是厂商赚得的美元,有的美元上附带着风险,有的则没有或附带的风险少一些。因此,这些美元是不同的,所以馅饼的比喻其实并不合适。我后来想到可以用部分拌有辣椒油的饭团来比喻。其中,辣椒油代表风险,怕吃辣的人代表厌恶风险的债券持有者,喜吃辣的人代表愿意承担风险以期获得高收益的股票持有者。果饭团的分配方式合适,怕吃辣的人吃到未拌有辣椒油的部分,而喜吃辣的人吃到拌有辣椒油的部分,则皆大欢喜,所有的饭团将被消费掉。但是,如果饭团的分配方式不合适,怕吃辣的人所分配到的饭团中混有拌有辣椒油的部分饭团,么,怕吃辣的人会剔除掉这些饭团,从而最终实际消费掉的饭团数量要比前一种情形来得少。因此,饭团的分配方式与实际的饭团消费量有直接的关系;同样,资本结构也与企业的实际价值存在着相应的关系,资本结构不是无关的。
但是,MM理论是经过数学论证的,它的问题在哪里呢?经过一番思考,我终于发现它的缺陷之处,那就是他们以为两个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之差是一个常数。打个比喻,MM理论要证明的结论就像是“一个人可以把自己举起来”,



而它论证的逻辑是,假定有两个你,其中的一个你当然就可以把另一个你举起来——但问题是只有一个你。
这时,有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到我们那里做讲座,他讲的正是基于MM理论的一个成果。我跟他说,MM理论是错的,他却说,MM理论错不错没关系,因为还有其它人做了补充证明。我当时就有些生气了,做学问可以这样不严谨吗?来我才知道,这是国外的“学术传统”。一个海外华人学者跟我说,他曾问过一位国外某一流经济学期刊的编辑,说某某的论文中的论证是错的,你为什么还发表?那个编辑说,他的结论是对的,推论错了不要紧,会有人给出正确的推论的。但问题是,如果一篇论文的推论是错的,凭什么认为它的结论是对的呢?
与那个编辑不同,我听了清华大学教授的那番话之后,就决定去把资本结构无关论的其它证明找出来,一一加以批驳。尽管当时我还没有见过这些证明,是既然第一个证明就不成立,那么,后面的证明同样存在不成立的可能性。这时,我想到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而无关论则强调事物之间是相互孤立的。因此,仅凭对唯物辩证法的信心,我当时就认定,所有的无关论都是错误的。那些所谓的证明在逻辑上都是不可能成立的,问题只在于尚没有发现其中的缺陷而已。进一步研究的结果自然证明了我的论断,而这些批驳的内容也就成了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但是,这篇博士论文在答辩时虽然最终通过了,但并没有得到我预想中的好评。有答辩委员认为,MM理论即使论证过程不成立,也不妨作为分析资本结构问题的基准。为了顺利通过答辩,我没有当场与其辩论,我以为这只是我当时所在的厦门大学的教授们的水平不行的问题。在我看来,既然天文学并没有把地心说作为分析天文现象的基准,为什么我们要把与地心说同样不成立的MM理论作为分析财务和金融问题的基准呢?
博士毕业后,我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做博士后,我将博士论文改写成了一本书,考虑出版社销售上的方便,给它起了一个具有冲击性的书名。我把这本书送给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些同事后,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也遭到一些人的否定。欢迎的,主要是些不甘心笼罩在权威的阴影下的年轻教员;否定的,主要是些中老年教员,尤其是中年的“海归派”。否定的意见都是在我背后散布的。传到我耳朵里的只是说我的书名没起好,但我相信北大的这些教授的看法与厦门大学的教授的看法是一样的。
这让我看到沮丧和气愤。明明是真理,却得不到赞同;明明是谬误,却得到追捧,即便是在北大,也是如此。而且这些问题并不涉及意识形态,是纯技术问题,西方经济学都没有这个大度来接受对它的批评吗?在博士后出站时,在双向选择中,我选择了离开光华管理学院。我其实是可以努力留在光华管理学院的,留下来的收入至少会是我现在在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收入的五倍,但我还是选择了离开。这一离开意味着我与西方经济学的彻底决裂,也意味着我从此可以放手批判西方经济学。事实上,离开之后,我就把我刚发表的,批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和中山大学王则柯的文章分别email给了他们本人。王则柯给我回了个表示收到的email,而张维迎什么也没有回。我并不在乎他们是否回我的email我只是想给他们一个正面反击我的机会,尽管我相信我的批判是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的,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到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后,学院安排我主讲区域经济专业研究生必修课程《高级微观经济学》这就给了我一个系统批判微观经济学的机会。如果我留在光华管理学院,这种课程是不会安排我讲的,我只能讲一些技术性的课程,如计量经



济学之类。正是在准备《高级微观经济学》课程的讲义的过程中,我完成了《微观经济学批判》一书的编写。
实际上,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一直都不乏其人。但以往的批判往往集中在其意识形态上,集中在它的假设前提上。这些批判不能说是没有力量的,也起到了相当的效果,但微观经济学却仗着数学包装的外壳,得以死而不僵。而现在,当我们运用数学的逻辑来揭破这层薄薄的外壳后,微观经济学就只能象法轮功那样,仰仗权势和迷信来维持了。
在我看来,现代西方经济学早就象法轮功一样成为邪教了。在我的书中,把现代西方经济学,称为现代庸俗经济神学,是因为在其学术体系中,一切都拘泥于神圣的基本教义,而不论这种教义是多么地违背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多么地不合逻辑。现代庸俗经济神学也像西方传统神学那样,借用数学工具给自己裹上了一层神秘的、思辨的伪装;不过,现代庸俗经济神学对数学工具的运用却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传统神学:第一个区别是,传统神学中用数学包装的地心说理论由于与现实不符而最终破产并被抛弃,而现代庸俗经济神学中用数学包装的理论即使明显地违背现实却仍然没有被抛弃,反而要指责与其神学理论不一致的现实;第二个区别是,传统神学对数学的运用在数理逻辑上是相当严密的,仅仅是因为与现实不符才不得不被抛弃;而现代庸俗经济神学中的数学运用得不仅与现实不符,它本身就不符合数理逻辑。正是这两个区别,使得现代庸俗经济神学不同于传统神学而更具有邪教的性质。
在我的书中,我主要强调运用三个逻辑的标准来批判微观经济学。这三个逻辑标准,也被我看作是划分经济科学和经济神学的逻辑标准,它们分别是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数理逻辑。按照这一划分标准,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划分结果:首先,经济科学不是一个空集,因此资本不能为所欲为;其次,经济神学中背离经济科学逻辑基础的所谓理论比比皆是,其中许多理论,包括某些主流理论,不属于经济科学这个集合。
下面,我就介绍一下我是如何运用这三个逻辑来批判微观经济学的。今天的介绍相比我的书中的内容而言,增加了几点这半年多来的新思考。首先,我们来谈谈历史逻辑。
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脱离不了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各种经济现象也具有相应的历史发展轨迹,因此,一定的经济理论,必须与相应经济现象的历史轨迹相吻合,要符合历史逻辑。
恩格斯在谈到施米特把价值规律叫做“为说明实际交换过程而提出的科学假说”时指出,“施米特直接宣称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内的价值规律是一种虚构,即使是理论上必要的虚构。但是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完全不正确的,价值规律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远比单纯的假说,——更不用说比虚构,即使是必要的虚构,——具有更重要得多、更确定得多的意义。„„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也就是说,经济科学存在着内在的历史逻辑。
历史逻辑在经济科学中的经典体现,是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令人信服地阐明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时代的商品等价交换规律在历史上是如何演化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般利润率规律的。而在此之前,等价交换规律与一般利润率规律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劳动价值理论的硬伤。现在有很多人看《资本论》只看第一卷,其实《资本论》三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把它们全部看完,就很难把握马克思完整的思想精髓。



与经济科学相反,经济神学则刻意地用违背历史逻辑的办法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本来,马克思早己指出,资本家之所以“是一个资本家,能完成对劳动的剥削过程,„„只是因为他作为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同只是作为劳动力的占有者的工人相对立。„„正是非劳动者对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使劳动者变成雇佣工人,使非劳动者变成资本家。”但是,受资本支配的经济学却无法接受这一点,于是,为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这样一个完全等同于为什么是奴隶主奴役奴隶而不是奴隶奴役奴隶主的简单问题,竟成了一个长期困扰经济神学家的重要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张维迎自认为在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导师的指导下找出了一个能够为经济神学所接受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证明”,“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能够保证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做企业家或经营者的机制;相反,如果劳动雇佣资本,则企业家或经营者市场上将会被东郭先生所充斥,也就是说,多的无能之辈将从事经营活动。”自然地,这个答案获得了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最佳论文奖,成为那里未来的研究生的一个范本。而北京大学也正在被它的领导人压迫着向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模式转变。然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这是一个严重违背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答案!我们先来看看它是如何违背历史逻辑的。这个答案首先假设人和人之间在生产活动能力上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经营决策能力上有所差别,这种差别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合作的机遇,这种合作导致“企业”的出现。而且这个答案还假定不存在任何阻碍一个个人成为企业家的制度性限制,换句话说,一个人总是可以自由地设立一家企业——这就是说,人人都至少可以做一个个体户。从于是工人们之所以不去做个体户,是因为与资本家合作能够得到更多的福利。可是,首先能力和机遇上的差别,自远古以来就有,但那时却没有出现企业。即使硬要把所有具有劳动分工特点的合作组织都称为企业,这些“企业”也不全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所以不能以此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起源。其次,如果真的假定人人都可做资本家或者个体户,那么情形又会怎样呢?美国和澳洲作为欧洲殖民地的历史,还真的给了经济神学家从实践中体会这一假定的后果的机会,克思在《资本论》里就描绘了这段历史:有位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澳洲的斯旺河去,他非常有远见,除此以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
这是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殖民地,还是一个“土地十分便宜,所有的人都自由,每个人能随意得到一块土地的地方”。在那里,“不仅劳动十分昂贵,劳动者会在自己的产品中占去很大的份额,而且不论出什么价格都很难得到结合劳动”。也就是说,劳动者之间即使在经营能力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也不是想象的那样大,而且“劳动人口很少有为资本而自我剥夺的欲望”。显然,“只要劳动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就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能为自己积累,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为此所必需的雇佣工人阶级还没有。”“在那里,大量资本即种子、牲畜和工具,由于缺乏雇佣工人而毁掉了,同时每个移民所拥有的资本并不比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多多少。”于是,当时的西方经济学家所谓的“人类把自己分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这种分法是自愿协商和结合的结果”,即“人类的大多数为了‘积累资本’而自己剥夺了自己”的鬼话,在殖民地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而现代的经济神学家,只不过是将一百多年前的“资本所有者”换成了“经营成员”,“劳动所有者”换成了“生产成员”而己。张维迎不过是用信息经济学的手段重新包装了早已破产的经济学理论而已,他的这一包装自然同样经不起历史逻辑的推敲。
事实上,早在这种殖民地历史之前,历史逻辑就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以往的“经营成员”和“生产成员”的所谓的“自愿”组合的过程就清楚了:“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初曾因被迫变成了流浪者和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作‘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动的。”这种惩罚是非常残酷和血腥的,例如,被发现流浪三次就要被处死。《资本论》中对此有大段的描述,我就不多重复了。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看看,经济神学家眼中的所谓“自愿”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微观经济学中,大家还可以看到一个先向右上方倾斜再向右上方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微观经济学的解释是,在开始阶段,工资水平提高后,由于多干活可以挣更多的钱,劳动供给增加;但工资水平上升到一定限度后,工人干一段时间的活就可以挣很多钱,于是他们对货币的需要不再迫切,而对休息,尤其是休闲的需要开始增加,从而工资再上升,劳工的供给也不会增加,甚至还有可能减少。
然而,马克思早就从西方工业社会早期的诸多事实中得出结论:“劳动价格越低,工人为了保证得到哪怕是可怜的平均工资而付出的劳动量必然越大,或者说,工作日必然越长。劳动价格的低廉在这里起了刺激劳动时间延长的作用。而且,马克思那个时代的西方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要使工人勤勉地劳动’,必须尽可能地把工人的工资减到最低限度”。而在工资难以降低的时候,就“必须用税收或任何其他办法提高那些甚至是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来迫使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每星期不间断地劳动6天。”
也就是说,在历史劳动供给曲线一开始是向右下方倾斜的,那么,这样一条历史上的曲线又怎么会变成微观经济学教材中的那条曲线呢?对于这一点,微观经济学从不解释和回答。因为要按历史的真相来回答这个问题,必然意味着鼓励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去与资产阶级斗争。而显然,资本对这种揭示会是万分深恶痛绝的。从而,在微观经济学找到解释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且有利于资本家阶级的“理论”之前,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就成为受资本力量所操纵的微观经济理论研究中的禁脔,我们也就无法从微观经济学中了解到这方面的内容。
提到历史逻辑,我不能不提一下,微观经济神学的神甫们爱讲的所谓经济学寓言。马克思在提到一个叫罗雪尔的教授声称发现,教授夫人雇用的一个女裁缝两天内提供的劳动,比她雇用的两个女裁缝一天内提供的劳动要多时指出,这位教授先生不应该在婴儿室和在没有主要人物——资本家的情况下观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而今天的微观经济神学的神甫们所犯的错误与当年的罗雪尔教授如出一辙,因此这些寓言只不过是童话而已,但它们有很强的误导能力,让人们误以为里面的荒谬观点存在某种道理。



例如,有人曾推崇张维迎讲过的一个童话,说一个种西瓜的人,年轻时生产的西瓜多于吃的,老年时要吃西瓜但没有生产能力,他不能把西瓜储存起来留到老年吃,便在自己年轻时生养子女,让子女吃自己生产的西瓜,以便老了以后自己吃子女生产的西瓜。到了有货币的时代,如果仅仅为了在年老时有西瓜吃,使没有社会保险,也无须“养儿防老”,因为他完全可以在年轻时把多余的西瓜卖掉,把钱存起来,到年老时买西瓜吃。于是,张维迎得出的结论很明确:把社会保险当做家庭保险的必要替代是没有道理的。但是,那个农民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土地,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人并不拥有生产资料,这两种生产方式又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实际上,如果那个农民只是个农业工人,随时面临没地耕种的局面,家庭保险还能保险得起来吗?即使土地是农民所有,但是自然灾害总是难以避免的,如果连续几年颗粒无收怎么办?这个例子再充分不过地说明了,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神甫们是如何地不了解现代经济社会,就在那里妄加指点。
其次,我们来谈谈现实逻辑。现实逻辑包括公平、合理和唯物辩证法。人类社会的主体几千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公平与合理,经济神学也极力为资本主义鼓吹公平与合理。但是,在“义无反顾”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经济神学中,所谓的“公平与合理”实际上更具有欺骗的性质。这是因为经济神学中的所谓“公平与合理”,都是以资本主义的现有制度为前提的。在这个制度内,由于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私有财产与工人对立,工人只有通过出卖自己,能使自己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才有可能获得维持和再生产其劳动能力的生存资料。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就等于零。于是在经济神学看来,只要资本家支付的劳动力价格大于零,就算得上是“公平与合理”的了。但是显然,现实中的“公平与合理”,是不能以资本主义的现有制度为前提的。
至于唯物辩证法,它的含义非常丰富。我在这里主要强调四点:
第一,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但经济学家却喜欢孤立地看待问题,因此提出了不少著名的无关论,其中最有名的是前面提到的MM理论。MM理论的提出者还提出了另一个著名的股利政策无关论,这个理论和科斯提出的产权配置无关论都遭到了我的批判,这些成果都已经发表,大家可以在我的主页上找到。大家登录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主页,点击学院概况和专职教师就能找到我的主页。第二,需要正确把握量变与质变的关系。经济神学家张五常曾经声称,人都是自私的。但革命先烈的自私与你张五常偷逃税款的自私,岂可同日而语?现在还有人把股份制称为公众所有制,并把它说成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但此“公”非彼“公”。在一家上亿股的公司里,持有几百股的股东与持有几千万股的股东,在各种权利方面绝对存在着的质的而不只是量的差别。
第三,自我循环论证不是证明。所谓自我循环论证,是指待论证的结论其实已经隐含在了论证前提之中。自我循环论证是经济神学的主要证明手法之一,关资本结论无关论的许多“证明”就是由此而来的。第四,经济研究中的逻辑过程要与经济事物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实际过程相一致。显然,人们只能先吃完第一口饭,才会吃到最后一口饭,但经济神学家们却不这样认为。我的书中就批判过这样的一个连锁店悖论的例子,在那个博弈论例子中,经济神学的逻辑是先假定吃到最后一口饭,再回过头来决定是否要吃第一口饭。尽管得到的结论是要吃,但如果得到的结论是不吃,那又如何解释呢?实际上,我认为博弈论的英文GameTheory,应当翻译作“儿戏论”。我们现在就来接着讨论前面提到的资本雇佣劳动的现实逻辑问题。为了让资



本家与享有剩余收入的企业家“天然”地结合起来,并排除穷人通过借贷成为企业家的可能,张维迎假定观察一个人的经营能力较之于观察他的个人财富要困难得多、成本也要高得多,以便得出“就显示经营能力而言,富人做企业家的选择比穷人做企业家选择具有更大信息量”的结论。为此,他用数学推导了一个模型。按照这个模型的结论,假如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种生产技术,该技术要求一笔数额为50的总资本,如果成功,就可以获得数额为60的收益,如果失败,则收益为零。假设市场利率为10%,市场工资标准化为零,那么一个人要想通过借钱成为企业家,就必须拥有不低于数额20.5的财富;也就是说,个人财富低于20.5的穷人不可能通过借贷成为资本家。但是,我们只要改动一下企业成功时的收益,就可以发现,经济神学家的结论意味着,越是收益好的项目,越借不到款;而收益率仅相当于市场利率的项目,却是人人争相放款的香饽饽。这一结论与现实如此相悖,我们不得不宣布它在现实逻辑上的破产。
实际上,马克思早就合乎逻辑地指出,“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也就是说,资本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与其自身的经营能力并没有什么关系。“对科学或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尤尔博士本人曾哀叹他的亲爱的、使用机器的工厂主对力学一窍不通。李比希也曾述说英国的化学工厂主对化学惊人地无知。”同样地,对经营知识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同样能够指挥企业获得利润,不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也能够指挥企业获得利润,这是因为企业的利润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而所谓资本家的“经营才能”,无外乎是能否更多地榨取本企业工人的剩余劳动,或者能否将其它企业工人的剩余劳动从他们的资本家手中瓜分过来而已。再次,我们谈一谈数理逻辑。数理逻辑是指经济科学中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马克思也曾指出,数学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
在经济科学的三大逻辑中,数理逻辑是排在最后一位的。一旦经济研究的过程违背了历史逻辑或现实逻辑,那么,再多的数理逻辑也不过是“废料进,废料出”,其结论也是不可能作为“经济科学”的内容而被接受的,至多是被归入“经济神学”。而且许多历史过程也只能通过历史逻辑来表达,无法使用数学公式,或者说数理逻辑来表达。因此,数学方式既不是表达经济规律的唯一方式,也不是可以表达所有经济规律的万能方式。
在数理逻辑方面,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能错用和滥用数学工具。在这方面,经济学犯了大量的错误。前面提到的MM理论,阿罗的信息需求价格模型等等都是这样的例子。在微观经济学中我们时常会看到求偏导数的例子。其实,求偏导数在数学中意味着两个自变量可以相互独立地变动,但在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上,自变量是存在相关性的。因此,用求偏导数来建立模型常常是不合适的。错用和滥用数学工具的例子在我的书中还有很多。因此,常常讲经济学是在糟蹋数学。
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是,在数学中,等号是没有方向性的,而经济科学中的“=”往往具有方向性。尤其是在涉及到时间的一些等式中,由于时间具有不可逆性,“=”两边的内容甚至是不可以相互交换的。这是经济科学与数学的不同之处。而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障眼法就是模糊等号的方向性。例如,在微观经济学中完全竞争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边际产品价值等于要素价格。于是,微观经济学声称,这表明要素报酬等于要素贡献,尤其是劳动的报酬与其贡献相



等,从而否认了剥削的存在。但是,等号在这里具有方向性。在这里,是要素贡献等于要素报酬,而不是要素报酬等于要素贡献。从而,有多低的要素报酬,有多低的要素贡献。于是,资本家越是压低工资,就越能贬低工人的贡献。尽管数学工具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应用存在很多局限,但我们还是应当努力去把握它,至少要掌握微积分、线性代数和概率统计学的基本内容。一方面,这些数学内容的学习有助于培养我们科学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当它与唯物主义,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相结合时,能够帮助我们透过微观经济学的数学外壳,更好地看清其荒谬和空洞的本质。罗宾逊夫人曾说过,学习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不上经济学家的当。在我看来,学习数学的目的也是为了不上经济学家的当。
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关于经济研究的两个认识上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经济研究不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可以在严格或较严格地控制各方面条件的情况下做实验,从而经济研究是不可能科学的。但是,自然科学并不是科学的同义语,而只是科学的一个真子集。
第二个误区是,经济理论的研究往往要从一些假设前提出发,而这些假设前提又与现实中的情形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因此,有人认为,经济研究的结论因而就不可能作为正确的而被接受。
产生这一认识误区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神学为了达到鱼目混珠的目的,意地“过份强调完全公式化理论体系的发展,而缺乏足够的行为假设和前提条件等的经验基础。”但是经济研究本身,却犯不着替经济神学背黑锅。
事实上,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形成时曾正确地指出,“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假如价格确实与价值相偏离,那就必须首先把前者还原为后者,就是说,把这种情况当作偶然情况撇开,这样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能在考察这个现象时,不致被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迷惑。”实际上,公认最为科学的物理研究也往往假定物体处于并不现实的真空状态之中;但只要这种假定只是便于排除不相干的从属情况的干扰而不妨碍对真正过程的研究和对真实规律的把握,这种假定就只是“一种科学的手续”,而不是对科学的否定。为了从概念上加以区分,我们把作为科学的手续的假定,称为“假设”;而把经济神学常用的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所谓假定,称为“伪设”或“虚构”。
总之,我认为,只要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不是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是表面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同时该学科的研究方法符合一定的逻辑基础,尤其是前面提出的三个逻辑标准,那么该学科就应当称为科学。而经济科学和经济神学的区别,正在于此。
由于时间关系,我的演讲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03d0ae22bcd126fff7050b5a.html

《微观经济学批判.doc》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文档为doc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