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丝绸之路的变化
“丝绸之路”是指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汉唐丝绸之路的变化，供大家参考!
“丝绸之路”是指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绸经此道西运，“丝绸之路”。这条大动脉贯通了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亚、欧、非三个大陆，导致黄河流域的中华古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印度古文明、两河流域的希腊古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古文明以及欧洲大陆的罗马古文明交流融合。也促进了佛教、袄教、基督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向东西传播，给人类文明发展史以极大的影响。因此，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的贯通，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不亚于哥伦布对新大陆的发现。
中国史籍也以“凿空”称赞张蓦开通“丝绸之路”的卓越贡献。因对匈奴战争欲结盟大月氏的需要，汉朝廷召募出使西域的使者。汉中城固人张赛应募，于武帝建元二年(元前139年)执汉节率百余人自汉长安城出发。途中为匈奴阻隔拘禁达十年之久。后乘机脱走至大苑、康居、月氏、大夏诸国。于元朔三年 )元前126年)返回长安。给正与匈奴进行军事斗争的汉朝廷提供了西域诸国的情况。元鼎二年(元前115年)汉武帝又派遣张赛率领三百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前往乌孙，成功的与乌孙结盟。张骞在乌孙又派副使至大宛、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诸国，致西域诸国始通于汉。在与匈奴多次作战胜利后，汉于河西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在玉门、阳关二关以西，沿途建烽隧亭障，戌兵屯田，并设立西域都护府，从而保持了自长安西行，经河西，出两关抵西域诸国的“丝绸之路”的安全和畅通。汉使者、商人接踵西行，大量丝帛锦绣外运。西域五十余国通使汉廷，不绝于路，各国商队也将各自的珍奇异物运至长安，汉长安城遂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商贸大都会。
汉长安城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略呈方形，四面各开三门，城垣面积达三十六平方公里。人口约达五十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最昌盛的城市。西汉王朝在长安城设立大鸿胪专门管理外交事务。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稁街设立居处各国使节的使馆区。对一些友好国家的国王，君长慕名而到长安的。往往被安置在长安南郊上林苑内的葡萄宫、平乐观等国宾馆接待。不少国家还送年青的王子到长安，学习先进的汉文化。有的回国继位后，更促进了双方的友好交往。甘露三年(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竭见汉宣帝。后来他又亲到长安迎娶“昭君出塞”。以及乌孙迎其在长安的王子回国继位，鄯善国迎其酋长自长安归国等，都举行了盛大的迎送仪式，这使长安城充满欢乐喜庆，友好祥和的氛围。
西域各国的商人，往往以各国使者的名义来长安。他们组成庞大的商队，少者百十人，多者数百人。他们带来各自国家的珍奇异物。按《汉书·西域传》载称的有“明珠、文甲、通犀、翠羽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这些珍奇异物当然是皇室享用。据《三辅黄图》卷三载称“奇华殿，在建章宫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宝，火烷布、切玉刀、巨象、大雀、狮子、宫马，充塞其中。”同书卷二载称“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案、厕宝屏风、列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以白玉作之，玛瑙石为勒，白色琉璃为鞍”多不胜举。但对致力于解除匈奴威胁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来说，最为关注的是事关国防大计的大宛“天马”。在远征大宛后，从贰师城一次就得到最健壮的汗血马数十匹，其它良马三千余匹。于太初四年(元前101 年) 回到长安。士卒受到天子丰厚的封赏。
大宛天马在长安的饲养，作为其饲养的苜蓿，也在长安郊野广为种植。作为西域来的美酒——葡萄酒原料的葡萄，也在长安上林苑随处可见。此外，原产于西域的胡桃、胡麻、胡豆、胡瓜、胡萎、胡萝卜、葱、蒜、花椒、石榴等也都先后传入长安。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
外域文化也使长安的人们耳目一新。由西域传来了箜篌、觱栗 、琵琶、胡茄、胡笛等乐器。使胡乐风糜长安。西域的舞蹈也在长安流行起来。以欧洲罗马黎轩眩人(魔术师)为代表的杂技百戏在长安演出，更使朝野倾动。这些都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汉长安城是全国的经济中心，长安九市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交易市场。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各国商人贩的珍异货物到达长安，又将大批丝绸转运回国，长安随之成为最昌盛的国际贸易市场。长安九市以东、西二市为最大，尤以东市最为繁华。西域来长安的商队，也大都居住在东市南面的稁街一带。市的四面都有围墙，每面各开二门，市内为井字形街道格局，沿街列市肆。市中心有市署等管理机构。市场内商贩云集，不只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丝绸锦绣，陶瓷器皿、铜铁制品和日用杂物。而且有来自西域的皮毛织品、珠宝玉器、珍奇异物等也琳琅满目、货品繁多且数额巨大。如一西域裘皮商店，其中仅名贵狐貂裘皮一项，即达千多张。胡商的资本也十分雄厚，一家经营毛织品的胡商，其富竟可比“千乘王侯之家”。至于经营珠宝玉器的胡商，更是资产钜万。这些珍贵新奇的舶来品，为长安豪贵富商所青睐，不惜重金购买。经考古钻探，得知东市的位置在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乡袁家堡村东一带，其范围正当汉长安城厨城门大街以西120米、横门大街以东90米处。东市东西长780米，南北650-700米，面积约0.5平方公里。从其规模看，堪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最繁盛的国际商贸市场。
西汉新莽战乱后，依靠南阳豪族集团取得政权的汉光武帝，把首都移至洛阳。但汉长安城仍被定为西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战乱纷争的时代。汉长安城也难免兵火破坏。但先后仍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以汉长安城为都。在“丝周之路”因中国国内政治动乱无暇西顾而时断时通时，汉长安城始终是中国西部地区最宏大、最重要的城市，也是集结中西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埠。另外，在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尚未开通时，由于长安地处西北、西南交通的要冲。无论传统的由长安西出关陇道，经河西出两关的“丝绸之路”或是由长安北上，出阴山道的所谓草原“丝绸之路” ，还是由长安出关陇南道，经青海抵印度的所谓唐蕃古道。以至由长安南穿秦岭，经巴蜀、永昌抵印度的所谓西南夷“丝绸之路”。都是以长安为起点的。再从史籍有明确记载的西行求法高僧的行程看如史称西行求法第一人的朱士行，于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 是自长安出发西行的。撰写《佛国记》留名青史的法显于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是自长安结伴西行的。撰写了《游行外国传》的智猛于后秦弘始六年(公元404年)也是由长安结伴西行的。在唐初由于突厥的侵扰而禁约百姓出国西行的情况下，玄奘法师于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也是秘密的自长安出发，偷渡边界的五烽后，始得抵达西域的。有明确记载的，这些不同时代的西行求法高僧，都是首途于长安，这决不只是偶然而已。汉唐丝绸之路的变化
隋唐时期，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步入鼎盛阶段。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居于当时世界文明的前列。在稳定的政治局面和雄厚的经济力量支持下，才有可能大力经营西域、扩展“丝绸之路” ，将西汉以后屡遭挫折的“丝绸之路”商业贸易推向鼎盛。
南北朝以来，战乱纷争，国势衰微。突厥、吐谷浑在西北崛起，不断入侵，寇抄丝路，造成严重的威胁。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自长安率军西巡，击溃了吐谷浑，又会见了西域二十七国君长，重新控制了河西四郡，恢复了“丝绸之路”的秩序。但隋末战乱，丝路又被阻隔。唐初在突厥威胁下，也禁约出国西行，自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经过二三十年的军事征战，先后击溃东突厥、吐谷浑、击灭高昌、薛延陀部、以至彻底击溃西突厥。唐朝廷设立龟兹、于阗、碎叶、疏勒四镇，又先后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这是唐朝廷对西域、中亚、阿姆河以南广大地区，牢固控制的军事指挥系统和行政管理系统。有效地管理和保护了“丝绸之路”使其达到有史以来最繁荣的顶点。与唐通使的国家和部族多达上百。使沿途国家和地区经济都得到发展。《资治通鉴》天宝年条称“是时中国强盛、自开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
隋唐长安城是规模浩大，气势恢弘，布局整齐的大都城，城垣面积达84平方公里，人口达百万之众。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繁盛，长安成为交通频繁、宾客辐凑，商业繁荣的国际性大都会。有来自各国的使节、学者、高僧、艺术家、留学生和商人。有大批外国人流寓侨居，贞观初仅突厥降部入居长安的就近万家。他们都受到唐朝廷的保护和礼遇。他们的上层人物，还担当重要官职，受到唐皇室的宠信。他们中最多的是商人，在长安西市经营常多达数千人。他们的下层，由于娴于驯养驼马，长于骑射狩猎，故多为长安的豪贵、富商所雇佣豢养。这在西安的唐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牵驼牵马俑、骑马狩猎俑都生动地反应了这一历史事实。他们勇武豪迈、彪悍矫健的性格特征，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些来自突厥、昭武九姓诸国、东罗马等中亚、西亚以至欧洲各地人们的奇装异服，就足以使长安人眼花缭乱、艳羡不已了。对美和新奇的追求是人之常情，尤以年青人为最，在衣着上模仿也是很自然的事。贞观时长安城内“胡着汉帽，汉着胡帽”的己很常见。贵如皇太子承乾，就好突厥语，着突厥服。到了开元前后，大唐己至极盛，长安的“胡化”也盛极一时。在衣冠服饰上尤为突出。这时男子着胡服已司空见惯。令人惊异的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束缚的妇女，也态意地追逐这一时尚潮流。《旧唐书·舆服志》就记述了从初唐到开元时，妇女服饰的巨大变化。据载唐初“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羃 ……而全身障蔽，……”。到了唐高宗永徽以后，“皆用帷帽，脱裙到颈，渐为浅露。”到开元初“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装露面，无复障蔽。……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 ，着胡服，扮男装是长安青年贵族妇女最热衷的时尚。
西域胡乐自两汉传入后，至唐初已达高峰，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整理出的十部乐一一《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和《高昌乐》，大多是西域诸国的。以钟罄等打击乐器为主的传统的雅乐，因袭规范，缺乏创造，远离生活而被社会冷遇。以管弦乐器为主的西域胡乐则风糜长安。风流天子李隆基就是善击揭鼓的高手。唐代的乐府伶工也多出于西域的音乐世家。如以善弄婆罗门见称的米国人米嘉荣家族，以琵琶闻名的曹国人曹保家族，其家族子弟在长安乐府，几与李唐一代共始终。音乐与舞蹈互不相离，西域诸国的舞蹈也风行长安。大致有软舞、健舞之分。而健舞尤以胡腾、胡旋、拓枝最为盛行。所谓“石国胡兄人见少，蹲舞榻前急如鸟”。①“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 。②从中可见舞者系西域石国人，又可能是印欧族的白种人。开元之际西域诸国多献胡旋女，玄宗深好此舞，杨贵妃、安禄山都能为胡旋。自波斯传入的打马球，更是在长安皇室贵族、御林禁军中盛行不衰。
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最早是佛教，此时唐长安城内已是塔寺林立，名僧辈出的佛教重地，佛教寺院有上百所。唐朝廷对侨居长安的外国人采取保护和礼遇的政策，对他们的宗教信仰也采取宽容和尊重的态度，准许在长安建立其宗教祠宇。因之从外域先后传入的有火袄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火袄教是波斯萨珊王朝国教。在与西市相接的醴泉、布政、崇化等坊都立有祠宇。另外在开远门北侧的普宁坊，东市旁的靖恭坊也立有祠，这些祠宇所在，当是信奉者聚居的地方。西安出土的《苏谅妻马氏墓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唐米国大首领米公(萨宝)墓志》，就是袄教信徒和教职人员的墓葬。近年在西安北郊陆续出土了北周时期的袄教萨宝的墓葬，其石质guo和榻上，都刻有袄教祭司和祭坛的场面①。说明袄教在北朝时己传入中原。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聂思脱里派，在东罗马遭到排斥后，在波期传布。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长安。敕准在长安义宁坊建祠一所。原称波斯胡寺，后为免与袄教混，而改称大秦寺。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于明末在西安出土。碑文阐述了景教流传的经过。并称景教在中国“法流十道” “寺满百城”。碑额刻有带翼天使及十字纹图案。碑侧及下部有波斯文。有人名、官职等。摩尼教大概在开元前已传入长安。安史之乱时，因借回鹘兵平叛，回绝贵族信奉摩尼教，摩尼教遂风行长安。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敕准摩尼教在长安建“大云光明寺”。后又在荆杨等州建寺。据《旧汉唐书·大食传》载，大食国于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遣使朝贡，同时将伊期兰教传入长安。是否在长安建有伊斯兰寺院。史无明载，但平安史之乱时，大食也出兵相助，不少大食人落籍长安，在他们聚居的坊里建立寺院是有可能的。
大唐朝廷对外域文化和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豁达大度的政策，充分显示鼎盛的大唐王朝博大容纳，开放自信的时代精神。
长安的商贸集中在东市 (都会市)和西市(利人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其位置东西对称，各占两坊之地。平面略呈长方形，东市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924米。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两市大小几乎相等。市周有墙，墙内有沿墙平行的街道，皆宽14米。市内南北、东西向的街道各二条，四街交叉成“井”字形，将整个市场划为九个长方形，最中间设有市署等管理机构。每方的四面均临街，排到市肆。对西市局部发掘得知，市街均宽16米，路两侧都有排水沟。临街商店规模不大，最长者不到十米，约合三间左右，最小的四米许，仅是一间的样子。特别是近日对西市北部两处十字街的发掘，道路及排水沟保存较好，东北十字街街西侧水沟上的一个石涵洞保存十分完整。从出土的大批骨料、许多半掩于地下的大水缸及大型石臼看，在店面后方有大量手工工场作坊存在。再从前中后三期的文化堆积及对路面、水沟的修筑等情况看，西市在晚唐时达到了极盛。
东西二市各有二百二十行。据日僧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纪》载称 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己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可见东市之盛。但西市较之更为繁盛。这里是胡高聚集的国际贸易市场，故又有“金市”之称。西市胡商垄断的行业主要是珠宝珍玩、香料药材，并金银玻璃制品等出自西域各地的商品。另外胡商经营邸店酒肆，还放高利贷。有的久居长安，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有的甚至勾结官员“殖货纵暴”。胡商大多资本雄厚，经营有方。《太平广记》载有胡商豪贾，曾在长安西市以“五十万买珠” “一千万买宝骨” “十万贯买武则天青泥珠”等巨额贸易的记录。由于商贸繁荣，长安巨商也有与胡商联合，与官府相结而财势炽盛的巨富大贾。如高宗时，经营丝绸的大商人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四海，四方物尽为所收……”③ “又有王元宝者，玄宗尝问其家私多少，对曰臣诸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臣绢未穷”。玄宗不禁感叹地说“联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也。④晚唐大商人王酒胡，曾纳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后朝廷欲修安国寺，敕命能舍钱一千贯者，撞钟一下。王酒胡“迳上钟楼，连打一百下，即于西市运钱十万贯入寺”。⑤
唐长安城作为国内国际的商业贸易中心，四方货物转运至长安，与水陆交通的发展不无关系。据《唐六典·卷五》载，当时全国驿站有1639所，其中“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东至宋卞，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驴驿南指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州、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⑥可见当时以长安为中心的全国水陆交通的畅通和安全。
“开远门前万里堠”⑦开远门是唐长安城的西门。这里是通向“丝绸之路”的起点。据《南部新书》载“平时开远门外立堠，上书，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人不为万里之行”。用以慰藉远行的人们。殊不知正是这种不远万里，不避险阻、勇往直前，开拓进取的精神，才使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得以安全畅通，传播着和平、友谊、繁荣和文明，为人类的文明与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而永垂史册
①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
②李端(胡腾儿)汉唐丝绸之路的变化
③陕西省考古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0年6期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市北周史君石椁墓》2004年10期
③《太平广记(点)杂录谈》
④《太平广记(点)卷483》
⑤尉迟《中期故事》
⑥《通典卷七》
⑦元稹《凉州伎》
