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非常道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在今年夏天，有一本书一经面世，就在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本书记取了晚清、民国，以及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后，很多历史人物的话语，描述了很多的历史片断，当然也涉及到了像左宗棠、陈独秀，以及像钱钟书这样众多的风云人物，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非常道》，而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文化学者余世存先生。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就很高兴地把这本书的作者余世存先生邀请到了现场，欢迎您，余先生。
余：谢谢。
主持人：首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余世存先生。余世存先生是在1969年的2月，出生于湖北随州，在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经做过搬家工人，看门人，中学教师，以及报社编辑等等。在1995年的时候，进入《战略与管理》做编辑，一直到执行主编，在2000年的时候呢，是离职。现在呢是在《南方窗》，《中国新闻周刊》等杂志担任专栏作家，已经出版的作品，除了刚才介绍的《非常道》，还有像《黄昏的缤纷》，以及《重见生活》等等。
主持人：现在呢，余先生，很多人都会谈起《非常道》这本书，做这本书的想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余：这个就比较早了，这个应该来讲是2000年以后的时候了，但是更早的话就可能会追踪到我的大学时代，我大学跟你们都差不多，也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就总想对别人说的话感兴趣嘛，而且就觉得为什么别人说的话很有意思，就以为别人说的话是一种普适性的，或者是一种永恒的东西，那么就总想去模仿别人的话语，那么就对别人的话语很感兴趣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最痛心的一件事就是中国近代史居然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就一直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的话语感兴趣，就基本上有这么一个脉络，然后到了五年前，就是我从<战略管理>这个时候离职之后，就是我就想，就说我能不能把那些话语再认认真真地考查一下，看看它们中间有些什么东西，然后能不能对大家有帮助，这样的话就说自己读书，做了很多读书笔记，后来发现这些读书笔记，它自己成了一个独立的主题，那么就把它拿出来，变成这么一个非常道。
主持人：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余：《非常道》这个名字，其实大家只要对汉语，或者对中国文化稍有这种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它出自于哪个地方，它就是出自于我们的中国的一个很有名的那个经典，《道德经》的第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就出自于那里面。关于道呢，它也有好多种意思，比方说道可道，道可道，那么就是说那个道应该是可以说的出来，因为道也可以做话语的意思，但是道如果做名词的话，它有可能是天地至道，它跟西方的理性可能又是两个概念，这样的话就特别有意思，它可能完全反映出我们东方人，或者我们中国文明的某种很深邃的东西，如果从话语的角度讲，比方说像西方人，他其实也说了这个意思，那个西方的学者为争《圣经》的那个有一句话，他翻译成汉语是，翻译的是太初有道，还是太初有言也是打架打来打去，其实按我们的理解，就是说其实差不多嘛，那种道也就是语言，也就是话语，我这本书呢，它是记录了完全是中国近代，近代史以来的这个人物的话语，所以它叫《非常道》。
主持人：在这本书的后记当中呢，我注意到，您还特别提到了一些人，第一位提到的就是李慎之先生，能不能谈谈李慎之先生对您的影响？
余：我跟李慎之关系非常好，但是非常可惜就是说，怎么讲呢，从他那就是说没有得到很多的东西，这是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很不幸的一件事，我自己跟他交往的无数次，他就让你觉得，你自己可能会找到同志，会不孤独，不过说实话，他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思想上的一些疑问，解决的是不够的。
主持人：回顾您早年的经历，我们看到，您还曾经做过很多其他方面的工作，诸如说，搬家工人，看门人，中学教师等等。
余：对。
主持人：那段经历对您今天还有影响吗？
余：这个影响应该是更大了，就是说那个时候，做那种打工工作的时候，你发现你就跟一个农村到北京来，或者到城市来闯天下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我从中学出来之后，也是找不到出路，那个时候就想一个人呆着，一个人做，那个时候就感觉，说实话，现在的很多大学生出来打工，还有那个农村人到城市来打工，我特别能理解他们的心理，我们的那个9亿的农民，他有百分之几十的人必须进入城市，而且应该在这个城市里面能生活下来，而且应该让他们有家的感觉，有家人的感觉，不要像那个浙江村，新疆村，他们只能自成体系，而且他们在北京打工打几年，他还是呆不住，还是要回去的，这就是我思考了一些问题。这种东西就是都是来源于当年的一些社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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